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毛泽东。

    2023年8月12日，笔者在于都县境内收购到几本苏区时期的纸质物件及解放初期的布告。其中一本《中国地理常识》，是笔者愿意为其花高价与其它东西一起买下来的最重要原因。因为，它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印，首部专供红军官兵阅读的自然科学读物。

    该书为36开左排本，毛边纸，除缺封面和封底外，余均完整。总42课，27幅18开插图，含注释共89页。除扉页（版权页）为铅印外，余为石印。该书于1932年12月付印，1933年8月出版，初版，印制数量一万册。扉页背面签有“廖康松记”钢笔字及内页中分别留有其8个“廖康松印”私章。

图1：屝页（版权页）

图2：目录及廖康松手迹

图3：目录及编辑大意

    从图3编辑大意中可知，该书是为改变出书前对红色战士政治教育“完全忽视自然科学的教育”现状，解决“红色战士脑筋中没有简单必须的基本科学常识”，“阻碍对政治教育的接受”问题而特意编辑的一本地理常识读物。由此可推断，该书系红军总政编辑的首部地理书籍。

    首部、初版、石印，加上书籍完整、印制精美、内容独特。还有，该书出版一个月后，蒋介石以44个师又4个旅约50万人和100架飞机开始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0余万红军官兵逐渐全部投入到“反围剿”战斗中。次年10月，8.6万红军官兵开始踏上书中描绘的“万水千山”。由此，是否还可推断：它有可能还是绝版书呢？

    说它“印制精美”，选第一课和几幅插图为证：

图4：第一课

图5：中华民国全图

图6：中国山河大势图

图7：江西省

    说它“内容独特”，本以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它只是把国统区地理教材的内容搬运过来而已。实则不然，教材除对各省自然环境、物产资源、人口经济、水陆交通状况等作描述外，还对政治、军事状况都有描述和判断。如某省地系蒋介石势力范围；某省地虽名义上系蒋介石势力范围，实则被某军阀实际控制；某省地则为少数民族或某宗教势力所控制。此外，另编写了八节课，对割让地、租借地、租界、苏维埃区域作专门讲解。

    阅读完此书，红军官兵既可认识祖国大好河山，何人所占；也能知晓各列强割让和租借了哪块地界，何为国耻；还可了解哪里有“星星之火”，正在燃烧。难怪编者把它列为“政治教育课”的教材，实则也是一部“中国政治地理常识”书。这里选取第19课、第29课和第39课为例：

图8：第十九课 陕西

图9：第二十九课 东三省（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特选此课文）

图10：第三十九课 苏维埃区域（一）

    基于上述元素，可以确认它是一部难得的、兼具史料和文物双重价值的、珍稀的红军官兵读物。

    史料记载，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是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机关，前身为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成立于1931年2月，主任毛泽东。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的总政治部，主任为王稼祥。1932年1月从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分离出来，成为单独机构，直接隶属党中央和国家领导。

    1933年4月27日，一直随第四次“反围剿”在前方行动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江西乐安县谷岗村（总政治部驻地）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时，中午遭敌机空袭，身负重伤。后由顾作霖、李富春先后代理主任职务。5月，总政治部迁回后方，驻于瑞金沙洲坝白屋子。不久，即成立红军总政治部出版发行科，贺昌、聂荣臻在总政治部任职时曾领导过出版发行工作①。这也许是为何《中国地理常识》付印于1933年12月，却到1933年8月才出版的重要原因之一。

    喜欢刨根究底的读者还会问笔者另外一个问题，即书籍里签名和加盖8个私章的廖康松是谁呢？经初步确认，廖康松系当年红军学校的一名教官，大概是今赣州于都县人。结果如何？暂无从可考。

    随该书籍一并收藏到的纸质物件中，还有一本用毛边纸装订成册的廖康松笔记本：

图11：廖康松笔记本封面

图12：廖康松笔记本内页1

图13：廖康松笔记本内页2

图14：廖康松笔记本内页3

    从前几页残缺不全的文字和后续几页的内容可知，它是廖康松自编的军事教材，而非学员笔记。很有可能还是带班主任，才需要把一天的作息时间表列出来。廖康松是军事教官，又拥有《中国地理常识》课本，说明他也是担任这门课的教员。

    红军教育是苏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1930年初，闽西红军和党组织在福建龙岩创办的闽西红军学校，是中央苏区最早创办的红军正规学校。后更名为闽西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为纪念彭湃、杨殷两烈士）。1931年冬，中革军委在此基础上结合红一方面军教导总队和红三军团随营学校，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址初设瑞金城东谢氏祠堂。萧劲光、何长工(代)、刘伯承、叶剑英先后任校长。周以栗、刘伯承(兼)、叶剑英(兼)先后任校政治委员。周以栗(兼)、刘伯坚、刘畴西、欧阳钦等先后任校政治部主任。1932年夏,该校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地址改在上阳杨氏宗祠。从开办至1933年秋，共招生6期，培养各级红军军政干部6000 余人。

图15：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旧址（上世纪六十年代，笔者有幸在此就读三年半书）

    1933年10月，该校扩编为5所学校：红军大学（又称红军郝西史大学，纪念苏联红军将领郝西史）、红军彭杨步兵学校（又称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公略步兵学校（为纪念黄公略烈士，又称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地方游击队干部学校。其中红军大学为高等军事学校，其余4所为专科军事学校②。

    廖康松是哪所学校的军事教官？如果从《中国地理常识》出版时间1933年8月，结合各学校成立时间来推断，廖康松此时应该系红军公略步兵学校的教官。因该校系1933年夏由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期学员扩编而成立的，校址设于都县城昌村小学。校长林野，政治委员先后为陈铁生、张际春、李方远，训练部长韩振纪。该校主要培养连、排干部。最后一期学员1934年10月跟随第一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踏上了“雄关漫道”。

    “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士兵识字课本”，“每个纵队内设立青年士兵学校一所”，“以政治部主任为校长，以宣传科长为教务主任。每班设一主任教员，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

    ——摘自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

    备注：

    ①《人民共和国摇篮丛书--中央苏区宣传文化建设》p12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②《中央苏区史》P970，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