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田云樵于1931年在山东省益都县立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校期间，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当选为学校抗敌后援会主任和全县学生抗敌后援联合会代表。1931年底，校方抵制学生抗日宣传活动，瓦解学生组织，将父亲田云樵开除。

    1932年初，父亲在济南一家烟草公司找到一份做市场调研的工作，他的组织关系被调入到山东省委。组织上考虑他的职业特点，指派他负责掩护山东省委书记，平时与省委书记住在一起，对外称是烟草公司的同事。同时他还担任山东省委与上海党组织的政治交通员，不定期与上海派来的政治交通员秘密接头，传递党的文件和指示等，有时还要安排省委书记与上海来的交通员碰头。1932年年底，山东省委遭到敌人疯狂地追捕，父亲田云樵有暴露的危险，省委书记任作民立刻将父亲连夜转移到上海，并把他的组织关系也转移到上海，使得父亲躲过了敌人追捕。

    1933年初，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上海遭到敌人重大破坏，党的中央机构难以在上海继续生存，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决定转移到江西苏区，由此党对北方地区的领导就发生了困难，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北方局，领导北方各省工作。

    中共北方局第一次成立后，很快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镇压破坏。为了重新建立中共北方局，需要调一些熟悉北方地区的同志去工作。

    1933年3月，上海党组织决定派父亲田云樵去地处北平的中共北方局工作。

田云樵－1948年任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委员

    派往北方局工作

    父亲田云樵到北平三四天后，中共北方局便派同志来与他联系。来人自我介绍姓李，接上关系后，老李要求父亲离开旅馆，另找一处公寓居住，以便于工作。根据老李的要求，父亲田云樵在东长安街南面一胡同里找到一公寓落脚。住了不久，老李又让他搬出去另找房子住，并且提出，要租一处门面房子，开个小书店，作为党的地下交通站。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党的工作非常艰难，不断变换住地，躲避反动军警的追捕。父亲田云樵在西安门里大街找到一处门面房子，征得老李同意后，就在这里开了一家小书店。老李要求书店不得经营进步书籍，主要卖些教科书和那些灰色的图书。老李每隔五六天，就到书店来联系一次。

    1933年7月的一天下午，老李急匆匆跑来告诉父亲田云樵，北方局党组织又遭到破坏，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被捕，北方局机关受到了严重损失。他有事，要到天津去一趟，过一个星期回来。

    老李走后，父亲田云樵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归来。在这期间，他看见书店门口的大街上，常有几个穿黑大褂的人走来走去，还不时鬼鬼祟祟地朝店里东张西望，有时还跑进书店来拿几本书翻看，既不买，也不问价钱。父亲本能地感到，这些人可能是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在白色恐怖下，特务密探满大街的搜寻共产党人，到处寻找共产党的蛛丝马迹。

    好不容易挨过一个星期，就是不见老李的踪影。父亲田云樵每天焦急地盼他来联系。在焦虑与无奈中又过了一个星期，依然没有老李的任何音信。这时，父亲陷入了两难的困境。继续等吧，不行。因为按照地下党的规定，凡是约定联络时间的，过时不来联系，就意味着来者出了问题，等待者就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离开原来的地方。

    但是，父亲田云樵在北平是单线联系的，只认识老李一个党员，只知姓，不知名，没有其他熟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老李不来联系，就意味着他的组织关系断了。这时，父亲只能另做打算。他想，留在北平继续等老李非常危险，而且违反了工作纪律。但如果不在北平继续待下去，又能到哪里去找党的组织关系呢？眼下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回到上海去找党的组织关系，但离开了组织系统，找人何其困难。而且他在上海认识的党员本来就为数不多，也不知他们的住处，更不符合党组织的秘密工作要求；另一个方案是回山东找党组织，那里的党员他认识很多，而且家庭住址也知道。尤其是，他还惦念着任作民书记。

    回山东寻找党组织

    父亲田云樵回到济南，到处去寻找在山东的地下党联系人。原以为在家乡总能找到革命战友，谁料到竟然找遍济南全城，苦苦思索着每一个可能捕捉到的信息，还是无法找到任何一名过去一起共事过的地下党员。仿佛所有认识的共产党员全部人间蒸发了，一点寻找的线索也没有了。

    其实在1933年，中共山东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极大的破坏，2月，在沪叛变的原团省委特委书记陈衡舟来济南，利用旧联络点逮捕了一些团的干部，致使省委、团省特委机关均遭破坏，省委书记任作民、组织部长向明等29人被捕。随后济宁、泰安、青州等地党组织也遭破坏。

    省委机关被破坏后，成立临时省委，由原秘书长张恩堂（张北华）任书记。宋鸣时任组织部长。7月2日省委组织部部长宋鸣时叛变，省委又遭破坏，省委书记张恩堂等人被捕。同时使青岛、泰安、沂水、寿光、益都、潍县等地的党组织均遭受破坏。使山东各地党组织，就此长期处于独立分散活动状态，没有了组织体系。恰巧是在7月份以后，田云樵回到山东找党组织，当时的党组织已经完全被破坏了，田云樵根本无法找到党组织。

    到上海找党组织

    父亲田云樵在山东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一边工作，一边通过报刊和民间活动，仔细寻找党组织的线索，当报纸上刊登某地有学潮活动，他就关注，甚至赶到当地去寻访。往往是满怀希望去寻找，极度失望回家。

    1936年3月，父亲的二哥田仲济说，他的同学李一凡要在上海筹办一份《文化报》，需要一个助手，问父亲是否愿意去。父亲得到这一信息，欣喜之情难以抑制。对他来说，一直是人在山东，心系上海。因为，他的最大愿望是要尽快找到党组织。而二哥介绍的工作，无疑给他提供了到上海找组织关系的好机会。

    父亲田云樵在上海与李一凡住在一个亭子间，过着半饥半饱的创办《文化报》的生活。最初，父亲多次去上海他曾经与地下党组织联系的地方去寻找同志，可惜，每到一处都是人去楼空，当初的同志们都已经杳无踪迹。

    其实，他身边的李一凡（真名李竹如）就是共产党员，而且早在1927年就加入中共了。当时李一凡同样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正在积极寻找党组织，他也从山东找到了上海，但他俩严守组织纪律，相互并不知道对方党员的身份。1937年，他们又分别赶往延安找党组织，又同在八路军抗日前线，但他们没有再相遇。1942年11月，李一凡在与日寇作战中壮烈牺牲，当时他已是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彼此终身不知对方是中共党员。2014年9月，国家公布的‘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名录’中，就有革命烈士李竹如（李一凡），他是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职务的宣传干部。

    奔赴延安接组织关系

    1937年，父亲田云樵得知红军已经在延安建立根据地，国共合作，全面抗战。他初心不变，一定要找到党组织，要回到党的怀抱，要为民族解放，为人民大众过上民主幸福的好日子而奋斗。他一路千辛万苦追寻到延安，希望能够在延安接上组织关系。当他到达青阳镇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把他的要求告诉了办事处，接待他的同志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把他送往延安，并告诉他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抗大有党组织，可以向党组织反映情况。

    父亲被编进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第十中队第四班，并且担任了班长。一到延安，父亲就开始为重新接上组织关系而不断向上级谈自己的情况，他先找到所在中队的指导员，说明自己入党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表明自己到延安来找组织关系的目的，要求恢复组织关系。指导员听了父亲的介绍，对他的迫切愿望表示充分理解，但是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介绍田云樵去找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反映。父亲找到了莫文骅，莫文骅同样表示了理解与关心，但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又介绍他去找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负责人。

    于是，父亲田云樵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中央组织部，得到的回复是：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一个共产党员一旦与党失去联系，就必须找到另一个足以证明当时情况的共产党员，履行必要的手续，才能恢复党的关系。

    父亲田云樵一方面感到党组织这样要求的必要与合理，这就是党的组织纪律，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但另一方面又确实感到非常为难，因为他是在山东入的党，又是关系转到了上海，又从上海派往北平，最后在北平与党失去联系的，而且地下党的联系又都是单线联系为主，这样更难找到证明人。况且自己现在身处延安，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代如何去找证明人？他根本不指望在延安能找到证明人。

    都说天下巧事何其多，父亲在延安就正碰上了天大的巧事。大约在1938年3月的一天，毛主席到抗大来做报告。也许是侥幸，也许是天意，散场时，父亲在拥挤的人群中，突然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那不就是在北平与他联系的老李吗？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父亲田云樵拨开人群，来到老李的面前。虽然几年未见，但是老李还是很快就认出了他。意外相遇，二人惊喜地握着手。父亲生怕老李再次从眼前消失，心急火燎地拉着老李的手，要求他为自己证明党员的身份。在交谈中得知，老李当时因临时有要事，无法按时回到北平与他联络，因而自己也失掉了组织关系。后来老李焦急万分，赶往上海，想尽办法，在上海找到熟人，接上关系后又不辞辛苦到了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然后又跟随红军长征，一直到延安。

    这时，父亲才知晓，这位同志名叫李培南。（新中国成立以后也长期在上海工作，先后担任过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等职）。李培南知道田云樵正在努力寻找能证明他与党失去联系的同志，欣然答应为他写证明材料。不过，李培南表示，他只能给田云樵写与自己有联系的那段时间的证明，至于两人失掉关系后的情况，他不能证明。那个时期的共产党人是那样的纯正，真正是把党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事后，父亲田云樵很高兴地拿着李培南为他写的书面证明送给陈云。陈云表示，这个证明很有用，能证明前一段的党组织关系。但是，单凭此证明还不能恢复党籍，还要设法找失掉与党关系后的没有政治问题的证明。当年，共产党人组织纪律是何等的严密，对党无限忠诚的党员都能自觉地坚守党的组织纪律。

    组织纪律高于一切，那是他们共产党人的信念。虽然找不到证明人，无法恢复党的组织关系，但是，父亲为党工作仍旧是一如既往，他的信仰丝毫不会动摇。

    抗日战场火线恢复党籍

    1938年6月，父亲田云樵在抗大毕业后，加入八路军的战斗行列，他被分配到115师。

    抗大第三大队分配到八路军115师共有26名学员，父亲田云樵任队长，雷致祥任指导员，从延安出发到山西吕梁地区找115师。走了将近1个月才找到师部，见到了罗荣桓政委。

    父亲田云樵被分配到3营任教育干事以及在连队任指导员，在3营这个战斗集体得到很大的锻炼，营长梁兴初，教导员刘忠英，组织干事、青年干事还有文书都是经过长征考验的红军干部。到部队不久，父亲就跟随部队投入到开辟苏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中。经过两个月的高强度战斗，部队已经进入苏鲁豫边区，如火如荼地开辟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