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仁道(1913－1951)：原名沈显道，安徽六安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3年，孙仁道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独山镇石婆店乡得胜桥村一个贫农家庭。幼年曾入私塾，后弃学回家务农。1929年4月秘密加入当地农民协会，开始接受革命思想；11月与本乡农协会员一道参加独山暴动，打响了六霍起义第一枪。独山暴动后，孙仁道被编入安徽红军第一游击纵队，又随第一游击纵队编入红十一军第三十三师。1930年1月30日，大年初一，红三十三师趁过春节守敌松懈，突袭并占领霍山县城，霍山因此成为皖西红军攻克的第一座县城。孙仁道也在本年度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红三十三师编为红一军第三师。在军长许继慎的率领下，红二师、三师在皖西连克金家寨、流波䃥、麻埠、独山，经郝家集、西两河口，再克霍山县城，之后南下英山，打下金家铺。8月转战鄂东北，与红一师汇合后，红一军西出平汉线，再回师连克光山、罗山、新洲。12月，红一军回师皖西，收复金家寨，再占流波䃥、麻埠、独山、叶家集。月底，取得香火岭大捷，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1931年1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3月，红四军取得双桥镇大捷，活捉敌师长岳维峻。4月，红军二次回师皖西，三占独山、麻埠，取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

    在随红军大部队转战过程中，孙仁道作为普通战士，喜欢钻研兵法，而且作战勇猛。因在一次战斗中腿部负伤，不得不回家养伤。伤愈后，他只身离家寻找部队。其后，推测其加入霍邱独立团，并担任排长。1932年5月，随皖西北独立第三师编入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1月，编入重新组建的红二十五军，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1月，孙仁道随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转战豫鄂甘陕，行程近万里。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孙仁道随红二十五军编入红十五军团和红一方面军，参加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和红军东征、西征等战役战斗。红军时期，孙仁道历任战士、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长等职。

    全面抗战爆发后，孙仁道随红十五军团编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加了平型关战斗。1938年4月，参加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年底，三四四旅先后组建独立团和特务团。1939年2月，三四四旅进入冀鲁豫地区，开展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3月，三四四旅独立团、特务团分别编为冀鲁豫支队第一、第二大队。1940年4月，冀鲁豫支队编入八路军第二纵队。孙仁道先后担任第二纵队新三旅第八团政治部主任、新二旅第四团政委。5月，黄克诚率三四四旅及新二旅南下豫皖苏地区，时任第二纵队司令员的杨得志因感到留在冀鲁豫的主力部队兵力不足，遂致电黄克诚，请求从南下部队中调回一个主力营或一个团。黄克诚考虑到冀鲁豫根据地的重要性，当即决定从新二旅中抽出战斗力最强的第四团留在冀鲁豫地区。第四团是来源于红二十五军第二二五团的红军团，被根据地军民称为“老四团”。“老四团”留下后成为二纵直属的一类主力团。

    1941年4月12日，日军主力第三十五师团、独立第一混成旅团、骑兵第四旅团突然倾巢出动，包围了驻扎在冀鲁豫沙区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二纵，二纵指挥机关突出重围后，第四团政委孙仁道泪流满面地向杨得志报告：“掩护大部队撤退的四团二营在近百倍日伪军的合击中，坚持了一天一夜，最后只有五连部分同志突围，六连、七连200多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杨得志听了，怀着沉重的心情，拍着孙仁道的肩膀说：“老孙，回去告诉大家，要很好地向六连和七连学习，要化悲痛为力量……”为了打破日军“扫荡”，杨得志决定，乘敌倾巢出动之机，绕开敌人主力，直捣他们的老窝。于是，二纵机关率领九团和独立团等北上袭击了清丰县；孙仁道则带领四团于4月18日一举攻进濮阳城，袭击了日军医院，俘敌80余人。二纵由此打破了敌人的合围，缩短了敌人原定的“扫荡”时间。

    1941年7月，“老四团”编为一一五师教导第七旅第十九团，傅春早与孙仁道继续分任团长和政委。1943年2月25日黄昏，日军骑兵第四旅团2000余人从商丘出发，兵分两路，沿着老黄河大堤南北，由东向西搜索前进。第二天拂晓，敌骑兵在其猛烈的火力掩护下，向十九团驻地梁堤头发起冲击，十九团猝不及防，慌忙抵抗，团政委孙仁道临时抓住两个连的兵力，打退了敌骑兵的多次冲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趁敌混乱之际，孙仁道率部边阻击边撤退，最终突出重围，因此这两个连损失较轻；与此同时，团长傅春早也率骑兵警通排突出了敌人的包围。但住在梁堤头的另外四个连，没能突出敌人的包围，最终被各个击破。在其后的第五军分区反“扫荡”总结会上，十九团政委孙仁道对这次战斗作了详细的汇报。会后，杨得志司令员重点抓了十九团的整编工作，以剩下的两个完整连和二十一团四个连整编为新的十九团。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底，孙仁道担任冀南军区独立第四旅旅长（政委杨树根），这是一支由衡水子弟组建的冀南军区主力野战部队。1946年6月，孙仁道调任冀鲁豫军区独立旅政委（旅长汪家道），先后参加陇海、定陶、巨金鱼、鄄南、滑县、豫北等多场大规模战役战斗。1947年5月，独立旅改为独一旅。6月21日夜，独一旅率先从阳谷县的张堂、林楼等渡口秘密渡过黄河，以掩护刘邓主力纵队渡河。独一旅渡河后，随即打响了鲁西南战役的揭幕战——鹅鸭厂战斗。随后，参加羊山集战役。7月，在万福河阻击战中，独一旅历时9昼10夜，以付出伤亡1000余人的沉重代价，先后击退敌一九九旅和整编五十八师的数十次攻击，确保了参与羊山集战役主力部队的侧翼安全。为此，刘邓首长在战后专门通令嘉奖独一旅全体官兵。

    1947年8月，冀鲁豫军区独一旅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第三十一旅。改编完成后，十一纵继续承担配合刘邓野战军主力转移的作战任务，三十一旅在旅长汪家道和政委孙仁道的率领下，集结在郓城和鄄城一线，故意拉长战线，并对高河崖地区敌军主动发起进攻，给敌造成刘邓主力欲北渡黄河的错觉。8月10日，十一纵奉命改由华东野战军指挥，在华野内部称之为王（秉章）张（霖之）纵队，以区别于原华野十一纵。1948年，“王张纵队”先后参加豫东战役和济南战役。11月，参加淮海战役。在双堆集战役中，十一纵归建中原野战军。战役期间，司令员王秉璋曾被赋予特殊权限，统一指挥东集团内的十一纵、九纵、四纵十三旅和豫皖苏独立旅。战役关键阶段，王秉璋在孙仁道陪同下，亲自深入一线，检查交通壕近迫作业和炮火部署情况。在王秉璋的指挥下，十一纵先后攻占张围子、杨四麻子等关键据点，全歼守敌“老虎团”，撕破了黄维兵团的防御体系，为最终全歼黄维兵团立下头功。战役最后，十一纵活捉黄维。

    1949年3月，中野十一纵三十一旅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第四十九师，师长汪家道，政委孙仁道。同时，中野大军南下。在经过皖西时，五兵团在六安周围休整5天。孙仁道趁机带一个警卫排匆匆忙忙回了一趟老家，看望父母。这是他自从1934年随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后，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老家探亲。随后，他立即追赶上大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十七军渡江后向南疾进，经景德镇、德兴、玉山，直取衢州。6月，部队在江西弋阳、贵溪、鹰潭一带整训，孙仁道被任命为十七军副参谋长。8月，五兵团各军派出先遣队提前向西南进军，十七军派出的先遣队四千多人由孙仁道率领，由江西进入湖南，再经湘黔边界的芷江地区进入贵州。他们一路上调查敌情、筹集粮食、布置救护站点、抢修被毁的道路和桥梁，为十七军后续大部队打通了入黔的通道。9月，十七军暂归四野指挥，参加了衡宝战役。11月，五兵团解放贵州，十七军进驻贵阳、安顺等地。  

    1950年2月，十七军军部兼安顺军分区，孙仁道兼任安顺军分区副司令员、参谋长，参加指挥剿匪、恢复生产和建立新生地方政权等工作。1950年春，贵州的剿匪形势陡然严峻起来，原国民党本已起义或投诚的部队纷纷叛变，他们与当地土匪相互勾结，致使匪患在全省范围内迅速蔓延。因此，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十七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剿匪，孙仁道也是常常奔走于指挥剿匪的路上。3月，土匪头子曹绍华率2000匪众，企图占旧州、夺粮食、攻安顺。孙仁道亲率一个警卫连赶赴旧州城外，指挥旧州粮食保卫战，一举击溃曹绍华匪众，并将旧州80万斤粮食安全运回安顺。12月，孙仁道接任安顺军分区司令员。此时，十七军的主要领导均已陆续调离或入军事院校学习，主持十七军和安顺军分区工作的重任落在了孙仁道的肩上。长时间的疲劳奔走，导致他早已积劳成疾，每每肝部疼痛，总是咬牙硬挺过去。在繁重的剿匪、建政等工作之外，他还亲自指导安顺军分区篮球队，与队员们一起训练，教授他们战术，使安顺篮球队成为当时一支著名的球队。

    至1951年夏，贵州地区的匪患基本平息，而孙仁道终于无法忍受病痛的折磨，到贵阳医院就医，诊断为肝脏硬化症（肝癌）晚期。1951年11月2日，经医治无效，孙仁道在贵阳去世，年仅38岁。1952年12月29日，贵州省军区主持安葬仪式，将孙仁道葬于遵义小龙山。此后，有关部门陆续找到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红军卫生员龙思泉等散落在遵义各地的红军遗骨，将之迁葬于小龙山，并在小龙山建立了遵义红军烈士陵园，小龙山由此也被称为红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