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12日，毛主席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讲话。

    舆论是公众对社会的评价和对社会事件、人物所表达的意见。它是某种共同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表露，并对社会或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新闻舆论是舆论通过新闻媒体所表达的意见，历来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新闻舆论工作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自党成立起就肩负着神圣职责与光荣使命。新闻舆论反映的是人民的意见、公众的意见，重视人民的意见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和维护政治稳定的基石。新闻舆论思想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的构成部分。本文通过梳理毛泽东新闻舆论工作的相关论述，发现毛泽东为新闻舆论呕心沥血奠定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舆论的理论基础。

    舆论是一种革命力量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主张制造革命舆论，反击反革命舆论。毛泽东认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毛泽东：《〈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页。] 而作为旧制度的直接受益者的反动阶级，必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必然会从宣传乃至军事上进行反扑，破坏革命的名声，污蔑革命的目的。对此无产阶级党报决不能听之任之，而应该“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毛泽东认为舆论是一种革命力量。他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小组上说：“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条规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194 页。] 在八届四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318 页。]

    毛泽东重视新闻舆论，认为报纸可以组织教育群众。他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318 页。]为了让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因此作为群众意见的舆论，始终是新闻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他提出，要考虑群众的意见，通过调查手段了解群众疾苦。他认为党报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环节，“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第２版，第708页。]，“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２版，第847页。]它对于“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这些论述，揭示了新闻舆论的作用和党报的重大使命。因此，他说：“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毛泽东：《及时播发山西崞县土改的好经验》，《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运用新闻舆论推动革命与建设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毛泽东在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写的通令和一本小册子中，要求地方各级苏维埃、各界民众团体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以帮助群众答疑解惑。《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毛泽东指出，党要实现“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这一目标，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在全国公开的党报及发行网”。[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0页。]他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1937年7月8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以后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他充分运用新闻舆论广泛发动群众，抗击日寇侵略，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抗战初期，只有少量的报刊在陕甘宁边区发行，新华社的文字广播虽然可以通过无线电波传送出去，但必须靠收报设备才能接收，一般部门和普通群众收不到。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只有1938年1月创刊的《新华日报》，但采访受阻，版面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和刁难，许多重要的评论、消息和文章很难刊登出去。国共发生军事摩擦后，新闻工作一度出现与党当时坚持的国共合作抗日政策不一致的现象，毛泽东在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应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根据这一指示，党加强了对通讯社及报纸的新闻舆论引导，特别是注重发挥社论的喉舌作用，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改变抗战中新闻舆论薄弱又遭外界封锁的局面，毛泽东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立足自身，创办、改进党的报刊、通讯社：如创办《八路军军政杂志》《新中华报》《共产党人》《中国工人》《中国妇女》《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等。1941年5月16日，他在《解放日报》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解放日报》创刊不久，苏德战争爆发，报纸立即提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对战局的发展做出正确的分析评论，走在反法西斯新闻舆论的前面。毛泽东还要求在各敌后根据地创办报刊，如《晋察冀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抗战日报》、《大众日报》、《拂晓报》等。在他的关心和指导下，到抗战结束时，报刊由土地革命时期的三四十种发展到七八百种；华社由原来规模很小的通讯社发展成面向全国的大型通讯社；1940年12月30日，经过艰苦卓绝奋斗，因陋就简建立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之后敌后根据地也陆续建立了广播电台，广播事业也得到初步发展。这时期形成了一支富有经验、高素质的新闻宣传队伍。

    另一方面，毛泽东借助具有进步思想或政治中立的中外媒介向国统区乃至国外宣传中共的抗战路线、政策和战绩。他利用一切机会加强与新闻界人士的联系，有时还直接寄去重要稿件，请他们帮助发表。1938年2月9日夜晚，毛泽东与国民党统治区第一个到延安采访的中国记者范长江作了彻夜长谈，讲述了十年内战的经过，阐释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等，使范长江顿开茅塞，豁然开朗，也促进了他的世界观转变。他原想留在陕北搜集材料写长篇，毛泽东劝他利用《大公报》在全国的影响，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范长江日夜兼程2月14日赶到上海，在《大公报》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震动朝野，通过新闻舆论传达了中共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主张。1944年11月15日，毛泽东为邹韬奋逝世题写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这一挽词，是对邹韬奋一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对全国进步新闻界人士运用新闻舆论抗战的鼓舞和激励。1944年，蒋介石批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延安采访。他们到延安后，毛泽东又专门设宴欢迎，畅谈国内外形势并认真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指示有关部门对他们的采访提供便利。后来，大部分记者写出了详尽而公正的报道，如赵超构的《延安一月》、武道的《我从陕北来》、爱泼斯坦的《毛泽东印象记》、斯坦因的《中共和解放区实况》等，在国内国外产生良好新闻舆论影响。毛泽东多次在延安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如美国记者斯诺、英国记者贝特兰、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英国记者斯坦因等。毛泽东用精练而生动的语言向记者们介绍延安的真实情况，宣传中共的抗战路线、政策和战绩。他的谈话及照片很快在国内外媒体上发表，产生巨大影响。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征求各方面代表人士的意见。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由博古执笔、毛泽东修改的社论《致读者》，从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4个方面检查了报纸的缺点，提出报纸“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从这一天起，《解放日报》把解放区的新闻报道被放在了首位，整风运动的新闻报道成了当时的一个新闻舆论中心，农民创造变工队的事迹也上了头版头条。

    此后，毛泽东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加强对新闻工作指导的同时，利用新闻改进各项工作，提出“全党办报”的号召。他率先垂范，亲自动笔写消息、述评、社论、编者按等，直接参与办报。这使党的工作与新闻工作呼吸相通，不仅增强了新闻舆论的党性，而且大大促进了党的工作。

    毛泽东主张在必要时，调动一切力量，对敌人形成新闻舆论攻势。1943年7月初，蒋介石、胡宗南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大肆叫嚷“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在陕北撤退黄河河防大军，转而包围八路军。同时，在重庆发生了扣发《新华日报》“七七”宣言的事件。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7月8日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要求各地召集民众会议，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向报馆、外国使馆、中间党派等传播，形成舆论攻势。新闻舆论初见成效后，毛泽东撰写消息《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社论《质问国民党》和消息《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先后在7月12日、13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揭露事实，态度鲜明，语言犀利，引起国际国内舆论界的广泛重视。随后，毛泽东又组织力量集中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正是由于新闻舆论上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顽固派的这次反共阴谋破产了。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有些新闻舆论过分夸大原子弹的威力，毛泽东及时纠正这种偏向，提出扫除新闻舆论中的资产阶级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3月，国民党军对延安猛烈进攻，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征程。毛泽东一面指挥打仗，一面指导新华社展开新闻舆论攻势，仅在三大战役期间，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的评论、述评、广播稿和消息等作品就多达17篇。从《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看，他写了11篇新闻理论文章：《宣传一定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关于标题、导语和综合报道》、《宣传约法八章不要另提口号》等；他还写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等新闻稿；修改新闻稿12篇。毛泽东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体，进行舆论引导。其中，《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成为经典的新闻作品。他还详细指导新华社的新闻报道，写给当时主持新华社工作的胡乔木的信件有20多封。他对新闻工作的指导非常具体，多次为稿件修订标题。淮海战役打响后，毛泽东在半个月的时间先后撰写修改了5篇广播稿，仅11月27日一天就写了两篇。

    1948年10月，蒋介石命令傅作义军队乘人民解放军调至晋北和冀东作战，石家庄兵力单薄，几乎成空城之际，发动大规模进攻。面临险境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迅速采取“围魏救赵”的军事部署，并运用新闻舆论攻心战术。10月27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犹》、《我军歼灭由廖耀湘统帅的五个军》进行反复广播，前一篇告诉对方我已有准备，后一篇说辽西我军获胜，振奋军心，牵制、动摇敌军。10月29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口播稿：“傅作义、郑挺锋、刘春芳、鄂友三、杜长城（爆破队长）等部总共不过2万人，昨28日已窜至保定以南之方顺桥。”“我保石线两侧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着敌军到来，配合正规军大举歼敌。” 10月3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论《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说蒋介石在北平两周经手送掉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想偷袭石家庄刺激军心。四篇新闻稿写作周密、具体、朴实、易记，胜似千军万马。它影响着人们的对周围情况的判断，迫使傅作义军11月1日转身北窜。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毛泽东善于运用新闻舆论武器推动武装斗争进程，巩固扩大武装斗争成果，形成了独到的新闻舆论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新闻舆论导向的引导作用。毛泽东认为，社论是非常重要的新闻评论和新闻舆论工具，能及时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写作或审改社论，把握好新闻导向。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无论是各级领导还是宣传工作者，都要担负起来新闻舆论导向的责任：“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党要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中央，各级党委，凡是出版报纸的地方，都要把办报看成大事。他多次要求中央、各级党委要把新闻记者、报纸工作人员和广播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开会，跟他们交换意见，告诉他们宣传的方针，因为党只有把新闻舆论掌握好，才能正确地把握好社会舆论导向。

    毛泽东非常重视并善于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宣传鼓动作用。1958年1月12日，曾给当时的广西省委负责的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写信，向他们推荐几份办得较好的党报，并从政治高度对党报的作用作了明确阐述。稍后一段时间，一些兄弟报纸陆续在内部刊物上相继转载了这封指示信。中央有关部门请示毛泽东批准1958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社出版的《新闻战线》第13期首次公开发表。全文如下：

    “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
    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色，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的问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性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1956年7月，由人民日报带头，在全国新闻界掀起了一场全面的改革改版热潮。在1957年春党中央开展的党内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亲自撰写了一系列文章。

    新闻舆论工作必须说真话坚持党性原则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察实情、说真话。这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是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毛泽东一向倡导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他认为新闻舆论工作“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就是讲话、写文章不能抄袭文件，不能说套话，也不能抄袭别人的东西，而要认真思考，讲出自己的真实看法和愿意讲的话；文章要反映真理，有说服力，不装腔作势；不扯谎，不夸夸其谈，不自以为是。毛泽东认为新闻舆论工作要对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的成绩有一说一恰如其分的肯定，对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勇于开展批评、提出建设性意见。言过其实、添枝加叶、虚假浮夸的文风，会导致舆论场上的膨胀、浮躁和自大，会损害媒体信誉乃至政府公信力。

    1959年3月，为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错误倾向，毛泽东在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各级干部写信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实事求是的新闻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压下了一时越演越烈的浮夸风。毛泽东还要求各地如实的报道政府救济工作的开展和人民生产自救。事实是最好的新闻舆论导向，党的报刊、通讯社、电台等新闻媒体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路线，讲事实、讲真话，任何时候都不要说假话、搞浮夸。

    毛泽东认为，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不偏离党所规定的方向；要根据中央政策精神，检查新闻舆论工作；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抓社论，把握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基调。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提出：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和报纸和刊物。”所以，毛泽东适时推出几份“编得好”、“内容也不错”的党报。那时安徽党报负责人列席除讨论人事问题外的省委常委会，并经常参与省委一些重要决策的讨论和文件的起草，省委领导下去搞调研，也常有报社同志参加，省领导经常亲自动手撰写社论形成了“全党办报”的好风气。1960年5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合肥召开国内分社社长会议，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会上作了《关于全党办报的问题》讲话。同年6月，安徽日报派代表赴京在全国文教群英大会上介绍这一经验。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按情况办事的，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不正确的领导，不按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编报的人感到不自由，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这个领导一定是教条主义的领导。”[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任何粗暴的不切实际的领导都将导致新闻舆论工作的失败。

    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政策。党委的领导是确保新闻舆论工作政治方向的外部条件。要使新闻舆论工作富有引领力量，关键的是有遵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性。新闻舆论工作人员不能闹独立，重大问题的处理须请示上级，“任何下级人员，不得擅自表示态度”。[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页。]为加强对新闻舆论的正确引导，毛泽东不但亲自撰写大量的新闻、社论稿件，而且亲自审改报刊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无论是坚持党性原则，还是把握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根本目的是要保证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

    报刊批评是新闻舆论监督的原生态

    毛泽东在长期指导革命实践中，留下了大量新闻作品和新闻学理论文章，但没有“舆论监督”这一提法，而是称为“报刊批评”，这是今日舆论监督理论的原生态。

    毛泽东明确了报刊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政权，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1945年，毛泽东在与黄炎培先生谈话中，就对未来的人民政权如何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表现出充分的警惕。他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不仅从政治层面完善了报刊批评思想，而且构建了较为系统的报刊批评体系。1950年颁布了由毛泽东亲自改定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共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5页。]1954年，毛泽东强调指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并告诫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