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梁便良<左一>正在和社员一起劳动。)
梁便良刚过七十就走了。
他送走赵大和,送走赵小和,送走石桂林,送走贾承让,送走陈永贵,送走贾进才,今天他也上路了,他的战友、朋友、亲友们含着悲痛的泪水为他送行!
2000年4月17日晚上,凤莲从大寨给我打来电话,悲痛地说,“便良去世了,后天安葬,你能不能回来?”我多么想去与老梁见最后一面,但因为有公事走不开,发去一封唁电——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梁便良治丧委员会:
惊悉大寨老领导、老英雄、老党员梁便良同志不幸逝世的消息,我特别难过和悲痛,特致电表示哀悼,并向家属慰问。
老梁为建设新大寨出过大力,流过大汗,做过巨大贡献。他身上具有老陈的好思想、好品质、好作风、好风格、好精神。他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带头实干,做的比说的多,群众威信高。想起当年我在大寨采访的日子,“铁肩膀”领着我挑粪上虎头山,领着我抬石、垒堾、锄地、浇水、割谷、打场等情景,终身难忘,他给我上过一堂又一堂的艰苦奋斗教育课。老梁是我敬爱的老师!
老梁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革命精神应代代传。老梁同志安息吧!你的丰碑立在大寨人的心上。
人民日报记者、老朋友 段存章
梁便良生在儿童节(1928年6月1日),是“老少组”的娃娃头。他八岁给地主放牛,十二岁给地主当小长工,童年饱尝了人间痛苦。解放初期,他十六岁,带头参加了陈水贵组织的互助组。那时候,便良爱打闹,爱掏鸟,爱捉兔子,爱探听消息,爱在地里睡觉。陈永贵领着他干活,累了坐下来休息,不一会儿他就躺在树下睡着了,老陈还得喊醒他继续干。年纪小贪玩,最怕早上出工起不来,有时老陈夜里开会睡的晚,早起没人去叫他,他就误了上工。那时家里没有闹钟,怎么办?便良想出个主意,每晚临睡前多喝两大碗开水,不到天明尿就把他憋醒了。他揉着睡眼穿衣下炕,沿门去呐喊“娃娃”们(老少组最小的伙伴)起床。有时陈永贵怕起得晚了,也提出,“便良小,你也来敲敲我的门。”
每到春种时,“老少组”的强劳力轮流去看羊卧地。有一天夜里,轮到陈永贵头上,他有急事召开支部会,便良找上门说,“我去替你吧。”老陈瞅瞅他说,“千万不能在地里睡了觉啊。”陈永贵不放心,半夜开罢会,又悄悄来到小背峪羊卧地察看。他东头见到一位羊工,西头碰到一只看羊狗,就是没听到便良的声音。找来找去,在地中间的堰根发现了便良,他躺在那里呼呼地睡着,身体成了“羊梯”,几只小羊踩着他跑到上块地偷吃玉茭苗。老陈又急,又气,又好笑,又怕吓着他,轻轻地把他抱起来,对他说,“你回睡吧,后半夜我来看。”
在陈永贵的精心培养下,梁便良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农村干部。他是老陈的得力助手,是大寨村的“顶梁柱”。他个头不高,身体壮实,肩挑一百多公斤东西照样奔走,因而被社员们誉为“铁肩膀”。
他领导作风踏实,样样农活都能拿得起来。他是大寨最能吃苦的人,也是出勤最多的人,不论刮风下雨,不论白天黑夜,有什么重活儿、脏活儿,梁便良总是抢着干。他担任过几年大队长,后来是第一生产队队长。他在担任大队长时期,工作最忙,下地劳动也最多,连着几年没要过一个补贴工分。每年讨论干部补贴工分时候,他总是说,“我不要补贴,我做下的劳动日足够我用。”在1963年暴雨中,他和贾承让共同指挥抢险队,救人救牲畜救仓库,七天七夜没有睡觉。大雨还没停,他就去检查水库,察看土地。灾害是吓不倒梁便良这种人的!队委会决定了扶苗,谁也没心思上地,梁便良独自去了。他还主动去修治麦地。康家岭麦地里被洪水冲了个大坑。人们估计,要想填平那个坑,十个好后生得紧干十天。梁便良带了七个人,三天一早,就把那个大坑填平了。
大寨山高坡陡,春天挑粪和秋天担庄稼是最吃力的活,梁便良总是挑担走在前头。他挑得比别人重,有次担谷装得满满的,有几个刚从学校毕业回乡的青年怕他年纪大受不了,就跑上前去把几把谷子装在自己筐里,这事被便良发现了,他生气地说,“你们软腰嫩肩,压坏怎么办!”他不许青年人挑超过自己体力的重担,要爱护青年,保护青年。这是继承陈永贵的传统作风,当年“老少组”里的娃娃们也曾争抢过挑重担,老陈骂过他们,训过他们,疼过他们,爱过他们,他们牢牢记住陈永贵的一句话,“小牛犊拉重犁等于自杀。”
梁便良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后,分管驻大寨记者、专家等客人的接待工作。他除接待外宾外,白天从来不办公,利用早、午、晚饭前饭后空隙时间与客人谈话。他的办公室很独特,也是一绝——炕沿边。每当收工归来,他刚坐在自家窑洞临窗台的炕沿上,客人就上门来了,地下备有几个小板凳。他有时边抽烟,边谈话;有时边吃饭,边听汇报;有时边听窑门上有线喇叭广播的新闻,边接待一伙一伙客人。
(图为陈永贵、郭凤莲、贾进才、梁便良等正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
陈永贵说,“便良办事原则性强,大寨的事让他把把关放心!”老梁知道陈永贵想什么,对某些事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他能掂量出来。别看他识字不多,但由于在陈永贵身边滚战(工作)多年,耳闻目睹班长对人对事的态度,他也能坚持去做。梁便良常以陈永贵“几不倒”要求大寨人:灾害大,吓不倒;困难多,难不倒;荣誉高,夸不倒;成绩大,喜不倒。他说,“大寨国内外来的客人多,还得加一个送不倒。”意思是,客人送的礼品该拒收就拒收,干部个人收的礼品要交集体管理,外单位送的大寨需要的农用物资必须付钱。比如,大寨安装高空运输线,索道的钢丝绳是阳泉煤矿替换下来的废品,有人主张无代价地赠送给大寨,大寨社员也觉得“不要白不要”,梁便良考虑再三说,“一定要作价付款。”陈永贵得知这一决定后,满意地说,“还是便良主意对。”
说起梁便良的作风,在我眼里是“本分”“本色”。他的老伴是大寨公社闫庄窝村娘家,二十来岁出嫁到大寨,几十年没有随着丈夫的权与名升高滋长半点“官太太”的样子,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社员,同大家一起下田挑担,同大家一起夜晚加班,同大家一起排队分粮分菜。他大儿子梁新文当兵复员回来后,头几年依然在大寨当农民。儿媳银兰在大寨接待站当服务员,也是好好工作,看不出“高人一头”的优越。便良常对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说,“你们是干部子女,靠自己本事活,不要靠老子。”他特别爱小女儿,有一次,托我从北京捎买回两件花衣服,一件穿上合适,立即付给我钱,一件不合适,他把衣服退给我,摆到供销社代卖了。这么点的小事,老梁办起来也是不含糊哩。
建设新大寨,受过伤的人不计其数。“轻伤不下工地”,梁便良挑重担压破了肩,抬石头砸肿了脚,垒堾碰伤了手,总是不喊不叫,咬咬牙继续干!
“出事啦,出事啦,便良烧伤了!”一传十,十传百,大寨村后废窑洞口聚集了抢救的人群。浓烟滚滚,场面可怕,梁便良在清理炸药仓库时发生了事故,剩余的药渣燃着了。
陈永贵上气不接下气赶来。这时,梁便良已被抬到大寨医院急救室,全身烧伤,特别是头部重,面如黑炭,昏迷不醒,“便良,便良!”陈永贵伏下身子呼叫着,他扭过头来悄声同大夫,“命呢?”大夫说,“正在观察。”陈永贵说,“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他。”于是,从太原、北京请来烧伤专家会诊,几天后,便良脱离了生命危险。
梁便良在病床上回忆这次事故的经过也挺简单,他说,“我看见危险了,啥也没想,一下把小青年推出洞口,我迟了一步。”他没有像报纸上讲的英雄那样,当时想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也没有想过自己生呀,死呀,活呀,伤呀,就是觉得年轻人刚刚活人……所以,一把推出他们,自己迈迟了一步,落入了火海!他还不止一次遗憾地说,“怪我,怪我,没抓好安全!”治疗期间,陈永贵的夫人宋玉林把自家养的一只大肥鸡杀了,满满熬了一锅香喷喷的鸡汤,端给便良补身子。数月后,梁便良出院了。时间不长,大寨造田的工地上又出现了他矮敦敦的身影。
“心伤比体伤更痛苦”,梁便良回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大转折时说过这句话。他年过半百时,碰上一生“思想大转弯”。开始,他对纠正大寨和学大寨运动中“左”的错误想不通,不理解,硬顶着。有时想打开收音机听听新闻,但听着听着就气起来,“咔”的一声关掉了“讨厌的声音”。夜晚,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实在困倦了,刚入睡就说起梦话,“完了,完了!”老伴怕他憋出病来,就轻轻推醒他说,“天明,你去跟年轻人坐坐。”
老梁走出家门,爬上虎头山的绿树丛林里,坐在草地上与林业队的几个年轻人好好聊了半天。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解劝他,开导他,说服他,“便良叔,你想想,咱大寨海绵田上种粮食就是社会主义,难道地下挖煤就能成了资本主义?我们不信。”“咱大寨刚解放时,有个口号,‘要想发财快,庄稼搅买卖’,那时‘搅’得日子不错呀。后来批臭了,庄稼不搅买卖了,粮食打得不少,可是收入一直上不去,富得不快呀。依我们看,还是庄稼搅上买卖好,咱大寨老坟沟地下有煤,开座煤矿不好吗?”“再说,分责任田,也不是过去的单干。土地还是集体所有,耕种责任到户到人,谁还再用打钟吹号叫他早起哩。”便良听着听着入耳了,逐渐明白过来,他拍着腿说,“我落伍了,要赶上!”
老梁这人就是有股倔劲,思想不通的事,九牛拉也不回头,思想通了,天大的难事,也要冲着上。昔日三战狼窝掌,他扫开积雪第一个上了工地;今日老坟沟开煤矿,他当上了第一任矿长,劳动力不够,他第一次招收了来自四川、安徽的“打工仔”下煤矿。大寨开办旅游业,又是梁便良冲破世俗的偏见,第一个鼓励和支持二儿媳李庆荣上虎头山“提篮小卖”。
伤痛过了,心痛过了,谁知更大的悲痛又向梁便良袭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了。
1986年4月4日“清明”节那天,陈永贵的骨灰要归故土了。一早,从留庄口至大寨村挤满了思念的人群,抽泣声伴随着哀乐声,震动了故乡的山山水水!
陈永贵骨灰进村前,大寨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仪式。梁便良主持会议,时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高玉良按照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内容致了悼词。追悼会后,梁便良、高玉良随着人群上山,为陈永贵安葬。在悲痛的吹奏声中,梁便良实在忍不住了,冒出一句带哭的气话,“不要吹了,烦死人了!”话说了半截,他休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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