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50万军队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由于战术策略失误，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

    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 ，实行战略转移。

    长征开始前，中央局组织部部长罗迈要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委员和妇女部书记李坚真同志，选择32名政治条件好的，身体健康的女干部一起参加长征。其中挑选了我的母亲彭儒。马上派交通员到长胜县，通知时任长胜县委宣传部部长的彭儒回瑞金行动。我妈妈马上到红军医院做X光检查。检查结果身体无任何问题。

    于是，我妈妈火急火燎地跑到离县城有15华里的一座老庙里，告诉我爸爸：“部队要转移了。”，“到哪里去呀？”，“不知道。”，“我怎么办呀？”，“不知道。”

    我妈妈拉着我爸爸的手，“走，到潮陂头去，把瑞生安排一下。我马上就要回妇委会去”。

    当时，我妈妈是中央妇委委员兼李坚真同志的秘书。

    我爸爸妈妈一起到了旧老庙北面不远的潮陂头，对我的奶娘说：“部队要走了，瑞生就请你继续抚养了，我们无法带着孩子行军。只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奶娘杨长娣说：“这个任务我们承担不起，瑞生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向你们交待呀！”

    我妈妈说：“国民党反动派一旦占领瑞金 ，难免会有危险。只要你们尽力了，遇到什么遭遇 ，我们都不会责怪你们的。”

    无奈的奶娘只好收下。

    第二天，爸爸约周以栗同志一起到中央局组织部要求随部队行军。

    罗迈说：“不行，你们留下。坚持游击战争，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

    我爸说：“能不能把彭儒留下，互相有个照应？”

    “不行，你是你，她是她。没有什么好说的。”态度极其强硬。

    我父亲和周以栗的心情非常沮丧。只好回到各自的住处。

    1934年10月10日晚上8点，在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领导下，中央红军8.6万人，从瑞金出发，开始漫漫长征路。

    我妈妈跟着董必武率领的32名女红军踏上了远征路。

    到了于都河，没有桥，也沒有船，部队只好涉水过去。我妈妈几乎浑身都被河水浸湿了。江西的十月，天气已是相当寒冷了，身体被水一泡，冷得浑身发抖。过河后，我妈奶妈便发烧了。带队的董必武看见我妈妈病得很重，便对她说：

    “彭儒，你发烧体温这么高，看来病得很重。明天我们就要走了，组织上决定你回到苏区去。中央局陈毅同志还在苏区，陈正人同志、陈潭秋同志也在苏区，你会找到组织的。”

    我妈妈当时急得哭了起来。一是不愿离开部队，愿意跟着部队继续远征；二是怕回去找不到中央局的领导。

    “董老，你要我回去，我当然会服从组织的安排。但能不能找到组织呢？”

    “能。”董老坚定地回答我妈妈。

    董老派民工用担架把我妈妈抬回瑞金。

    当我妈妈身患重病回到瑞金看到陈毅同志时，感到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兄长。母亲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顿时感到温暖，有了依靠。陈毅同志马上要我妈妈看病吃药。没有几天，她的病就好了。

    此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老战友陈毅，对我爸说：“你的身体状况很不好，跟着我们打游击也不行。你到上海潜伏下来养病，必要的时候可以找鲁迅先生或者宋庆龄先生，请他们帮帮你的忙。我给你和彭儒同志必要的生活费和路费，突围出去。在白区养病期间，继续计算党龄。”

    在独立三团政委张凯的组织下，留守部队组织了三次突围。

    第一次突围，我爸爸妈妈和周以栗同志一起走。突围失败。周以栗牺牲。无功而返。

    第二次突围，我妈妈迎面遇敌，被俘了。审问她的是一个团长，叫唐璞。“你家有几个人？”我妈妈说：“我家有父母亲和哥哥、嫂嫂、姐姐、妹妹。我父亲是地方绅士，名叫彭镇岳。哥哥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当干事，名叫彭瑛。他住在广州太平沙70号。”后来，我母亲要求那个团长给她哥哥和父亲去信，请他们来保她。

    半个月后，我大舅彭瑛带着保释证明，到了江西安远县。他在关押我母亲的房间外，隔窗看望她，并大声地喊：

    “良凤，我来接你来了，你不要怕。你很快就会保释出去的。”

    当天，我母亲就被我大舅保释出来了。经历这次遭遇后，我母亲终于获得了自由，心里感到一种脱险后的愉快。

    我爸爸化险为夷。但突围也未成功，只好返回苏区。等待机会再突围。

    第三次，我父亲离开了张凯的部队，住在一个山棚里。以后，又通过张凯介绍陈一新（王明的弟弟）和我父亲同住。因为陈一新也要到白区去。在山棚住的时候遇到广东兴宁特委书记罗屏汉同志。在兴宁特委的帮助下，共同商量，研究潜赴白区的办法。确定首先到广东的梅县。

    于是，他们雇请了熟悉到梅县路途的一个做“老挑脚”的中年农民。他们买了一担茶叶，我父亲化装为小老板（因为他会讲客家话），陈一新化装为伙计。他们从住地出发，通过安远 ，于一天中午，顺利地通过了游击区和白区的交界线，到达了白区境内。沿途他们不敢停留，大约是第二天晚上，到达了梅县。

    到达梅县的第二天，他们立即搭公共汽车去汕头，在黄昏的时候，便到了汕头。在汕头仅仅停留了一个晩上，即搭船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我父亲和陈一新同住一个旅馆。经两人商量应有一个人先去上海找鲁迅先生，通过他找党的关系。但陈一新离港后，一直杳无音信。香港生活费高，又毫无社会关系，不能久住。当时，父亲反复考虑的结果是，先从广州我母亲的大哥彭瑛那里打听我母亲的消息再说。

    但彭瑛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心中无数，因此不敢贸然行动。于是，父亲选了一个附近有书信收取箱的旅馆作通信处，化名王真给我大舅彭瑛去了一封信。

    当我母亲和大舅彭瑛接到我父亲的来信时，虽然署名王真，但我母亲一看字体就能辨别是陈正人写的信。

    我母亲要她大哥马上给陈正人回信。大舅在信中亲切地关心我父亲的身体，表示欢迎他到广州来治病休养，并告诉了家中的详细地址。我母亲在信旁也签了名字。

    信发出两天后。父亲到旅馆去查看时。竟然有了一封给王真的信。他趁着旅馆信柜前没有什么人时，取走了这封信。他又惊又喜地回到了医院。他看到我母亲在信中的亲笔签名，心里很放心，相信彭儒绝对不会和她大哥一起出卖他。但是，我父亲还是做好了应变的准备。

    于是，他在接到了回信的第二天，在未告诉我母亲和大舅行期的情况下，便从香港搭车到了广州。下车后，他雇了一辆出租小汽车，对司机说：
“我到太平沙70号，能找到人，我就出来给你付钱，找不到人，我马上出来坐你的车就走。汽车不要熄火，等我一会再说。”

    我父亲出其不意地到了广州太平沙70号我大舅的家。这时正是下午五六点钟 ，大舅也下班回家了。我母亲和她大哥、嫂嫂一起见了我父亲。我父母亲分离一段时间后，终于重逢了，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

    于是，父亲把出租车打发走了。决定留在广州住一个时期再看。

    为了安全起见，我母亲和大舅商量，认为我父亲暂时不住在大舅家为好。就在那天吃完晚饭后，大舅便把他带到广州市沙河一个湖南老乡谭养元家里去了。谭家住在义庄的棚屋内，是一个靠养猪、种菜、卖菜为生的劳动人家。解放后，我父亲几乎每一年都会给谭养元先生写信，并寄钱给他，以报答当年谭先生所给予的帮助。

    到了广州，为了隐蔽，父亲化名胡思义。为了照顾我父亲治病，同时也为了减轻城市生活高昂的成本，大舅通过亲戚关系，在离广州市大约80里靠海边的一个乡村——潭山（今广州番禹区）租了一间房子，全家人一起迁到乡下了。

    潭山是一个气候宜人，风景如画的村庄。它依山傍海，附近还有一片松林，确实是一个疗养的好去处。父亲在这个地方住了半年多，身体好了些。这段时间，大约是1935年7月底到1936年2月初。

    1935年大约10月间，我外婆陈佩玉来到广东潭山乡下看望了我的父亲母亲和大舅一家人。那时，大舅深感生活负担很重，又怕失业。于是，同我外婆商量，可否同大舅一起回到家乡去。我外公彭镇岳同家乡叔伯商量后，认为，我母亲可以先回到家乡去，不会出什么问题。这样，我母亲于1935年11月就回到了阔别8年的家乡——宜章县碕石彭家。

    1936年2月初，我父亲以在广州同我母亲结婚的新郎的名义，到了我母亲的家。

    为了掩人耳目，父亲被当地聘为私塾教师。他在那里一面休养，一面教几个学生以作掩护。

    1936年冬天时，身体比以前好了些。于是我父亲同我母亲及外公、外婆暗地里商量准备离开碕石彭家，去找红军和党中央。

    1936年冬，父亲从报纸上获悉，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时局发生了有利于我党的变化。他大概估计红军北上的落脚地在陕甘一带。不久，大约是1937年1月，与我母亲同村的一个名叫周礼的红军干部从延安给他家里来了一封信，说红军已到了陕北。我父母听到这个消息后无比高兴！

    父亲决心离开碕石彭家去找红军，去找党。他几乎是一天都不想停留了。

    为了让我父亲去找红军，去找党，大舅母邓竹凤千方百计地去筹借路费。最后，总算凑了七八十元钱。

    1937年2月，父亲离开了碕石彭家。

    父亲为了找到党的关系 ，拟从广州到上海再北上找红军、找党中央。到了广州，他见到了我小舅母覃桥仙及侄女彭广媛。他看到了她们处境极为困难，几乎无法生活。因为1936年蒋介石打败了广东省军阀陈济棠的部队，我大舅彭瑛就失业了。当时，大舅不在广州，父亲只得先把小舅母和广媛送回湖南老家去。

    我父亲回到碕石彭家后，再一次托付我大舅母邓竹凤设法筹借了一些路费。到了同年4月，他第二次离开碕石彭家，去找红军和党中央。

    为了安全起见，他再次经过广州，大约于4月中旬搭船到了上海。

    父亲在上海住了十一二天，一直在千方百计寻找党的关系。但他在偌大的上海举目无亲，每天只好跑书摊。后来，从一些进步的杂志书刊中，他看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知道艾思奇是讲马列主义哲学的。他觉得找到了艾思奇就能通过他找到党的关系。于是，父亲按照出版《大众哲学》的出版社去找艾思奇，喜出望外，竟然找到了。父亲非常高兴，但又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只好说自己是要求进步的青年，请求他能给以指导和帮助。艾思奇对他表示同情，但经济上无能为力。于是，父亲只好告辞。

    那时，我父亲带的路费已将用完。不久，他由上海到了南京。通过我大舅的关系。找到了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学习的李奇中（李奇中是黄埔第一期学生，原为共产党员，后来脱了党。全国解放后，李奇中曾任国务院参事室当参事）。李奇中向我父亲表示无法给我父亲什么帮助。父亲本来想向他借点路费，这时也不好启齿了。但是，我父亲离开南京前一两天，李奇中给他介绍了一个从西安救国会来南京的老先生李木庵。后来知道，这位老先生已是共产党员。我父亲从李木庵那里得到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在西安红军办事处工作的消息后，心里高兴极了！李木庵老先生介绍我父亲到西安救囯会，并热情诚恳地说：

    “你找到西安救国会的谢华，他可以把你送到恩来同志那里去。”

    这是李木庵先生对我父亲的最大帮助，也是李奇中先生对我父亲的间接帮助。

    父亲正要去西安时，适逢中央军校应届毕业生要到河南洛阳去演习，父亲得到李奇中的帮助，搭他们的车到洛阳。到了洛阳后，我父亲即转车到了西安。

    父亲在南京时，还找到了一个同乡向他借了些路费。这个同乡名叫陈剑修，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务长。在大革命时期，我父亲同他见过面。他对我父亲表示很友好。我父亲估计陈剑修不会害他。于是，到中央大学找到了陈剑修，并在会客室见了面。他对我父亲说：

    “现在，国共重新合作的消息传得很广，尽管如此，你在南京不能久留，绝不可谈论政治问题。”

    父亲带着李木庵老先生的一张介绍字条，到西安后立即就到西安救国会找谢华。他送我父亲到了西安我军办事处。父亲在十分欢庆和异常振奋的心情中，见到了盼望已久的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周恩来同志见了我父亲后，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

    “我们想不到你还能活下来。这太好了。你先在西安治病，然后再到延安去。”

    “彭儒同志呢？”周恩来同志急切地问道：“她怎么没有来？”

    “她还在湖南宜章县老家 。”我父亲答道：“没有路费 ，一时来不了。”

    “这好说嘛， 我们给她寄点路费去。”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切地说：“要她快到陕北来。”

    然后，周恩来同志把我父亲送到著名爱国人士宣侠父同志家里休息。父亲到了西安后，肺病发作，因此只好在西安治病休养了一个月。

    大约在1937年6月间，父亲由西安到了一心向往的延安，并且很快见到了日夜想念的毛泽东同志。我父亲向他汇报了自己怎么到白区去治病，又是怎样来到延安的。并要求马上分配工作。毛泽东同志给了我父亲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正人同志呀，我们也非常挂念你哟，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就很高兴。你们这些留在苏区的同志能冲破艰险，战胜敌人，来到延安，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许许多多的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但是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它的党员 ，它的干部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你看，你们不是又回到这里来了吗？好好休息，等身体好些以后安排工作也不迟嘛。”

    当我父亲给母亲寄去了周恩来同志给我母亲的路费100多元时，同时还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怎么来延安。

    是我大舅彭瑛送我母亲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