著书之事，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多少人梦寐以求公开出一本书，哪怕只要十万字的小册子。虽然不能用“难于上青天”来形容，但也让众多人望而却步，只有真正走完出书全程的人，才能读懂其中的甜酸苦辣。

    一位老同学，见我近十余年间一本接一本推出专著，心里十分好奇，总追问我是不是藏着什么出书的独门诀窍。我每次都坦诚相告，哪里有什么捷径妙招，很多时候连我自己回望来路，都惊叹这份不期而遇的奇缘。

    2009年初春，山间草木抽芽，处处透着温柔的春意。一日我正在办公室伏案批阅文件，桌上座机忽然叮铃铃响个不停，来电显示归属地北京，我便懒得去接。那几年，北京打来的售书推销电话络绎不绝，不少推销员花样百出，甚至冒充上级领导催订书籍。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平日里少有机会接触高层，很难分辨来电真假，每次周旋都费心费力，久而久之，大家都下意识避开北京来电，省得白费口舌来回解释。

    不曾想隔了不到半个钟头，同一电话再次打来。出于礼貌，我只好拿起听筒，电话那头的人主动自我介绍，是解放军出版社的编辑。他听闻我多年潜心收藏、研究苏区文物，热忱邀约我整理手中藏品史料编撰成书，出版相关事宜全部由他对接安排，不用作者掏钱。

    这份邀约来得猝不及防，我事先毫无心理准备，再加上和对方素未谋面，心底难免生出几分戒备，没有当场应允，只委婉回复他：“我仔细想想，再答复你。”

    不敢直接答应，是因为心存顾虑：一来无法核实这名编辑身份真伪，不敢轻易相信；二来早年踩过此种电话的坑，心有余悸。从前有个人自称央视记者，一上来便对我大加夸赞，许诺专门为我拍摄专题片，并保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我当时满心欢喜，和他畅谈半个多小时拍摄细节，对方说辞周全，听上去天衣无缝。可谈话临近尾声，他突然提出要我先行支付一笔拍摄制作的前期费用，我瞬间识破圈套，当即挂断了电话。有过这样的前车之鉴，我生怕这次又是换汤不换药的骗局。

    挂完电话，我立刻拨通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弟弟，把整件事原原本本告知于他，托付他仔细核查对方身份与邀约的真实性。

    万幸只是虚惊一场，对方身份真实可靠，这位编辑便是后来全程为我编审书稿，助力我推出《红色票证》《红色货币》《红色收藏》《红色粮票》四部红色专著的刘施昊先生。

图1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四部专著

    刘施昊是解放军出版社资深编审，上校军衔，拥有国防大学军事学硕士学位。他既有奔赴前线带兵作战的实战经历，又深耕军事出版数十年，常年牵头军事理论、红色文物、革命战史类书籍的策划编审，是国内红色收藏、苏区历史题材出版领域举足轻重的推动者。

    一身军人特有的严谨风骨，配上出版人细腻专业的素养，打过仗、通理论，熟稔近现代战争史与红色文物鉴藏体系。对待每一份书稿，他考据细致、精益求精，尊重每一位民间文史研究者的坚守，主动发掘红色收藏领域的民间创作者，让大量沉睡在民间的苏区实物史料以书籍形式永久留存，为传承苏区精神、丰富红色史学研究文献，付出了不可磨灭的心血。

    在正式动笔编撰书稿前，还有一段暖心小插曲。当年刘施昊担任解放军出版社政治理论编辑室主任，再次来电时，我心里还有一层顾虑，担心旁人非议我身在政府机关职场，却痴迷收藏、伏案写书，是“不务正业”。刘主任耐心开导，悉心点拨，告知我深耕红色文物、编撰红色典籍，是传播红色文化、赓续红色基因的善举，更是党和国家大力倡导的正能量事业。一席话打消了我所有顾虑，让我坚定了深耕苏区文物研究、编撰红色典籍的初心。那年我已五十八岁，为撰写文稿，从零开始学习电脑，以暮年之姿，笃行求知之路。

    解放军出版社作为国家级权威出版机构，素以声誉卓著、影响深远而享誉海内外，其出版品质与学术价值备受业界推崇。所出图书不仅遍藏于全国各大图书馆，更为哈佛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所珍藏。我有幸依托这一卓越平台出版著作，使那些尘封于墙缝里的苏区文物，得以跨越国界，走向世界，让苏区的红色故事被更多人看见、理解、传播。虽然稿酬微薄，所得有限，但这份传播红色历史所带来的成就感，足以慰藉初心，厚重此生。书出版之后，有友人笑言：“洪荣昌一炮打到哈佛大学。”细想之下，倒也贴切——我平生第一部著作，便远渡重洋，走进美国哈佛大学的图书馆。而这一切，完全仰仗于刘施昊先生的鼎力相助。

    刘施昊先生便是我出书路上遇见的第一位贵人。

    几十年来，我痴迷于苏区文物收藏研究。这份对苏区文物的赤诚热爱、对红色文化传播的执着坚守，让我的退休生活丰盈充实，其乐无穷。2020年，我退休八载之际，有幸被福建省龙岩市档案馆聘任为“荣誉研究馆员”。身负这份荣誉，我总想多尽一份心，为红色档案事业添砖加瓦。我把所珍藏的全部苏区文物逐一扫描存档，无偿捐赠给档案馆用作研究素材，除此之外，还琢磨着再多做些实事。

    一次，我与中共龙岩市委副秘书长兼龙岩市档案局局长、龙岩市档案馆馆长的吴寿勤先生围坐喝茶闲谈，我顺势提议联手开展红色档案专项研究，深挖苏区档案背后的故事、活化红色史料价值，吴先生当即十分赞同。我主动揽下《苏区票据考证》《苏区文献收藏撷珍》两本书的编著工作，一头扎进史料堆里梳理脉络、撰写文稿。

    两本书初稿完成后，龙岩市档案局第一时间向福建省档案局汇报，省局领导高度重视，认定这项研究是新时代档案工作创新活化红色资源的鲜活案例，随即上报至国家档案局。国家档案局也给予充分肯定，称这项工作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重要指示的实际行动。项目得到国家档案局立项资助，具体事宜由龙岩市档案馆承办，国家档案局组织专家评审验收。

图2   国家档案局立项的两本书

    得益于国家、省、市三级档案部门领导的关怀扶持，几经打磨完善，《苏区票据考证》《苏区文献收藏撷珍》于2025年5月海峡出版发行集团•鹭江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苏区票据考证》由原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亲笔作序；《苏区文献收藏撷珍》序言由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石仲泉提笔撰文。这种高规格的出版礼遇，在地方档案同类研究成果中实属罕见，令业内同仁无不赞叹钦佩。

    这是我出书路上遇见的第二位贵人。

    2021年，举国上下沉浸在建党百年的热烈氛围里，红色故事传遍大街小巷。一天我的微信新朋友申请里，跳出一个名为孙勇的联系人，通过好友聊天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主任。初识孙主任，便被他极致敬业的工作态度、谦和温润的待人风范深深打动。虽素昧平生，却倍感真切，志同道合。

    深耕学术出版的他眼光独到、立意深远，主动和我探讨，提议依托我手中的苏区实物史料，编撰一套“红色财会”系列书籍，补齐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一开始，我对这份编撰邀约满心困惑，主观认为打造“红色财会”系列专著，得核心依靠各类财政档案、会计账册文物。可我手中这类藏品储备单薄，难成体系；长久以来我收藏梳理苏区文物，也从未单独开辟财会专题，藏品品类看上去和财政金融毫不相干，觉得一头雾水。多亏孙主任细致剖析、悉心指引，我当即豁然贯通：我穷尽半生搜集的苏区钱币、各式流通票证，恰恰是中华苏维埃时代财政收支、金融运行的鲜活实物见证，是史料扎实、名实相符的红色财会票据，承载着苏区财政金融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与厚重历史印记。

    醍醐灌顶之后，我即刻梳理思路、拟写计划，向孙主任汇报了编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分铜币研究》《红军粮票研究》《红色财会与金融票据》三部专著的完整构想。孙主任听罢大加赞许，当即敲定，第一时间将三部书稿纳入出版社2022年度重点图书出版发行计划。

图3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三部专著

    三本书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分铜币研究》早在 2021年5月便由福建钱币学会内部印制过，只是没有申请正规书号，仅作为内部交流资料流通；另外两本我早已有了初稿，稍加修改打磨便能达到出版标准。

    孙主任不仅敬业尽责、谦和务实，更兼具丰富的出版经验与长远的学术眼光。看过我的初稿后，他主动提出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让民间草根的红色研究成果，跻身国家级认可的出版序列，获得官方资金扶持与学术背书。于我而言，这份认可与机遇实属难得，是毕生莫大的荣幸。我满心感念，欣然应允。

    项目推进一帆风顺，2022年3月7日，孙主任发来微信喜讯：“洪老师，我们的项目中标了！”彼时欣喜之情，难以言表，恍若置身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之地。俯首处，是泛黄斑驳的苏区票证，承载着近百年的红色薪火；抬眼间，是新时代出版事业的璀璨荣光，照亮民间红藏的深耕之路。伫立窗前，初春梧桐新芽舒展，绿意盎然。每一缕叶脉、每一寸新绿，都仿佛镌刻着九十多年前苏区财会人员伏案秉烛、精打细算的执着身影。微光的灯火，穿越岁月山河，与今日编辑部伏案校审、潜心打磨的专注目光遥相呼应，时空相融。纸页之间流转的，从来不止是鲜活铅字、规整文稿，更是两代人对苏区红色金融史料、红色财会文脉不变的敬畏与坚守。

    2023年12月，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首部著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分铜币研究》正式出版发行。该书由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周卫荣先生亲笔作序，盛赞其创下中国钱币研究史上“六个第一”的学术成就，填补了多项行业研究空白。著作问世后，迅速获得钱币收藏、学术研究领域的广泛认可与高度赞誉。国内规模最大的钱币评级鉴定机构——北京公博古钱币艺术品鉴定有限公司，更是将书中版式图谱列为行业官方鉴定评级标准，以“洪谱XX币”专属命名载入行业体系，让民间研究成果成为行业标杆。

    2026年6月，《红军粮票研究》《红色财会与金融票据》两部专著同步出版，重磅面世。一介民间普通红藏研究者，三部著作悉数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冠以国家级标识。这既是半生深耕、不负初心的最好馈赠，也是笃行不怠、终有所成的最好印证。这份殊荣，是对我最大的肯定与慰藉。

图4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LOGO

    孙主任是我出书路上遇见的第三位贵人。

    漫长的著书旅程里，还有一位青年良师值得铭记——他便是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詹亮浈先生。我与詹编辑本无交集，素不相识，亦是他主动添加微信，结缘于文字，相知于红史。

    在相识相知的漫长交流中，詹编辑提议以我珍藏的苏区文物为载体，编撰一部面向青少年的红色通俗读物，让红色文脉浸润童心，薪火相传。起初我心存顾虑，迟迟未应——我从未撰写过少儿通俗读物，担忧文章难以贴合青少年的阅读认知，无法让孩子真正读懂红色历史、感悟红色精神。

    詹编辑一番肺腑之言，如破晓之光，点醒迷茫的我，照见了多年红藏研究中被忽略的温情与温度：“洪老师，您讲述苏区故事时眼里有光，这份赤诚与热爱，就是孩子最易读懂的语言。无需刻意重构知识、降维简化，只需让历史自然发声。借一枚铜币的岁月温度、一张粮票的岁月折痕、一盏马灯的灼灼余晖，去触碰孩子纯真的心灵。少年儿童无需被动灌输历史，只需主动走进历史、感知历史、读懂历史。”一语惊醒梦中人。

    此前我与詹编辑仅有线上交流，未曾谋面。2024年初，武平县党史研究与地方志编纂办公室钟茂富先生来电告知，詹编辑专程赴武平，询问我是否方便接待。我欣然应允，满心期待。上午十时许，钟茂富陪同詹编辑登门到访。

    初见詹编辑，便觉他朝气蓬勃，风华正茂，言语清亮，眼神澄澈，待人真诚谦和。他深耕少儿红色读物编辑领域，经验丰富，见解独到。清茶闲谈间，他细致为我们梳理了少儿红色读物的创作思路、写作框架与叙事逻辑。他将新书定名为《红色传家宝》，全书控制在十万字左右，单篇叙述形式，每一篇聚焦一件经典苏区文物，以小见大，以物载史。

    他精心搭建了三段式叙事结构：开篇科普文物基础信息、用途特征与史料价值；中段深挖文物背后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尾段提炼精神内核，引导青少年汲取红色力量，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他格外强调：“文物从来不是静止的历史标本，而是鲜活的历史心跳。当孩子翻动书页、触摸文字，指尖触碰的，是九十多年前苏区大地上从未冷却的信仰温度。”

    言谈之间，他拿出同类优质少儿读物供我们参考学习，令我豁然开朗。原来少儿红色读物的创作，绝非简单的知识删减与内容简化，而是以敬畏之心重构叙事，以童真视角解读历史。每一件苏区文物皆是丈量信仰、见证初心的鲜活标尺，皆是浸润童心、传承文脉的生动载体。

    钟茂富先生就职党史方志领域多年，熟悉红色文稿创作逻辑与叙事脉络，且常年编撰红色读物，经验颇丰。他主动提议与我合著此书，分工协作，携手成事：由我负责梳理苏区文物基础概况、提炼红色精神内核，由他负责挖掘打磨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润色叙事细节，文稿成型后由詹编辑统一审稿出版。二人一拍即合，即刻分工，默契十足。

    于我而言，梳理解读苏区文物已是轻车熟路。二十年来撰写海量红藏研究文稿，积淀深厚，素材丰盈，只需稍加梳理整合、精简润色即可成型。提炼红色精神、总结传承要义，亦是常年写作的本能所思，无需费力琢磨，得心应手，水到渠成。

    承接任务后，我初选四十件（最终确定为三十三件）最具代表性、最富故事性、最能彰显苏区精神的文物素材，潜心撰写对应文稿内容。不足一周，便完成全部初稿，反复打磨润色后交付钟茂富先生。钟茂富快速补齐了每一件文物对应的红色故事，完善了文稿细节。整部《红色传家宝》文稿迅速定稿，交由詹编辑审核。编撰诸事一路顺坦，事半功倍。

图5   《红色传家宝》

    2024年5月，《红色传家宝》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成书问世后，反响热烈，口碑斐然。当年福建省中考历史试卷，便以书中“苏区布币”为素材命制8分材料分析题，引发广泛关注。一时间，红色文物与苏区故事广为传播，省内各校纷纷将《红色传家宝》列为课外必读书目，家长学子争相购书品读，掀起一股浓厚的“红色文物热”。尘封的苏区文物焕发新生，久远的红色故事广为流传。

    想想一路走来，往事历历，感慨良多。我并非专攻书艺之人，亦非史学研究之科班出身，却因机缘巧合，竟累计出版十二部专著，除两部为内部交流资料外，十部为正式公开出版物。特别幸运的是自己没有掏一分钱腰包，所有编校、印制、发行，皆由出版社及相关单位专款立项、统筹推进。成书印制精良，装帧雅致，我省心顺遂，收获满满，令不少业内专业同仁由衷赞叹，自愧不如。我之所以能事半功倍，屡有所成，一是得益于一路提携、鼎力相助的诸位贵人。二是得益于苏区红色题材自带光芒。苏区文物，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矢志民族复兴的初心使命，镌刻着革命年代人民群众铁心向党、矢志不渝的赤诚信仰，留存着无数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红色故事。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实物史料，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赓续苏区精神最为鲜活、最为珍贵的物质载体，亦是我半生笃行、终身坚守的初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