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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土地革命 “二七”会议开新局

    一、“二七”会议

    1930年2月6日—9日，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及赣西南、闽南、东江、湘赣边界总前敌委员会，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和赣西、赣南、湘赣边特委在吉安陂头召开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毛泽东、刘士奇、曾山等3人组成联席会议主席团，主持和领导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决定了有关政治、土地、武装、苏维埃和党的组织等问题，把“攻取吉安”作为实现“争取江西”计划的第一步，是目前行动的总目标。为便于统一指挥，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红四、五、六军“总前委”，他和毛泽东、曾山、朱德、潘心源五人组成常委，书记毛泽东，（毛泽东、刘士奇、曾山、朱德、潘心源为常委，黄公略、彭德怀为候补常委）。同时，赣西、赣南、湘赣边三个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直接归总前委领导，下辖南路、北路、西路三个行委。会议决定集中红军第四、五、六军，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第一步先打吉安，会议重点部署了分田分地工作。刘士奇、曾山为临时负责人。

    因此，“二七”会议成为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不仅对赣西南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的全面开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为党领导的整个土地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刘士奇代表红六军军委和赣西特委参加陂头 “二七”会议，拥护毛泽东关于深入土地革命、扩大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意见。

    1930年2月7日，“二七”会议决定，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成立共同前委，统一领导红四、红五、红六军。同时宣告成立了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和政权建设工作。前委常委：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朱德、潘心源。候补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书记毛泽东。委员17人：毛泽东、刘士奇、朱德、曾山、李文林、邓子恢、黄公略、彭德怀、王怀、林彪、彭清泉（潘心源）、伍中豪、谭震林、陈毅、段月泉（段起凤）、方志敏、邵式平。会议还决定成立红军第六分校，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二七”陂头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不仅解决了赣西南党内对于土地等问题的争论，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且建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明确了赣西南苏区党和红军的主要任务、行动、方向和目标，为赣西南苏区的建立乃至江西苏维埃运动的迅猛发展创造了良好思想、政治及组织条件。

    1930年2月14日，刘士奇发布联席会议主席团《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第一号通告。部署第二次攻打吉安的作战计划：红四军和红六军二纵队在赣江东面展开，会同中鹄群众攻打吉水，消灭水东之敌，并以一部会同永丰赤卫队和宁南游击队在永丰、广昌一带牵制金汉鼎；红五军及西区群众武装，以永阳为中心，向吉安附近逼进，并控制泰和之敌。红六军一纵队会同北路群众进扰三曲滩、峡江之敌，截断赣江交通。这个作战部署仍是先打吉安外围之敌，“目的在于使吉安城内生活更加困难，物资缺乏，人心更加恐慌，白色统治更形孤立”，然后相机夺取吉安城。主力红军汇集吉安，不仅成光耀和鲁涤平惊恐万状，蒋介石也十分震惊。为解吉安之危，蒋介石被迫从军阀战争前线抽调唐云山独立第十五旅和邓英独立第十六旅紧急援赣。鲁涤平得到援兵后，即调整兵力部署，策划“进剿”赣西的计划。由于敌情变化，红四、六军不打吉水，折回富田，红五军退出永阳，移驻永新，诱敌部分深入赤色区域，以全力击破。与此同时，中共赣西南特委和赣西苏维埃政府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扰敌、袭敌斗争，陷敌于困惑迷惘之中，敌军指挥不统一，官兵无斗志，大部敌军在红白交界处缓慢推进，只有唐云山旅孤军深入，向东固进犯。

    1930年2月，陂头云兴山寺指挥所，由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在值夏一带全歼唐云山旅取得重大胜利后，毛泽东、朱德、刘士奇等人参加了在万寿宫举行的军民庆功大会。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战斗胜利，踊跃拿出自家的米烧来庆祝，毛泽东高兴地端起酒碗，先抿了两口，连声说好酒好酒，曾山介绍说：“这米烧放了一点枸杞、山楂等中药浸泡，颜色带红。吉安人民逢有喜事，都要开怀畅饮。今天有这这么好的大喜事，请党代表和军长多喝两碗”。刘士奇对毛泽东说“党代表，今天是我们红军大获全胜，为陂头这好酒取个名字吧！”毛泽东一听，看了看红军们高兴，兴致来了：“现在还是正月，我们在陂头来了个开门红，就叫红军红酒好了”。当时，老百姓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又怕国民党的追查，将“红军红酒”改名为“红君红酒”，一直流传至今。

    2月23日，集结在富田40里的水南。于是，毛泽东、朱德、刘士奇亲自指挥红军和曾山率领当地赤卫队于次日凌晨直取水南。首战告捷，歼敌两营。第二天乘胜追击，在施家边、值夏、大湾一带山地又歼敌余部三分之二。前后两战，共缴获步枪1300多支，机枪24挺，迫击炮12门，俘敌官兵900多人。唐旅几遭全歼，诸敌闻风丧胆，纷纷龟缩后撤。

    3月11日，红五军攻克安福县城，将国民党安福县县长等反动头目一网打尽，缴枪300多支，歼敌600多人。至此，鲁涤平的“进剿”计划完全破产。之后，红四军折往赣南、闽西，红五军开往湘鄂赣边，红六军也往赣南游击。这次主力红军汇合赣西进行第二次攻打吉安，虽然由于敌情变化，未达到预期目的，但是歼灭了敌军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军七个旅的“进剿”，这是红军在赣西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赣西南党内外干部群众继续攻打吉安的斗争勇气。

    萧道德为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特委常委、工委书记。协助特委书记刘士奇，领导了赣西南的革命斗争，发动和组织了第三、四、五、六、七次攻打吉安的战斗。第三、四、五次攻吉。主力红军撤离赣西后，敌人疯狂反扑，鲁涤平派遣张辉瓒，坐镇吉安，以重兵进攻北路，同时骚扰南路。面对敌人的反扑，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采取了积极进攻的策略，广泛发动群众，集中地方武装攻打吉安。在5月份连续发动了三次攻吉行动：“五一”前夕，第三次攻打吉安，打败了吉水的封建迷信、反动武装“红黄学会”，恢复了水东、儒林的工作。

    5月9日第四次攻打吉安，赣西南特委调集10万余群众包围吉安七天；5月下旬，中路单独发动第五次攻打吉安，牵制进攻我北路之敌。第三、四、五次攻吉不仅打退了敌人的反扑，而且，扩大了红色区域，离吉安城五六里的地方都分了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了以曾炳春为总指挥的赣西南赤卫军总指挥部，为红二十军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1930年6月，第六、七次攻吉，吉安由邓英部接防成光耀旅。6月16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具体部署第六次攻打吉安战斗。刘士奇任总指挥，陈奇涵任参谋长，坐镇吉安城西固江镇指挥攻吉。

    6月28日上午，10万群众配合赣西红军第十一、廿、四纵队和红军学校学员，把吉安城彻底包围。利用迷魂战术，河东、水南、白沙、螺子山、西沙埠、天华山、真君山，到处红旗飘飘，号声振振。吉安城内敌军见情惊恐万分，军心焕散。刘士奇亲临火线，把总指挥部迁到真君山下，发布总攻令，左、中、右三路武装向吉安城发起猛攻。左路指挥部设在桐树坪，左路队伍攻占天华山之后，冲进城西赵公塘，歼敌百余人；中路队伍强渡赣江，打到神岗山下；右路指挥部设在神岗山。右路队伍先后占领了真君山、螺子山。因后援不足，遭敌人反击，赣西特委为保存实力，决定撤出战斗。

    在撤退途中，适遇黄公略、柯武东率红六军第一、三纵队从湘东返赣。中共赣西南特委决定调回各路攻吉队伍配合红六军第七次攻打吉安。当时，敌邓英部接防后，在吉安城周围构筑工事。在天华山、神岗山、真君山、螺子山设置了七道通电铁丝网，挖了一条2丈多宽、1丈多深的壕沟，筑了七、八个碉堡，并从樟树调来两团人马固守吉安城。7月1日拂晓，黄公略、曾山发出总攻令，红六军万余人及各路地方武装和群众向吉攻击。围攻吉安5天。敌军凭险据守，我军没有攻坚武器，勇猛冲锋均不奏效。7月5日，部队撤围转移，进行休整，红六军改称红三军，划归红一军团建制，赣西地方武装第四、十一、二十、三十纵队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军，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任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

    长达一年之久的“九打吉安”的大规模武装斗争，是赣西南党和苏维埃政府以及广大群众在毛泽东“争取江西”战略思想指导下的伟大壮举。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九打吉安”的重要意义：“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

    二、主政特委

    中央苏区对刘士奇主政特委时期的对比研究：（1929年10月到1930年2月）

    2015年第6期 > 苏区地方干部、红色武装与组织形态。本文是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育部社科项目“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形态研究，本文通过对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吉安的两个根据地的组织形态的细致对比，提出了对“地方干部”和“外地干部”这对重要范畴在中共早期党史研究中的内涵的重新认识。责任编辑：皮莉莉  

    刘士奇主政特委时期：（1929年10月到1930年2月）

    1929年5月刘士奇任赣西特委秘书长，1929年10月冯任调任省委巡视员，接任赣西特委书记的是王百元，但实权却掌握在秘书长刘士奇手中。11月8日，特委遭到了严重破坏，王百元出逃，刘士奇接任赣西特委书记一直到1930年2月。刘士奇与特委前两任强势主政者不同的是：刘士奇并非江西本地人，而是一个外省干部，那么，他何以能够在赣西立足脚跟呢？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因素是刘士奇较早来到江西，并历任要职，对江西情况相对较熟。刘士奇是湖南岳阳人，1927年6月马日事变后被中央派来江西，参加了南昌起义的后援工作，后来留在江西省委工作，先后任省委工委主任，省委秘书长、省委特派员，赣北特委书记、九江市委书等。1929年5月任赣西特委秘书长，刘士奇曾担任省委秘书长的要职，在省委高层工作多年的历练，同时也受冯任领导特委风格的熏染，刘士奇接手特委后也保持了这种高调的作风。

    二个因素是刘士奇作为湘籍干部在江西有特殊地位。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北和湖南是中共活动的中心，也培养了大批干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部署秋收暴动时把湘鄂粤赣四省作为暴动的重点区域。而这四个省中，只有江西在大革命前原非革命的中心地区，中共党团组织发展相对迟缓，干部严重缺乏。因此，从与江西紧邻的湖北和湖南派出干部来参与江西的工作，就成为中共中央自然的选择。湖南籍干部在江西的影响日益凸现。除了湖南本身就是出产中共早期干部的重要基地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活动在江西境内的主力红军——红四军和红五军有大量官兵来自湖南。刘士奇本身是对江西及赣西情况熟悉的湖南籍干部，而1929年4月他与贺怡结婚，从而与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成为连襟，这更在无形中强化了他在特委中的地位。

    刘士奇在任期间主要推动了四件事：一是按照没收一切土地的原则彻底分田，二是扩大和统一红军，三是统一和扩大苏维埃组织，四是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这其中最重要的，引发矛盾最深的是分地工作和武装整编工作，刘士奇着眼于特委与地方武装的关系。

    因此、刘士奇先与中央巡视员彭清泉联手整编红六军，又在二七会议上整肃延福“四大党官”时，延福得不到任何主力红军部队的支持和同情，只能束手就擒。特委虽然名义上是赣西地区党组织与赤色地方武装的最高组织，但由于这些武装是各地自己发展起来的，而且还能通过打土豪获得经济上的自足，因此，特委往往对这些分散的、既有枪又有钱的地方武装难以实现强有力的领导。特委倒是因为经济困境而有求于这些地方武装。特委要贯彻其领导意图，就得通过对地方武装的合编来获得对这些武装的直接指挥权。当然，这种大规模的合编需要具备各种条件才可能展开。冯任主持特委工作时，这些条件皆不具备，尽管他个人非常强势，却也无可奈何。刘士奇接手特委工作后，也想尽力推进地方武装的合编。而他在任时遇到了一个良机。

    192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第49号通告，提出要将“武装拥护苏联”和“反军阀混战”作为当前的两大任务，要求苏区加紧建立并扩大红军、加紧武装农民、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10月22日，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和省委军事巡视员蔡申熙来吉安，带来了中共中央第49号通告，这正中刘士奇的下怀。10月25日，特委开会作出了“攻取吉安”的决定。成立了赣西红军总司令部，刘士奇任政委，蔡申熙任总指挥。围绕“攻取吉安”这个新的战略目标，地方武装的统一编制、扩大范围、集中指挥的问题就势必要提出来。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以及红五军军长彭德怀会了面。彭清泉巡视的重点是要贯彻中央第49号通告，而在苏区扩大红军武装是该通告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由于他与彭德怀既有的个人关系，他鼓动红五军积极扩展，将整个吉安地方武装都纳入红五军的指挥中。彭德怀鉴于红军尤其是红五军力量还较弱，也倾向于将地方武装集中到正规红军。而刘士奇本来一直就在努力将赣西的地方武装统一编制并集中指挥。彭清泉、彭德怀两人与刘士奇的想法尽管并不完全一致，但在红五军的帮助下将赣西地方武装整编成一支正规部队的想法上达成了共识。

    10月底，赣西特委遭到严重破坏，黄宜等一批重要干部牺牲。这个意外倒使幸免于难的刘士奇在特委内部获得了绝对的掌控权。1930年1月18日，中央巡视员彭清泉和红五军对合编赣西地方武装的介入和支持，刘士奇的力促及彭德怀的支持下，红五军军委、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在江西遂川县雩田召开了联席会议（史称“雩田会议”）使刘士奇终于得以成功地将赣西地方武装整编为红六军，并担任了军政委。

    1930年2月毛泽东率军到达永丰县藤田后，接到刘士奇的信，决定在陂头召开“二七“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决策是将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合并成赣西南特委，并实现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三军的统一指挥。当然，这个统一不是统一到红五军军委那里，而是统一到红四军前委这里。在二七会议上刘士奇担任了赣西南特委书记一职，使特委的权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三、特委合并

    1930年3月21—30日，根据“二七”会议精神将赣西、赣南和湘赣边三个特委合并，在江西富田陂下村敦仁堂召开赣西南第一次党代会，正式组成赣西南特委，大会选举成立了中共赣西南特委，共选举了刘士奇、肖道德、李文林、王怀、丛允中五人为特委常委，刘士奇任特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

    五、土地革命

    根据大会决议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也宣告成立，曾山同志为政府主席。刘士奇主持特委积极支持毛泽东为书记的共同前委的统一领导。在当时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刘士奇主张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为人民群众利益出发，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等人制定了更为完备的中国第一部土地法《赣西南苏维埃土地法》。“决定没收一切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得到了苏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苏区面积迅速扩大，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贺怡回忆，毛泽东曾说：士奇是我的好战友、好兄弟，他是个聪明才智、勇敢的革命同志，士奇在赣西南、井冈山对我的支持很大，是中国革命有功之臣，是个胆识过人，敢作敢当的汉子，我很钦佩他”。

    1930年10月7日《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指出：“群众对党的信仰特别好，主要原因：是农民在斗争中得到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政治上得着解放，喊一声‘打吉安’农民把手里的农具丢掉，拿起武器就跑，无论男女老幼都兴高采烈的参加”。“土地革命后，农民“不还租、不还债、不完粮、不纳捐税，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种枷锁，个个喜形于色”。事实证明了‘枪杆子里出政权’，土地法为土地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红军和赤卫队，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在军事上，动员农民参加党领导的各类武装，特别是土地革命反“围剿”中的扩 红运动，“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 他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式农民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拥护革命的群众”。

    同年5月刘士奇赴上海中共中央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曾书面向党中央汇报赣西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毛泽东很倚重、看好的赣西南地方党领导和军队领导人刘士奇。毛泽东曾说过：“刘士奇是我的好战友、好兄弟，他是个聪明才智、胆识过人的革命同志，他在赣西南、井冈山对我的支持很大，是中国革命有功之臣”。

    四、第二十军成立(红一方面军)

    1930年7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在赣西南陂头村正式宣布成立，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刘泽民任参谋长，萧以佐任政治部主任。他积极领导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红军和赤卫队，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使其进入鼎盛时期。

    根据党中央1930年7月21日通知，宣告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委员35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何长工、陈毅、曾山、李文林、刘士奇、邓子恢、张鼎丞、王怀、伍中豪、潘心源、方志敏、邵式平、萧韶、袁德生、萧道德、段起凤、邱达三、刘光万、涂振农、吴致民、曹易亭、杨岳彬、曾炳春、金万邦等人，毛泽东任主席。毛泽东说：这个工农革命委员会即是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组成，成为“红色区域的军事政治指导机最高级政权组织”。

    1930年8月14日报（上海申报：南昌通信）报道：国民党连日搜查“共党”，毛泽东、朱德、林彪、谭震林、刘士奇、邓子恢、方志敏等，这说明国民党时刻与共产党作对事实依据。

    红军一共有三大主力，分别是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

    1930年8月22日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按照先前与红三军团的约定进驻浏阳永和。23日，驻守平浏边境长寿街地区的红三军团闻讯赶来，在永和与红一军团胜利会师。会师后，两军团前敌委员会在石江李家大屋举行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委，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三军团；成立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攻略、林彪、谭震林等为委员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成立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攻略、林彪、谭震林等为委员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统一领导红军和地方工作。“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称呼从这时开始被人们熟知。

    红一军团总指挥部由方面军总部兼理，下辖5个军：第三军，由黄公略任军长，蔡会文任政委，周子昆任参谋长，毛泽覃任政治部主任；第四军，由林彪任军长，罗荣桓任政委，曾士峨任参谋长，彭祜任政治部主任；第十二军，罗炳辉代理军长，谭震林任政委，林野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第二十军，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委，刘泽民任参谋长，萧以佐任政治部主任；第二十二军，陈毅任军长，邱达三任政委，钟效蔚任参谋长，罗寿南任政治部主任。

    红三军团辖3个军及炮兵团：第五军，邓萍兼任军长，张纯清任政委，吴溉之任政治部主任；第八军，何长工任军长，袁国平兼任政委，卢匿才任参谋长，袁国平兼任政治部主任；第十六军，孔荷宠任军长，黄志竞任政委，陈建军任参谋长，吴天翼任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共三万余人，新中国开国将帅中有许多都是从这里开始建功立业。

    当晚，在李家大屋召开成立大会，湘东特委书记张启龙和浏阳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及当地群众数千人出席，激情的焰火，欢乐的歌声让这个平静的小镇装扮的像过年一般。

    红一方面军成立旧址浏阳李家大屋

    红军主力入浏和红一方面军的成立，大大激励了浏阳人民盼革命热情，鼓舞了浏阳人民的斗志。为了适应新的革命高潮，浏阳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决定：在全县实行土地革命，在各区成立拥红会、互济会、妇联等群众组织，根据毛泽东关于“补充整理军实”，要求协助扩军一万名的指示后，在全县动员参军入伍，认真做好优待红军家属工作。在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下，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浏阳儿女上队应征入伍。据统计，在红军两次攻打长沙期间，有一万多名浏阳儿女加入红军，超过红军提出的要求，像唐亮、孔石泉、张翼翔、饶子健、黎东汉、杨世明等都在这一时期入伍。他们随着红一方面军南征北战，在战火的洗礼下，后来都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将领。

    第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谭震林、周以栗、黄公略、林彪等；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朱德、曾山、李文林、刘士奇、邓子恢、黄公略、彭德怀、王怀、林彪、彭清泉、伍中豪、谭震林、陈毅、段月泉、方志敏、邵式平等。红军军政指挥员有滕代远、朱云卿、杨岳彬、蔡会文、周子昆、曾士峨、谭政、邓萍、袁国平、何长工、罗瑞卿、萧克、罗炳辉、彭雪枫、黄克诚、粟裕……

红二十军军长：曾炳春            政委：刘士奇

    红一方面军8位军政委分别是：第3军政委蔡会文、第4军政委罗荣桓、第12军政委谭震林、 第20军政委刘士奇、第22军政委邱达三、第5军政委张纯清、第8军政委袁国平、第16军政委李楚屏。红一方面军8位军政委中，只有罗荣桓和谭震林坚持到了革命胜利，也只有罗荣桓在55年被授元帅，其他6位均在新中国未成立前牺牲。

    刘士奇调往赣西后，在任期间主要推动了四件事：一、按照没收一切土地的原则彻底分田，二、扩大和统一红军，三、统一和扩大苏维埃组织，四、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第十章   胸怀大局  坦荡离江西

    一、中央工作

    1930年8月5日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会，会议完全推翻在红四军前委帮助下成立赣西南特委自己肯定过的“二七会议”决议精神。李文林等全面贯彻李立三错误路线指示，改组了特委常委会，刘士奇面对错误路线斗争坦荡离开江西，于1930年8月下旬去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上海），被留在党中央工作。

    下篇   鄂豫皖  沧海横流

    第十一章   黄安鏖战  赵瞎子束手就擒

    一、对张国焘的抵制

    鄂豫皖苏区位于长江北岸，邻近武汉，是当时中共开展武装斗争，争取革命高潮到来的战略重心所在，中央曾派主要军事干部来鄂豫皖。

    1931年6月,被中共中央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7月，任命为红四军((原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并组成))政治部主任。在红四军南下的行动方针上，他积极协助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都不赞同军委分会主席张国焘坚持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占安庆，威逼南京的意见，而是主张攻下英山后，出击蕲（春）黄（梅）广（济）恢复根据地，再伺机出击武穴，牵制敌人，援助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8月，红四军攻克英山县城后，刘士奇等又根据实际情况，向中央和中央分局作了“鉴于敌情与地形，特别是群众的基础和配合中央苏区行动之敏捷，均不如转到立出蕲、黄、广、直捣武穴为好”的报告，并同时挥师南进，连克浠水、罗田、广济三座县城，歼敌7个团，缴敌大批武器弹药。但张国焘却指责军部领导“走到公开的对抗”，“是原则路线上的分歧”严令“火速回来”“不能有丝毫的停留”。

    1931年9月4日，红四军在英山县鸡鸣河召开全军支部书记和指导员以上职务的党员会议，会议由政治委员曾中生、政治部主任刘士奇主持。会议总结南下工作，讨论中央分局、军委会张国焘的来信，决定下一步行动方向。徐向前、曾中生、许继慎等认为红四军南下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应继续开展英、蕲、广地区的工作，调红四军北返是不适宜的。会上同志们不同意张国焘完全不符合实事的指责，一致通过了红四军根据会议起草的申明书，再次说明东进三不利和南下的正确性及其胜利的重大意义。鸡鸣河会议坚持了从实际出发的战略方针，是红四军军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

    为此，刘士奇受红四军在英山鸡鸣河召开全军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的委托，独自回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向张国焘面陈一切，为红四军的行动提出诚恳的申诉，心平气和地如实汇报红四军南下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及对局势的影响。

    二、四大战役

    1931年11月7日，随着鄂豫皖苏区红军的进一步的壮大，将苏区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西门外河滩上召开成立大会。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政委，刘士奇担任政治部主任。部队下辖两个军六个师，总兵力共4.5万人，红四军：军长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辖：红10师，红11师，红12师。红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辖：红73师，红74师，红75师。成为中国三大主力红军之一。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任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向鄂豫皖红军传播了“朱毛红军”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经验，参与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健全和发展了红四方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立即发动了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光战役四大战役，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歼敌6万余人。指挥部驻地就在长胜街，这支革命武装以燎原之势，以七里坪为大本营，转战鄂豫皖，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

    1931年11月10日蒋介石集结于鄂豫皖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增加到15个师。其中豫东南地区4个师，鄂东地区7个师，皖西地区4个师，约六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发起黄安战役，徐向前、陈昌浩、刘士奇确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第一步扫清黄安城外围据点，切断守军与外地联系；第二步加紧围困黄安，并打击可能增援之敌；第三步攻歼黄安城守军，红军围困黄安县城历时43天，在“列宁号”飞机配合下发起总攻，攻占黄安城，歼敌15000多人，缴枪7000多支，活捉敌师长赵冠英，取得红四方面军组建后的第一个大胜利。

    1932年1月19日发起商潢战役，历时10多天，歼敌5000余人。1932年3月21日，徐向前、刘士奇率部包围了六安苏家埠等敌据点，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历时48天，歼敌30000余人，生擒总指挥厉式鼎，解放了淠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3月底刘士奇调任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兼第七十三师政治委员，与同军长旷继勋指挥全师协同四方面军主力进行苏家埠战役，苏家埠战役历时48天，共歼国民党军3万余人，内俘总指挥1人、旅长5人、团长12人及营以下1.8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5万余支、机枪250挺、各种炮44门、电台5部，击落飞机1架，占领了淠河以东广大地区。这是鄂豫皖苏区红军的空前大捷，也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成功的战例之一,取得重大胜利。

    三、抢战正阳关

    1932年4月1日，红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政治委员刘士奇率军出六安，经马头、隐贤、迎河，7日抵正阳关，缴获国民党军队的大批物资，打土豪分田地，受到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到正阳，扩大了红军的影响，鼓舞了人们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斗志。

    1932年5月11日，分站向中央提供情报：国民党第11军不久将到正阳关驻防，正阳关有大批的食盐、西药和布匹，当时苏区特别需要这些物资。中央决定抢在国军的前头，派红二十五军北征正阳关。

    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在刘士奇的率领下，于农历四月初六（1932年5月11日）从六安晁大巷出发，沿淠河挥师北上，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翌日直取正阳关，在交通分站和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在寿县正阳镇今镇政府后楼为军部临时驻地，原为基督教的教堂，寿县人俗称为福音堂。于旧历四月初七夜到达正阳，军部设在正阳福音堂。进驻三天,劫富济贫，没收了地主、豪绅和资本家的财物，分给当地的贫民。同时，把斗争的火焰燃烧到附近的农村。这时关东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发动农民协会和贫民群众，攻打了史大郢、大西圩、牛家堆房等几个地主庄园，开仓放粮，收缴枪支。红军在正阳关驻了三天，临走时将没收的部分西药、食盐、布匹等物资运往苏区,同时数百名群众踊跃参军，开往苏区。5月12日占领淮河重镇正阳关开仓放粮。 群众编唱的歌。

    《六安歌谣集成》《红二十五军到正阳》

    四月里来麦子黄，二十五军到正阳。
    打一仗来胜一仗，打得白狗叫亲娘。
    红军好，红军好，来到农村打土豪。
    开仓放粮救饥民，恩情似海难忘掉。

    六安歌谣,反映了红二十五军在政治委员刘士奇的率领下，沿淠河北上，解放沿河集镇功绩。

    四、保护革命同志

    1932年7月，蒋介石以30余万人的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蒋介石集中三十万兵力，以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战术对鄂豫皖苏区进行残酷“围剿”，由于敌人的强大和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红军未能打破“围剿”。

    1932年9月，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与蒋军接连大战三次，都未能歼敌，一路被迫且战且退到皖西苏区首府金家寨一带的飞旗山时，对现有部队进行了一次整编，这时第四次反围剿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蒋军几路大军纷纷逼近皖西北苏区，企图将红四方面军主力压迫到长江北岸后聚而歼之，经过开会讨论，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等决定突围返回鄂东北老苏区。但这时与红军主力在一起的还有2万多从苏区各地逃出来的地方干部、红军家属和难民，给部队的行动速度带来很大困难。

    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进入十分艰苦的阶段，加之张国焘盲目轻敌，没有进行反“围剿”的准备，我主力红军经过几次恶战，未能改变被动局面。 红四方面军是仅次于中央红军的一支战略力量，发展最辉煌的时期，曾经达到8万多人。红四方面军先后发展成了红1军、红4军、红9军、红11军、红15军、红25军、红27军、红28军、红30军、红31军、红33军等部队。在红四方面军存在的这段时间里，军长总共有18位。

    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西征转移，红四方面军主力由英山向黄麻地区转移。主力红军西去以后，郭述申即带着道区机关和两个团的地方武装向鄂东南转移。在西界岭与东路游击司令员刘士奇和红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率领的第七十九团相遇了。在此严峻的时刻，再加上被敌人截断在皖西北的群众，地方干部和红军伤病员2万多人，也需要部队保护。

    第十二章  东路浴血  刘士奇独撑危局

    一、向东转战

    10月2日，部队转移到在英山县金家铺土门谭召开会议，郭述申与刘士奇、徐海东等人根据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临行前的指示，在英山土门潭决定组建以刘士奇为司令的东路游击司令部和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在英山金家铺成立东路军，司令刘士奇，下辖1个师4个团，以七十九团为第一团，总保卫局一个连改为一团九连，团长张四季，政委杜本莲；英山独立十三团为第二团，团长熊海清，政委曾绍瑞；六安、霍山两个独立营及六安、英山、霍山三个保卫连合编为第三团，团长程启波，政委江求顺。原刘士奇游击司令部两个营为第五团，直属司令部，团长陈光辉，政委洪善维。

    东路军成立后，带领两万多名地方干部、红军伤病员、群众向东转战。自英山金家铺出发，一路向东转战。队伍经英山杨柳湾，太湖东河、冶溪河、弥陀寺，蕲春张家塝，宿松陈汉沟、隘口、肉铺、烟冲、打杵槎、花凉亭街头、严恭山等地，摆脱了敌军的“追剿”。于10月8日到达宿松趾凤河，驻扎在团林冲、山泽冲、南冲畈、白崖寨一带。东路游击司令部驻白崖寨关帝庙。连续的行军打仗，部队已疲惫不堪，急需休整，补充给养。但敌情不容我军有更多的休息时间。

    1932年10月9日，部队进入宿松县趾凤河时，遭原国民政府安徽省省长陈调元部队四十六师两个团前来堵击，刘士奇亲自指挥了趾凤河战斗。战斗打响后，徐海东率第一团迂回至敌侧后，攻占了小石门制高点，其他各团乘势发起猛烈攻击，此战毙俘敌军12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歼敌一个团，机枪8挺、步枪800余支，子弹4万多发，暂时解决了武器弹药不足的问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使其短期内未敢轻举妄动，为红军转战赢得了时间同。在此激战，最终以红军大胜歼敌一个团（杨团），战斗从早上打到下午，皖西地区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形势十分险恶，创下了首次大捷，军威大震。

    宿松县战斗刚结束，第46师残部纠集第32师卷土重来寻求报复，鉴于敌强我弱，刘士奇、海东在阻击敌人一夜后果断决定撤退。部队转移到至潜山县衙前一带时，遭到蒋军第54师袭击，随行的群众和伤病员都被压在一条山沟里，情况十分危险。关键时刻，徐海东亲自带领红79师1团占领了山上几个制高点，死战不退，终于成功掩护了大部队的转移。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中,刘士奇确实也意识到，随行的2万多群众确实是个负担，每次红军前进时，他们漫山遍野毫无组织地跟着部队行动，很容易暴露部队行踪。一遇上敌人攻击，这群人吓得到处乱窜，把红军的战斗队形都冲乱了。虽然刘士奇曾几次想把这群人组织起来，但由于他们来自苏区各地，互相都不认识，一遇到危险很快又乱成一锅粥。尽管处境如此艰难，大部分群众仍始终跟着红27军行动，刘士奇也始终没有抛弃群众的想法，大家现在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快转移到尚未沦陷的苏区。

    在突围战斗中，为给红军的水冷式重机枪送水，老乡们自发得冒着危险跑到山下用脸盆、饭盒盛水，保证了红军重机枪火力的持续发挥，一路上群众还纷纷火线参军，保证了红27军战斗力的稳定。打垮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保存了自己，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配合了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其他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为根据地以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临危受命  组建红二十七军

    10月10日上午，鄂皖工委在白崖寨关帝庙开行动委员会(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刘士奇同志报告行动委员会的任务,并提议大家都要有行政职务,才好领导部队,大家一致同意，鄂皖工委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为了便于工委对部队的领导和扩大我军声势，认为目前工委的任务是继续率军进行东线转移，再伺机打回苏区，决定把东路军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政委郭述申，副军长吴保才，下辖两个师。原东路军一个师改为七十九师，师长徐海东，政委王建南，下辖一团和三团；调出第二团，与原司令部直属第五团另建八十一师，军部兼师部（团以下不变），全军共五千多人。至此，在宿松趾凤河“红二十七军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了！”。

    三、军纪严明  钢铁意志

    为巩固和扩大胜利成果。十月十一日政委郭述申在军部召开军民庆功大会，在东营峰石壁“凤卧龙栖”前部队击掌誓师。十月十二日，红二十七军首次在白崖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蕲、宿、太工作委员会，留下原英山县委组织部长陈开远任书记，和军中全体宿松人员坚持地方武装斗争，为古寨谱写了不朽的红色篇章。

《申报》1932年10月30日

    10月中旬，红二十七军到达安徽省潜山县，打退了在38架次飞机掩护下数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多次攻击，毙伤俘敌100余名。在衙前镇，红二十七军主力中了国民党军第54师的埋伏，还遭到国民党军第32师的堵击。此战打得相当艰苦，红二十七军被迫连夜转移，一路向北到达头陀河。

    10月底，红二十七军主力转战淠河东时，又遭数倍敌军包围，红军及伤病员、革命群众被压迫到一块窄小的河川峡谷，情况十分危急。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徐海东率第一团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强渡淠河，用刺刀和手榴弹杀开一条血路，使全军再次奇迹般地突出重围。此战后，红二十七军进入赤南苏区，在大埠口与坚持在这一地区的红七十五师第二二四团会合，然后折而向东，在官庄成功歼敌32师一个营后，又星夜向桐城县土岭方向转移。渡过大沙河后，占领有利地形打阻击战，打退敌多次冲锋。随后经舒城、六安，于11月中旬到达霍山县。

    红二十七军活动于皖南一带，全军在军长刘士奇，政委郭述申的率领下，转战皖西鄂东山区。整编中的红二十七军战士拖着疲惫的身躯，顾不上化脓的伤口，扛起枪，迅速投入战斗，立即占据团林冲北边白崖寨至南冲畈一线山头，用迫击炮、机枪掩护群众和红军伤病员转移。随后，侦察敌情，得知敌仅一连人，住在山上一座旧庙里，率部200余人趁黑夜悄悄攀上严恭山。我军摸掉岗哨，冲进庙门时敌军刚从睡梦中惊醒，轻而易举地俘敌160余人，缴长枪128支，手枪4枝，军号1把。10月12日，鄂皖工委和军部决定撤出战斗，我英勇的红二十七军带着，胜利的喜悦，向太湖弥陀寺方向转移。

    10月24日，他率部先在霍庄全后歼敌第三十二师一个营，然后星夜向土城县土岭方向转移，渡过桐城县境大沙河，凭河阻击追敌。

    11月初，刘士奇率部到达霍山县三里店，决定渡过淠河，返回皖西北根据地，却不期在淠河东岸磨子潭被迫堵之敌压在河川峡谷中，腹背受敌，情况十分危急，但他指挥若定，果断地命令师长徐海东率一个团强渡淠河，向黑虎阻敌发起冲击，用刺刀和手榴弹杀开一条血路，再令团长程启波率领一支突击队，从敌人侧翼的悬崖峭壁爬过去，绕到敌人背后发起突袭，终于打开一个缺口，取得了这次突围的胜利。

    四、浴血奋战  胜利回师

    磨子潭突围后，刘士奇和郭述申等带领缩编的三个团继续斩关夺隘，又经过好几次恶战，终于进入了赤南（今属商城县）根据地。他们在大埠口召开了红二十七军军部和鄂豫皖工委联席会议，决定将随军行动的地方干部分配到各地工作，动员随队的群众返回家乡，将伤病员交给赤南党组织安置，并留下一个团保卫赤南根据地。会后，他和郭述申率领两个团出发，于11月24月工委和红二十七军大部继续西进到达黄安县七里坪附近，与鄂豫皖省委和在该地坚持斗争的红军部队会合了。1932年11月29日，省委根据斗争形势需要,鄂皖工委撤销，到达七里坪地区的红二十七军部队也编入了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

    第十三章  含冤被害  大别山永存英名

    一、大别山红旗不倒

    刘士奇留在鄂豫皖省委，任鄂豫皖省委委员。由留在当地坚持斗争的省委、道委：刘士奇、郭述申、沈泽民、吴焕先、王平章、徐宝珊、郑位三等同志，共同召开会议决定恢复省委、道委。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组建皖西红28军，军长为廖荣坤、政委王平章，领导原红25军的特务营、224团、246团。皖西红28军，1933年1月在湖北麻城大畈（现属河南新县）正式组建，1933年10月在安徽金寨重建。

    红二十七军从组建到撤销这期间，鄂皖工委和红二十七军在两个月中，在危急关头将鄂东皖西各股分散力量拼凑组建的队伍，在刘士奇和郭述申率领下东冲西突，先后转战遍及两省十多个县，行程3000余里，牵制和打击了6个师的敌军，经历大小战斗数十次，多次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歼敌4000余人，保存和锻炼了3000余人的地方武装，为重建红二十五军输送了力量，也为后来组建红二十八军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工委和红二十七军还保护了一大批地方干部、群众和伤病员，为恢复重建皖西北根据地的党政组织和地方武装保存了骨干。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办的特殊使命。

    刘士奇说：“红二十七军是一支经得起考验的、打不散、拖不垮的部队。红军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锋芒，无论战争环境怎么险恶，我们都应当保存好这支队伍”。

    刘士奇在鄂豫皖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二十七军军长，当地留存至今的众多回忆录都证明，在率领这支成分复杂的队伍兜兜转转的过程中，刘士奇的个人魅力让很多边区的老百姓深深感动。发挥出色的组织能力、过人的宣传动员能力、以及天才的军事指挥能力，率领红二十七军一路左冲右突，战胜了数不清的难以想像的困难，完成了特殊的使命。

    二、剪除异已   张国焘“肃反”

    中央党史文献中记载，张国焘回忆录中所述：1938年，张国焘的这最后一次与王明之间的延安对话，使他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多舛，由于自己肃反扩大化，酿成的逾两千红军将士的人命血债，加上同毛泽东的内斗，部下(沈泽民、徐海东)误将毛的连襟刘士奇(贺子珍的妹夫)杀害，因果相报，知道毛也不会放过他，大祸即将临头，内心充满了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只有最后下决心出逃，走为上计。他在《我的回忆》里说道：“我曾枝枝节节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因此我脱离中共，离开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采取的正义行为” 。

    当时由于张国焘肃反扩大化，酿成的逾两千红军将士的人命血债。留守在省道委负责人刘士奇遭人陷害，于1933年初在鄂东北遇难，终年31岁，过早地结束了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光辉而英勇的一生。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亲自为刘士奇平反，1945年6月中共七大追认刘士奇为革命烈士，并在建国后颁发了烈士证书。

    三、公证评价

    中央军委评价：“红二十七军是在斗争形势十分危急的关头成立的，它把皖西分散的武装统一起来，继续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对于团结和鼓舞群众继续坚持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斗争，对于箝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对刘士奇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曾说：“士奇是我的好战友、好兄弟，他是个有聪明才智、勇敢的革命同志。士奇在赣西南、井冈山对我的支持很大，是中国革命的有功之臣，是个胆识过人、敢作敢当的汉子，我很佩服他”。（贺怡回忆）

    徐向前评价：徐向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他曾深情地说：“刘士奇工作积极，平易近人，干群关系好，是一位好同志”。

    郭述申评价：原红二十七军政委，解放后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82年，郭述申回忆时说：“刘士奇同志是在完全同主力部队断绝联系的情况下，同我们一起组建了红二十七军。他作战勇敢，有指挥才能，不但善于作军事工作，也善于作政治工作，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过大家努力， 保存了我们的红军部队，又保护了群众，刘士奇同志对革命是有功绩的”。《红二十五军战史资料》记载：郭述申评价: “刘士奇是著名红军将领，他既能做政治工作，又能指挥打仗，是我党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他在领导红二十七军的转战中，是有功劳有贡献的”。

    卓雄评价：卓雄他在赣西特委工作时是刘士奇的警卫员、解放后任福建省委书记、民政部副部长。卓雄说：“刘士奇是我的老上司，他能文能武，智勇双全，是中央苏区的优秀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