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158页。]共产党就是要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大家敢于批评。他说：“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年6月版，第278页。]为此，毛泽东亲自批准查处了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受贿案，武汉纪凯夫被诬陷案，上海的黄逸峰打击报复案等大案要案。防止腐败，一直是毛泽东反复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认为不严惩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等不良党风，就会失去民心。这些深刻的见解，体现出毛泽东对舆论监督作用的认识，构成他对新闻舆论监督的独特表述。

    毛泽东曾对报刊批评的方针做出重要论述：“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 “开，就是要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是不对的。”“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7页。]三字方针中，“开”，反映了党支持报刊批评的基本态度；“好”，是对如何实施报纸的原则说明；“管”，则表明了党管批评的原则立场。这是毛泽东对报刊批评原则的高度概括。

    报刊批评要讲究策略。首先，毛泽东强调“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其次，强调批评报道既要有锋芒又不要伤人。他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又说：“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1、194页。]毛泽东还提出使两者兼顾的方法，学习列宁、鲁迅的杂文，要分清敌我，对待不同的矛盾，应采用不同的方法。再次，毛泽东认为要拓宽舆论监督的渠道，应重视刊登群众来信，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党的报刊从《向导》周报第7期开办“读者之声”，之后一贯重视刊登群众来信，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毛泽东重视群众来信这种批评形式，他说：“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5页。]他还说：“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

    毛泽东的报纸批评思想，在当代中国新闻舆论监督学说发展中，具有特殊意义，对于推动民主政治建设也发生过重要作用。

    但是，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和阶级斗争扩大化，使舆论监督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深刻教训，我们应该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