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理卿于1903年出生在湖北黄陂的一个贫农家庭。

    13岁，他就到了刘少奇闹革命的著名安源煤矿做工，参加了三次大罢工。

    20岁，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长征路上，杜理卿被调到了保卫局，负责护卫中央的年老同志。为搜救掉队的老同志，他曾三次走进雪山草地。

    33岁，杜理卿以“上校”的身份，随同周恩来飞赴西安，处理“西安事变”。

    为了便于行事，周恩来给他改了名字，称“杜智文”，应邀担任张学良的警卫团秘书长。

    抗日战争时期，杜理卿负责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情报。

    35岁，杜理卿担任中央保卫部部长。1年后，根据保密工作的需要，他的名字改成了“许建国”。

    解放战争时期，许建国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长。他利用各方力量，以巧妙的方式打入敌人核心，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战术情报。

    这些情报对华北战场的军事行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每次派出人员前，许建国都要亲自找他们谈话，并规定一系列严密的组织纪律：

    “敌区同志都是单线联系，互不发生横向联系，没有我亲自嘱咐，不得告诉第三人。”

    作为保卫和情报工作的卓越指挥员，许建国多次受到军委通令嘉奖。

    那时，聂荣臻司令员夸赞道：“我们的情报组织，抵得上十万兵马！”

    建国初期，许建国担任天津市副市长。

    不久，他转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委书记。

    在上海工作期间，许建国与市长陈毅配合默契。早在红军时期就相识的俩人，既是老战友，又是亲密的朋友。

    陈毅调任外交部长后，就向中央推荐了许建国到外交部工作。

    1958年夏，53岁的许建国到北京参加了一次舞会。跳了舞后，毛主席找他谈话。

    过去，毛主席习惯叫他杜理卿了。主席问：

    “杜理卿，外交战线要加强，你出国当几年大使好不好？”

    许建国有些犹豫地说：

    “主席您知道，我一向是搞公安保卫工作的啊，干外交我是外行！”

    毛主席笑着说：

    “外行可以变成内行嘛！外交工作就是需要老同志去加强。”

    主席亲自点将，许建国自然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务。

    当年冬，他到中央报到了。就这样，许建国进了外交部。

    最初考虑要把许建国派去联合国开展工作。

    后来，因形势变化，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问题被拖延了，许建国就被调往了罗马尼亚。

    许建国担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时，负责给他做翻译的是一些年轻的留学生。

    他们对许建国的评价都很高，说他“精力充沛、平易近人、性格活跃”。

    在使馆，许建国经常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些过去的革命历史，尤其是在万里长征时发生的空前绝后、精彩绝伦的故事。

    有一回，许建国所属的红三军团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攻打赣州时，他负责保卫留守处。

    有天拂晓，许建国在巡逻中，突然发现留守处被敌军包围了。

    在这种生死危局下，许建国双手持枪打倒几个敌人后，从一个墙角救下了时任一师政委的黄克诚（深度近视）和六师的参谋长唐近仁等同志。

    接着，许建国冒着枪林弹雨，在前方开路，最后带领大伙安全突围。

    在讲解中，他还给大伙说了一些夜间行军的小技巧。

    作为一个革命老同志，许建国始终保持着勤俭节约的精神。

    在上海那会儿，他主动要求以行政五级仅拿六级工资待遇。

    到了使馆，许建国坚持与大家在一个食堂吃饭。吃饭他是最快的，喝茶却很慢。

    作为一名驻外大使，许建国时常给外宾介绍我国的茶叶。尤其是绿茶，是他经常作为“国宝”去说的一项内容。

    许建国称：

    “喝绿茶能帮助消化，消除疲劳，还能降低胆固醇。头倒饭，二道茶。茶喝到第二道，是最好喝的。”

    经他这么一宣传，外宾一般都要美美地喝完第二道绿茶才会告别。

    在使馆，许建国是要经常讲话的。

    列席罗马尼亚国民议会时，翻译给他打配合，他自知即席讲话的逻辑性差些，就不避嫌忌地鼓励翻译在适当的时候，可以作出一些调整。

    每次会议结束后，在接受采访时，许建国都会把翻译的功劳拿出来说：“是我们的翻译好。”

    在工作方面，许建国是严肃的，一丝不苟的。

    有一回，秘书写好了一篇调研报告，反映的是罗马尼亚的社会情况。秘书没啥经验，翻看了大量的材料后，下笔开始写，但写着写着就成了一篇报告文学似的文章。

    也就称不上是一篇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性文章了。

    当秘书把稿件放到许建国桌上后，不出意外地被打了回来。许建国毫不客气地说：“这篇文章没用。”

    与此同时，许建国为秘书指点迷津，说“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才有效。”

    秘书在他的指导下，往后的工作就越来越上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