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这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14年间，中国共产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举起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的大旗。

    1935年12月中共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述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央将抗日反蒋的方针转为“逼蒋抗日”。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西安临潼扣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蒋介石，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逼蒋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经中我党中央周恩来斡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1937年国、共两党形成统一战线后，国民政府将一、二、四方面军和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三个师），国民政府将南方八省游击战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个师）。国民政府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每个师编制和军需供给都加以限制。

    我的父亲老红军刘型，长征胜利后到延安抗大第二期学习，他即当学员，又当教员讲述：中国革命问题。毕业后，他到了八路军政治部敌工科任科长。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新四军只能把自己的编制向国民党政府上报规模小一点、人数少一点。八路军政治部下属的敌工科，实际是八路军敌工部。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的策略》中阐述：“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实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

    1939年7月毛泽东欢送青年学生奔赴抗日前线时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要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中心的团结。10月毛泽东写《共产党人》发刊词“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在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敌工部就是贯彻我党的统一战线，配合对敌的武装斗争。不断对日、伪军进行政治工作，宣传工作，达到消弱、瓦解敌人增强我军力量。

    一、抗战时期敌工工作情况

    刘型领导敌工部同志们深入调查研究、分析了解敌情，研究如何对日、伪军，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削弱敌军意志，瓦解敌军气势，使伪军反正，增加我军力量。

    1939年刘型写出了《日军的政治情况之检讨》、《争取伪军反正的几点意见》、《把敌军工作扩展成战区民众运动》和《八路军两年来敌军政治工作总结》，发表于《八路军军政》杂志上，文中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经验、提出应注意问题、对敌工工作有指导意义。

    1.对日军情况分析

    在《日军的政治情况之检讨》中分析到：“日本军队无灵魂”，是说日军的主体——日本士兵，没有自己意志、思想和目的，它不是为自己和日本大多数人民利益作战，而是被强迫、被麻醉去作阶级敌人工具。

    日本军阀以神道麻醉士兵；鼓励武士道精神；煽惑狭隘民族成见，说“亚洲是日本人的亚洲”；以天皇为号召，军队是“皇军”，一切都是天皇意志；进行“反共”教育，“反共圣战”作为灭亡中国代名词。

    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全国各族人民持久地、奋起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破灭，他们兵源紧张，军队主要成分，除农民外，还有工人、小商贩、大学生、中学生等，小商贩和学生们对政治有兴趣，恨日本社会不公。由于持久战争，底层人民和学生们，产生了厌战、反战情绪，他们多次哗变、暴动，被日本军国主义残酷地镇压下去。

    中国抗日统一战线，不仅在国内，也延伸到日本和一切被日寇侵略国家。日本共产党制定反战纲领，向侵华日军士兵宣传。敌工部配合对日武装斗争，对敌加强政治、宣传工作、瓦解敌军、鼓舞我军的斗志！

    2.对伪军情况分析

    在《争取伪军反正的几点意见》中分析：伪军虽辅助日寇，不应把伪军与日军一样看待，大多数是被迫参加伪军，不愿意残杀自己同胞，我们有正确政策，大批伪军可以争取过来。

    不管他是官长还是士兵，只要他是中国人都耐心争取。在民族存亡之秋每个中国人，除了少数死心塌地大汉奸外，都不愿意过奴颜婢膝的亡国奴生活，都有抗日要求，能争取伪军反正。

    伪蒙军也一样，蒙族也是中国人，今天不论那个民族，都同样遭受亡国灭种命运。只有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把敌人赶出国土，才能解放自己。

    对伪军政治上争取，军事上要打击，对那些真正媚敌求荣、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进行斗争。军事上打击越成功，越能促使伪军中觉醒分子带动伪军反正，参加抗日。

    二、把敌工工作做成群众运动

    八路军以延安为中心，辐射到各战区，把敌工工作发展成战区广大民众群众运动。

    师以上政治部设敌军工作部。

    旅团政治机关设敌工科、股，连队设敌军工作者，以不脱离军职战士5——7人组成，负责对敌军各项工作。

    民众团体也选出敌军工作委员会，将全体军、民动员起来共同对敌军进行政治宣传、瓦解工作。

    延安敌工部组织各类学习班，使大家掌握对敌、对俘虏、对家属政策、策略，并组织大家学习日语。

    回各个战区后大家共同写标语、发传单、喊口号，宣传、瓦解、组织、策划伪军反正。

    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家联合起来打日本。”，“不要听日本强盗的欺骗来杀自己的同胞。”、“不替日本强盗当炮灰。”，“打到汉奸”、“打到汉奸政府”、“誓死不当亡国奴！”、“打回老家去，收复华北、东北失地。”、“蒙人不打汉人，汉人不打蒙人，大家联合起来打日本。”、“调转枪头打日本，这才是蒙、汉人民的唯一出路。”等等。

    无论哪个部队战士们都能用日语喊出：“日本士兵们！弃枪不杀你。”，“日本士兵们！请归来，优待你们。”、“日本士兵们！我们是弟兄呀！”、“日本士兵们！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军阀。”，“日本士兵们！打到日本军阀！”还有播放日本歌曲等。

    在延安敌工部领导下，各战区党、政、民组织都积极参与到对敌的“宣传战”、“思想战”，建立中国与日本人民及朝鲜等被压迫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寇的侵略战争。

    毛主席讲：“我们的胜利，不单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三、抗战统一战线，瓦解敌人，巩固根据地，发挥了巨大作用。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建立中日二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斗争”。

    战斗中缴获的日军士兵日记中记着：“每汽车行进中，在左方附近，看见‘要求回国去’的传单，我很秘密的把这件事放在心里……”。

    甚至有日本兵尸体上藏有八路军所发通行证；

    有的将我们的传单，全部抄在日记中；

    有一个日本兵日记中记载着：“在各地都满散着共产军（？）告日本士兵书和日本共产党的通告等的传单。”；

    这些宣传以及释放俘虏等都使敌军情绪降低，引起了日军的动摇和军阀的恐慌。

    1938年2月日军121师团山内旅团一营，开抵吴淞口时拒绝登陆；敌第三团由南京开往江北时，一部分拒绝赴前线相继哗变；

    驻苏州二千余人全部哗变等，还有许多哗变和投诚的；在敌军内部发现两种反战宣传单。

    驻武汉刘家庙数千名日军，枪杀多名高级将领，突然哗变，日军酋田龙立即派飞机轰炸、派海军陆战队围歼，杀死七、八百名哗变士兵。驻武汉200多名日军，反对开赴南浔线增援参战，突然哗变，与镇压之敌开战，双方损失惨重，终被镇压下去。

    驻晋西的野村连队全部哗变，日军杀了少佐6名、大尉9名将哗变镇压下去。

    日本士兵厌战情绪自发哗变，但他们没有组织、易被镇压，这反映出敌军内部矛盾无法解决。八路军、新四军就更加积极地、大规模、有组织开展对日、伪军反战宣传，削弱瓦解敌军、鼓舞我军斗志！

    1.日本八路

    在中国日侨成立了反战同盟。华北日本士兵成立了觉醒联盟达1000余人。

    1937年9月八路军首战平型关没有抓到一个日本俘虏，11月八路军在山西昔阳县设下埋伏，115师343旅686团对敌人辎重部队发起了猛攻，日兵仓皇逃窜，几个残兵躲在广阳村一个院子里，陈士榘（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向里面喊话：“缴枪不杀，款待日本俘虏！”，不见敌人出来投降，陈士渠冲进院子里，夺下鬼子枪和大刀，活捉了日本20师团79联队辎重兵军曹（军官）加藤辛夫，这是八路军第一次活捉日军俘虏，大大鼓舞我军士气！到1940年就有日本士兵主动投诚。

    电视剧《亮剑》独立团击溃山崎大队，政委赵刚对李云龙说：“抓住几个日军俘虏送到延安就能立大功。”我军尽量生俘日军战俘而不处死，对战俘说：“我们不杀你！”，“我们的兄弟！”

    1941年毛主席特批在延安建起教育改造日军战俘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林哲任校长（他是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主要领导野坂参三。）1940年3月19岁的野坂参三秘密到延安，穿上八路军装，中文名字“林哲”，协助中共开展对日本战俘教育、改造工作。

    1941年5月15日，有两千多人参加“日本工农学校”开学典礼，会场悬挂毛主席和日共领袖片山潜肖像，毛主席、朱德给学校题词，朱德到会祝贺。

    开始被俘日兵不习惯，背着严重思想包袱，恐惧不安。学校里有文化课、可在图书室阅读日本书报、可打棒球、可排练歌舞等业余活动，学员们还有八路军连长级别的津贴。

    教师是留日的中共高级干部，学校还教唱日语歌。延安广播电台每周两次用日语播学员稿子。

    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罪行揭露、对各国人民对：和平、民主、土地、八小时工作的人权要求、对日本国内军阀政府对底层人民压榨，一件一件事实揭露出来，“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们逐步破除了神国观念和武士道精神，出现强烈反战情绪，准备为自己犯罪行赎罪。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从最初11人发展至300多人，该校毕业学员奔向共产党各战场，建了晋西北分校、山东分校、华中分校。这些学员都成为八路军敌工干部，被称为“日本八路”，他们在战场上对日军喊话：不杀俘虏、不虐待俘虏、留去自由。同八路军、新四军并肩作战，争取日军士兵投诚。

    新四军部队有个日军战俘贺川正夫，和新四军干部同吃同住，没人监控他不逃走，他说：逃走太危险，中国农民捉住要杀，日军宪兵审查还要杀，还是在新四军里安全。

    这些“日本八路”除了宣传反战，还发挥特长，有任军事教官、有负责枪械维修，有直接参战的，日本共产党员宫川英男就是著名日籍抗日烈士，日军高级军医佐藤猛夫成了八路军野战医院院长，被誉为“日本白求恩”。1941年10月26日，在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大会上，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集体宣誓参加八路军!

    “日本八路军”向日军进行反战宣传，使日本士兵厌战、反战、消弱瓦解日军战斗力。

    战争结束后，这些“日本八路”回国后组成了和平反战组织“椰子会”，不顾日本右翼威胁坚持演讲、作报告，对外揭露日本当年侵华罪恶，是日本社会中的和平种子。
2015年9月3日，“日本八路”、“椰子会”第三任会长小林宽澄先生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出席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2019年初最后一个“日本八路”小林宽澄先生离世。

    二战时德军、日军甚至盟军无不建立战俘集中营，他们虐待战俘，甚至枪杀战俘，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成立战俘学校，成功改造这些战俘化敌为友。“日本八路”经历思想巨变，涅槃新生，毅然调转枪口，反对日本侵略战争，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日本工农学校”也成为国际战俘史上奇迹。

    2.伪军反正

    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严重关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带领全国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日寇利用伪军采取“以华制华”政策，侵略我国。伪军中许多人并不想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我军做了大量瓦解工作，伪军有三次起义产生了极大影响。

    1.通州伪保安队起义

    1935年5月冀东被划为非军事区。河北省征兵一万多人，成立冀东保安队驻扎在通县。11月汉奸殷汝耕将保安队变为伪军，士兵极为不满。

    l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27日凌晨日军向驻守在通州附近的29军143师一个营突发进攻，29军官兵奋力反击，杀伤日军一百多人后撤退。通州伪军保安队，没有执行日军命令，只对空鸣枪，放走29军部队。上午9时日军报复保安队，派12架飞机狂轰滥炸保安队营地，保安队10余人伤亡，保安队官兵义愤填膺，队长张庆余、张砚田和沈维干秘密集合，决定28日夜12时举行保安队武装起义。一路由张庆余率领，攻打日军守备队、特务机关和弹药库，他们抱着将爆炸的汽油桶冲进了日军营地，全歼日寇300余人。另一路张砚田带领攻打冀东伪政府，很快占领了伪政府。

    这次起义共歼灭日军及日特500余人。日特首领细木繁大佐、第一总队日本顾问渡边少佐、教育厅顾问竹腾茂、宪兵队长何田、通县顾问申茂及冀东银行行长等均被击毙。捣毁日伪组织各机关，烧毁了日军守备队火药库。

    驻顺义保安队苏连章团根据张庆余的指示，也举行了起义，歼灭日军二百余人，与通州起义队伍会合。

    29日中午，日军派飞机20余架轮番对通州城轰炸，起义部队伤亡很大，摆脱日军围追，又遭国民党军孙殿英部截击，被孙部缴械，徒手步行到保定集合后，强烈请求孙殿英发还武器，决心赴前线为国杀敌。

    通州保安队起义轰动全国，还带动顺义保安队起义，这不仅给日本侵略者当头一棒，还宣告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垮台。

    2.伪空军第三飞行队起义

    1939年10月伪满洲国空军第三飞行队成立，驻防在哈尔滨南郊王岗。全飞行队两个连共有156人，日本人及飞行员59人，伪军97人。伪军官兵大多是从农村抓来的青年，他们在飞行队吃不饱、穿不暖，还经常挨打受骂，非常痛恨日军。

    1940年春节，第二连士兵刘远泰，回双城探家，途中哈尔滨地下党市委书记张瑞麟与他交了朋友，张瑞麟带领山林队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12支队，支队长林徐泽民决定，让刘去哈尔滨联络，策动伪军第三飞行队哗变起义。

    12月刘远泰与第三飞行队班长苏贵祥联系，苏的哥哥被日军活活打死，他非常仇恨日寇。他秘密串联了2个连的9个同乡好友，再发展其他人，准备起义。

    定在1月4日利用新年日本人和大部分军官回哈尔滨休假时举事，由苏贵祥任起义总指挥。晚8时苏下令各小组开始行动，迅速砸开武器库，取出机枪2挺、三八式步枪120支、子弹12箱。杜云发带2名士兵打开被服库，搬出军服、棉衣等物资。陈裕民从车库开出汽车，装上武器、弹药、军服待命。晚9时，苏带5人迅速摸进值日军官室，将睡梦中6名伪军官击毙。

    一连士兵也参加起义，击毙了山浦、高本2名日本军官、9名伪军、打伤1人。84名起义士兵在门口集合，决心跟随苏贵祥参加抗联打鬼子！

    6日日军获得消息，马上派1000多人围追，战斗持续到下午5时，共打死打伤日伪军300余人，起义人员牺牲30人，45人被俘。只有少数几个人冲出重围，伪空军第三飞行队起义被镇压。

    起义虽败了，但是打击了日寇嚣张气焰，伪军中点燃了不愿做亡国奴的决心。抗日烈士永垂不朽！

    3.刘公岛汪伪海军起义

    1940年汪伪海军在刘公岛设司令部、“华北威海卫海军学校”（练兵营）、日本实际控制着威海卫港军政大权。

    练兵营里，日本人对新学员十分苛刻，有一点毛病，就挨打、受骂。练兵营卫兵队队长郑道济和教练班长毕昆山，能和学员们打成一片，爱护新学员。学员们的生活很苦，每顿饭都是黑馒头、窝窝头、咸菜和菜汤，还吃不饱。而日本人和伪军官们吃大米白面，他们根本不管学员们的生死，对学员实行法西斯式统治，伪海军士兵们产生强烈反抗情绪。

    1944年7月，卫兵队队长郑道济和教练班长毕昆山、连城、李仁德、刘国璋等人秘意起义，定在1944年11月5日（星期日）。这一天防备松懈可以出岛游玩。当天有20几人离岛到威海卫城里游玩。下午1时半左右，郑道济等人到练兵营召集学员们讲话，他说现在各地抗日武装正在组织反攻。大家都受够了日本人的压迫，我们要拿起武器为父老兄弟报仇，杀出刘公岛！郑道济将起义人员分成三个突击队分头行动。

    为了对付即将从威海卫返回的日伪军官，连城带人埋伏在栈桥附近，用两挺轻机枪瞄准栈桥。下午五时半左右，从威海卫开回来交通艇“日生利”号靠岸，艇上7名日军和十几名伪军官下艇后走上栈桥，十几名起义士兵跟随其后。前面的日军快到栈桥末端时，连城突然开枪，发出了起义动手信号，跟在日军和伪军官后面的起义士兵们纷纷举枪射击，没有被打死的日、伪军官企图逃跑，也被埋伏在栈桥附近起义士兵开枪打死。

    起义部队共击毙日军17人，伪军近20人，岛上的日伪军被全歼，起义人员无一伤亡，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几只船舰。晚上起义部队600余人带着战利品分乘“同春”号、“日生利”号等舰，离开刘公岛，驶向八路军控制的牟平县。第二天清晨，起义部队在双岛港西海岸弃船登陆。八路军东海军分区敌工股长辛冠吾接见了起义部队代表连城。辛冠吾说：“你们在刘公岛杀掉了鬼子和汉奸，出来抗日，干得好啊！我们非常敬佩你们这种英勇行动。”

    刘公岛汪伪海军起义参加八路军的消息，传遍国内外。延安新华社播发了题为“刘公岛伪海军六百人反正”的消息。美国旧金山电台也转发了这一消息。这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起到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几天后，驻守在龙须岛的伪海军60多名官兵也举行了起义参加八路军。

    1944年11月22日，东海军分区把起义部队编为“山东胶东军区海军支队”，郑道济为支队长，下辖4个中队，毕昆山和连城都被任命为中队长。这是八路军第一支海军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海军部队。

    “海军支队”成立后，胶东军区对其进行了整编，在每个中队中配政治指导员，《林海雪原》作者曲波，就是第四中队指导员。著名战斗英雄杨子荣则是第三中队一名班长。《林海雪原》这部小说，就是以“海军支队”作为原型，而生动地描写出许多生龙活虎的战斗英雄们！胶东军区还从各主力团抽调100余名有作战经验的党员战士，充实到“海军支队”，作为政治骨干和战斗骨干。

    解放战争后，刘公岛起义人员陆续调到海军，被分配到舰上或领导机关工作。我国现在有了强大海军部队，正是由“海军支队”的诞生，而逐步发展、壮大的，他们为建设中国人民自己的海军做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曾说：“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依靠贫雇农，紧紧地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中等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利益，不杀俘虏官兵，这个天下我们就可以得到。有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就有胜利。我们的势力越大，胜利的把握就越大，这是很硬的道理。”

    在1937年淞沪战役后，毛主席根据当时的形势，制定了我党武装力量以游击战为主，建立敌后根据地，打击敌人，壮大自己。共产党领导的8个抗日根据地：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湘鄂和东江根据地，不断地将各抗日根据地轰轰烈烈的战斗形势和伪军反正战报，汇报到延安。

    1939年刘型在延安时期写的《日军的政治情况之检讨》，《争取伪军反正的几点意见》等文章中作出了当年对伪军反正工作总结。

    1938年1——12月：
    华北伪军反正58次；
    华中伪军反正5次；
    东北伪军反正6次；

    1938年全年，华北、华中、东北地区，在伪军中共发动了69次反正（含伪蒙军反正14次、伪满军反正7次），人数达到：87763人。

    1939年1——4月份：
    华北伪军反正47次；
    华中伪军反正16次；

    在华中、华北地区，就发生了伪军反正共63次（含伪蒙军反正6次），反正人数达到：47716人。

    总计，从1938年1月——1939年4月：

    16个月内，伪军反正共达132次，反正人数共达：135479名。

    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将大批伪军，争取到抗日队伍中来，没有用战争方法，不费一粒子弹，而是用民族认同感，用政治攻势、宣传攻势、策反攻势、深入细致思想工作、策划、组织、发动伪军反正工作，全军上下齐努力，在1年另4个月内发动132次反正，十三万五千多人，带来枪支、弹药及各式武器，投奔到抗日洪流中来，如果一万人是一个军的话，相当于我们消灭了伪军13个军，我们扩充了八路军13个军，敌我双方力量的差距达到26个军，我们消弱了敌人力量同时扩大了抗日的力量，达到了双倍效果。突破了日本军国主义“以华治华”的策略。

    四、由延安辐射到了亚州，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为抗战胜利，我党促成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致力于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广泛的国内外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我党积极地进行东方各国、各民族反日同盟宣传、组织工作。

    1941年9月21日，党中央委托朱德召集在延安的东方民族友人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20多个国际国内团体，出席人员包括日本、印度、朝鲜、越南、泰国、台湾、蒙族、回族、藏族等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代表。

    座谈会上，朱德提议：“在延安各民族友人首先团结起来，组成一个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

    越南代表梁金生发言建议：最近在延安召集各民族代表大会，产生出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以便经常负担起：

    （一）指导东方各民族的斗争；
    （二）报告东方各民族的革命运动；
    （三）搜集东方各民族的一切材料；
    （四）进行东方各民族的相互联络等。

    座谈会最后决定筹备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

    1941年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正式开幕。来自国内外的日本、印度、荷属东印度、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台湾以及犹太、蒙、回、藏、彝、苗、满、汉等18个民族130余位代表，受到会场上2000多名各机关、团体、学校与会者热烈欢迎。

    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朱德、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戴高乐等33人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并推选朱德等37人组成大会主席团。

    大会主席团主席、荷属东印度的代表阿里阿罕在开幕词中明确指出：“今天代表大会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讨论反法西斯的，特别是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方法和策略问题”，“大会的责任在于讨论怎样团结统一东方各民族、各国家、各党派、各阶级、各宗教团体，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反日统一力量。”

    在开幕式上，延安日本工农学校35位日本学员登台集体宣誓加入八路军，他们表示“愿意在英明的朱彭总副司令的领导下，为中国和东方各民族人民幸福奋斗到底。”（《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日）

    10月27日至30日，大会上朱德作了报告，有日本代表森健和原清志（女）、朝鲜代表武亭、荷属东印度代表毕道文和阿里阿罕、越南代表黄振光、台湾代表蔡前、泰国代表马纳，以及藏族代表桑悦喜、蒙古族代表乌兰夫、回族代表马寅、苗族代表沙瓦吉盖、彝族代表默罕等发言。

    代表们介绍了本民族的情况及反法西斯斗争经验、教训，表示要积极参加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