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家山，位于湖北省均县和谷城县交界武当山脚下，是谷城五山区五大山之一。这里重峦叠嶂，林深树密，地薄民穷，交通不便，当地百姓深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早在1928年，共产党员、县农民赤卫军大队长孟国夫就曾在这一带开展地下活动，进行过土地革命宣传；1931年贺龙率红三军路过此地，开展过“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反封建斗争宣传。因此，这里人民受共产党影响深刻。抗日战争时期，在这个偏僻穷困的山区，盘踞着五山乡的所谓“三杨”，即乡长杨茨岩和杨梦卿、杨福万等人。他们既是国民党政权的代理人，也是当地的地头蛇。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们有钱不出钱，有枪不出枪，有人不出丁，反而借抗战之名发国难财，抽丁拉夫，敲诈勒索，任意摊派苛捐杂税，暗中通匪纵匪。以致匪盗充斥，抢劫民财，逼得穷苦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邱家山爱国青年饶崇健早在学生时期，看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受到共产党进步思想的影响。为了抗日救亡，他与革命烈士的后代张涛（河南人），于同年7月中旬离开武昌省师奔赴延安找到丁玲，由党组织安排在“陕北公学”学习5个月，并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队”。学习结业后，经党组织批准，回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1月，正是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饶崇健身穿八路军服装，携带“陕北公学”学习教材及进步书籍，风尘仆仆从延安回到家乡组建“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在饶崇健的影响下，从襄阳回家的族侄饶一鸣和饶世冰兄妹俩也参加学习小组。

    看到家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激起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人民的同情。他们决心组织这里的人民，向反动势力作斗争；宣传革命真理，提高思想觉悟，把抗日救亡运动开展起来。开始通过亲友和同学关系，组织10多名知识青年，办起3所农民识字班。在识字班，他们首先教农民识字，并根据当时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山区农民接受能力，编写乡土教材，如“火火火，东洋鬼子杀人放火；血血血，中国人民牺牲流血……”。接着利用农民夜晚、下雨、午休及放牧等工余时间，办起了夜校、雨校、午校、牧校，学习战时课本，教唱流行的抗日歌曲。还利用当地人民熟悉的山歌、民歌调，编写了一些抗日歌曲。如“我要恨，小日本，欺人太甚，它要把，我中华，一口并吞。七月七，卢沟桥，实在残忍。抢东西，奸妇女，还要杀人。”按插秧歌调谱写的歌词有“日本鬼子真正凶，杀人放火不留情。男的拉去当炮灰，女的拉去供奸淫。老的小的没有用，拉去煎油点天灯。”在举办短期训练班短期学校的同时，还开办杉树梁子抗日学校。全校共有40多人，其中儿童20多人，成人10多人，有教员4人。教材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草店文化站供应，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内容。主要教材有《战时读本》、《战时通俗读物》和《抗日三字经》等。音乐课主要是教唱《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流行歌曲。邱家山地区利用长短结合的办学形式进行宣传抗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既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又提高了山区人民的抗日文化素质，使人民懂得了革命真理，被誉为谷均房的“小延安”。

    一

    1938年10月，鄂北特委派江津（蔡进）、范仲选2人到均县、谷城一带发展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在均县和谷城交界的邱家山地区，他们与饶崇健、饶一鸣、饶世冰等人取得了联系。他们看到饶崇健、饶一鸣、饶世冰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有声有色，便想将他们纳入组织之中。后经过多方培养很快使他们成熟起来，同年12月便发展入党。后为了进一步壮大组织，他们上报中共均州中心县委决定成立邱家山党支部，任命饶崇健为支部书记。这是均县地下党组织在谷城邱家山地区建立的第1个党支部。

    党支部建立后，党员发展很快，抗日民族先锋队队员，大部分被发展入党。1939年6月，中共均州中心县委决定以邱家山为中心在均谷交界的浪河乡（属均县）、五山乡（属谷城县）建立均县南区区委，开始由冯锡三担任书记，冯调走后，由黄正夏（陈崇煌）接任区委书记。1940年5月，黄正夏调任均县县委负责人后，由张业敬任区委书记兼宣传委员，饶世儒任组织委员。

    1939年4月，饶崇健在谷城境内发展饶世一、丁泽良、饶世仪3人入党后，开始建立党小组。同年8月建立邱家山杉树梁子分支，支部书记饶世仪，组织委员饶世一，宣传委员丁泽良、贺天成。1939年4月至6月，党组织先后输送党员饶导仙到茨河训练所学习，饶一鸣、饶世冰、张业伟、张业进到河南竹沟党校学习，同时又派杉树梁子分支书记饶世仪，到茨河训练所学习“七．七”棉纺机使用技术，回来以后以合作社的名义，在饶家祠堂开办了有20多人的纺纱厂及雨帽厂。

    1940年5月，邱家山中心支部建立，支部书记饶世儒，组织委员祝天成、丁泽良，宣传委员饶世仪、饶世勉，妇女委员饶世一，下属4个分支，3条单线，共123名党员。谷城县境内有杉树梁子分支，10个小组，46名党员，其中男34人女12人。此外，谷城五山上七坪、杨家老湾、石花小星店3条单线，5名党员，直接与均县县委负责人黄正夏联系。

    邱家山党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做出了许多成绩。饶崇健的大哥饶崇优，任郧阳专署民政科长，二哥饶崇伟任均县青山港区长，他们虽然是国民党政权的执掌者，有权有势，但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对其弟的抗日救亡活动还是同情和支持的。通过他们的关系，饶崇健开始建立党的武装。第一批搞到3支长枪、5支短枪，最后发展到30多人枪。因为有这些国民党的上层关系，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党员，借机打入国民党的政权机关。1940年初，饶崇健当上浪河乡的联保主任，祝天成当上保长，饶世儒当上联保队副。这样党组织的领导人，就可以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看到国民党的一些文件，了解他们的内部情况，摸清他们的行动计划，更有利于党的地下活动的开展。

    饶崇健任联保主任后，扶正压邪，惩治了不法保长、土匪李忠清等人。这样一来，震动不小，从前做过坏事的乡保人员，就老实多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个联保主任，敢枪毙一个保长，也是一件奇闻。由此传出饶崇健如何厉害，说他来无踪，去无影，双手能打天上飞的雁子，只要他手枪一响，就应声落地。当地群众越传越神，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因为饶崇健排行十五，所以称他为“十五阎王”。

    饶崇健处决保长李忠清，也遭到当地反动势力的仇恨，他们借此发难，大肆造谣，用快邮代电，到国民党的各级政府告状，说邱家山地区是共产党执政，过不了多久就会变成第二个延安，促使国民党反动派早点下手。这个消息被饶崇健的两个哥哥知道了，建议饶崇健主动去找郧阳专署专员刘翔，说明情况，消除他对这一地区的疑虑。饶崇健经过请示党组织后便去见刘翔。刘翔原为湖北省复兴社和《扫荡报》的创始人，他虽然是一个很阴险狡猾的反共分子，但是这次谈话，却没有抓住什么把柄，对邱家山的事只好作罢。

    邱家山党组织在武装建设上也做出了突出成绩，为当地开展抗日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在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党组织在邱家山地区除搞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外，重点抓了武装建设。邱家山位于武当山南麓，历来保存有族姓武装，南区的张家、饶家都有几十支长短枪。饶崇健任浪河乡联保主任后，派张业新两次到均县城购枪。张家的枪及乡政府的枪共有20多支，全由打入到乡政府的共产党员掌握，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浪河乡政权当时控制在共产党的手中。

    二

    1939年冬和1940年10月间，蒋介石害怕人民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先后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鄂西北区党委也因此受到了影响。1940年10月，老河口市委书记向保林叛变，供出了光谷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导致谷城特支、茨河手纺织训练所大部分人员被捕，后谷城县长按照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电令，对谷进行全面抓捕。为了争功领赏，国民党五战区特务调查室和叛徒张书武共同炮制了邓一陶等“462名共产党员脱党宣言”。

    1941年1月，鄂西北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后，除了均谷交界地区还有党的活动外，其它各地基本上和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此时，黄正夏、饶崇健等人领导下的共产党人仍继续坚持斗争。1941年夏，均县地下党负责人黄正夏建议，成立“中共鄂西北工作委员会”，并针对国民党炮制的《脱党宣言》发表《告鄂西北人民书》，一方面驳斥这一宣言的虚假性，另一方面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恶面目。刻写油印后，从草店、石花街邮寄各地。

    为了寻找党的组织，均县南区区委曾派张业敬到石花街找到被鄂豫边区党委安排在石花乡间养病的李实，想通过他和党组织接上关系。李实当时虽未恢复党的关系，但和党组织有联系，可李实未接到上级党组织的通知，按原则不便和均县地下党组织联系，未能表态。只透露被逮捕的邓一陶夫妇和他住的很近，是襄光谷中心县委一个姓张的叛徒带特务把邓逮捕的。黄正夏原和李实比较熟悉，他认为找党，李实是一条很好的线索，便亲自赶下山来。这时，李实已被党组织转移，找党的线索中断。

    4月，黄正夏带领南区的饶崇健、饶世儒、饶世仪等10余人参加了河南的淅川暴动，因暴动失败，黄正夏即与淅川暴动领导人周尚洁一起到鄂豫边根据地。黄正夏到根据地后，提出把均县一带的地下党员接到根据地，但后来未能如愿。至此，均谷一带地下党的组织和上级组织失去联系。

    鄂西北地区的均谷地下党失去与上级组织联系，就象断线的风筝，行动没有方向。这时他们听说新四军在随县、应山一带活动。1942年2月，党组织决定派邱家山中心支部书记饶世儒、支部委员丁泽良、饶化先3人去鄂中找新四军，与党组织接关系。3月17日，中心支部成员都集中在饶家祠堂欢送，临别时饶崇健赠言道：“盼你们早日找到娘（党）。盼你们平安把家还”。三人的回赠是：“孩儿一心去寻娘，哪怕千山万水难，征服虎豹与豺狼，千方百计找到娘！”他们3人通过饶世儒的叔父饶崇实（在浪河乡公所当师爷）写了一个通行证，经谷城、光化、襄阳、枣阳、随县，一路找到应山革命根据地。虽然他们回到组织怀抱，但由于种种原因，后来都未回归，留在根据地工作。

    三

    1942年春，敌特已开始注意到邱家山一带的革命活动，认为这里是“占据均谷房三县成为陕北之第二”，被称作“小延安”，提出了“须尽快消灭之”的建议。

    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听到这一建议后，非常恐慌，害怕邱家山的势力扩大。6月16日，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派一连武装士兵，前往进行围剿。消息被在均县征收处当主任的张业新提前知道，立即将情报传送给饶崇健，地下党主要负责人及时转移并进行隐蔽。第二天，敌人搜山扑了一个空。从此，地下党员三四人一伙，疏散隐蔽在邱家山、马鞍山等山高林茂坡陡的深山老林之中，以杨桃、毛栗等为食，在崖屋山洞里栖身，与敌人周旋3个多月。

    同年9月30日，敌人集中力量对均房谷3县会剿。国民党派郧阳专署保安团团长沈耀先为总指挥，由胡铁豪带领均县团队，刘克明带领谷城团队，房县由雷粟乡公所参加，五山乡乡长杨茨岩、保长罗万德充当向导。团部驻扎在邱家山饶家新屋场。他们胁迫老百姓在山口要道搭上哨棚，站岗放哨，鸣锣给他们壮胆，并扬言要活捉“十五阎王”饶崇健。敌人貌似强大，实则虚弱。他们早就听说“十五阎王”厉害，想捉住“十五阎王”，又怕遇见“十五阎王”。因此士兵们都是手不离枪，子弹上膛，时刻提防突然袭击。秋末冬初，一个漆黑的夜晚，山风呼啸，落叶不断发出刷刷的响声。这时哨兵精神紧张，枪突然走火，引起一场混乱，都惊呼“十五阎王”来了。无目标地放一阵乱枪，闹了一场大笑话。从此以后，敌人白天上山搜索，夜晚集中宿营；地下党员则白天隐蔽，夜晚活动，走到哪里，哪里的人民群众就给地下党员送饭吃，送情报。当地群众王明亮，因给饶崇健送饭，被敌人发觉而遭枪毙，敌人妄图杀一儆百，但人民群众并没有因敌人的恐怖镇压而吓倒，继续给地下党送干粮、传递情报。

    敌人的会剿，虽然搜捕了部分党员，但由于人民群众的掩护和党组织的正确领导，革命力量并未遭到大的摧残，广大党员仍如鱼得水活跃在邱家山。

    不久，五战区长官部又令督察员靳世勋率队督剿。靳世勋到邱家山地区后，将主力放在五山乡联保处附近，分出3个分队前往过去，仍不见进展。11月2日，国民党谷城县县长毕成竣不得不就会剿困难一事，给国民党均县县长戴肇琼发代电一封：一则通报情况，再则请求协助。电称：“自首人杨立顺据供及侦察情形，饶张两奸伪现已失掉联系，潜隐均县十三道阴沟一带……，乃似化整为零态度，兵来伊去，兵去伊来，考其用意，（有）乘今冬明春年荒之际扇惑民众陡然暴动之计，若不设法彻底肃清，遗害非浅之，本所实力薄弱，弹药缺乏，恳祈酌电请贵县会剿部队切取联络，随时协剿为荷。”

    11月底，敌人采取残酷的“三光”政策，一是把他们认为应抓的人（包括地下党员家属和积极分子）都抓光。二是对地下党进行抄家，把东西抢光。三是把山林树木砍伐烧炭，使山林变成秃山。不久，党员饶世房、易原民等人被捕，他们经不起严刑拷打，供出部分革命者。区委书记张业敬在艰苦的环境面前，经受不住考验自首叛变，使党组织蒙受重大损失。饶崇健等人在当地已无法存身，到1942年12月，相继离开均谷交界地区，到外地寻找党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