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毛泽东

    在毛泽东追忆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位听众——他的妻子贺子珍——至少和我一样感兴趣。毛泽东谈及他本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情，其中有许多事情她显然从未听说过，毛泽东在保安的大多数同志也同样没有听说过。

    后来，在我从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那里搜集传记材料时，他们的同事经常会围上来，饶有兴致地倾听那些他们头一回听到的故事。他们虽然已经并肩战斗多年，但对于参加共产党之前的经历，彼此之间并不了解，他们往往将那段时期视作黑暗年代，只是在成为共产党员以后才开启自己真正的生命。

    在另一天晚上，毛泽东盘腿而坐，背靠公文箱，用蜡烛点起一支烟。他接着前一天晚上中断的故事线索，继续往下讲：“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里，一共只花了 160元钱——其中还包括我多次交的报名费！这笔钱大概有三分之一用于买报纸，因为我每月要花大约1元钱的订阅费。

    我也经常在报摊上买书、买杂志。父亲骂我浪费，说这是把钱浪费在废纸上。但我养成了看报纸的习惯，从1911年一直到1927年上井冈山，我一直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从未间断。

    “我在学校的最后那年，母亲去世了。这样一来，我就更没有回家的兴趣了。那个夏天，我决定去北平。湖南有许多学生正计划去法国，想通过‘勤工俭学’的办法在那里读书。在世界大战中，法国曾以‘勤工俭学’的形式招募中国青年为其工作。

    这些学生在出国前，打算先到北平学习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场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留学的人中间，有很多都是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成为有名的进步人士。徐特立也受到这场运动的影响，在40多岁时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去了法国。不过，他直到1927年才成为共产党员。

    “我和一些湖南学生一道去了北平。不过，尽管我协助组织了这场运动，新民学会也支持这场运动，但我却不想到欧洲去。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不够了解，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好处。当时，那些决定前往法国的学生向现在的中法大学校长李石曾学法文，但我没有这么做。我有别的打算。

    “北平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似乎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去首都的，一到那里就得马上找工作。我以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这时已经当上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份工作，他将我介绍给大学图书馆的主任。这位主任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为我安排了图书馆助理馆员的工作，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工资——8元钱。

    “我职位低，大家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一项任务是登记来图书馆看报纸的读者姓名，但他们大多没把我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在那些来图书馆阅读的人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著名领袖，像傅斯年、罗家伦等，这些人我都非常感兴趣。我试图与他们谈谈政治和文化问题，但他们都很忙，没空听一个图书馆助理馆员讲南方土话。

    “不过我没有气馁。我加入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目的是在北大旁听课程。我在新闻学会遇到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是南京方面的高官;再如谭平山，他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再后来又成了所谓‘第三党’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有很大帮助。他在新闻学会当讲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怀揣炽热的理想，并且有着优秀的品质。他于1926年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还遇见了张国焘——目前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了三K党（！！！）;段锡朋，目前是南京方面的教育部次长。在这里，我还遇见并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原来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在北平，他成为我的挚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思想越来越进步。我和你讲过这种情况的背景。但我当时的思想仍然是混乱的。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我正在寻找一条出路。我读了一些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并且深受影响。有一位名叫朱谦之的学生和我往来颇多，我们经常一起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当时我赞成无政府主义的许多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糟糕。不过，另一方面，古都之美对我来说也不失为一种生动鲜活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与另外七个人合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当所有人都躺在炕上时，几乎挤得透不过气来。想翻身的时候，还得和两边的人提前打好招呼。

    不过，在公园和故宫广场，我见到了北国的早春。当北海仍结着厚厚的冰时，我见到了盛开的白梅，见到了北海边的杨柳，柳枝上挂着冰凌。这让我想起唐代诗人岑参笔下的画面，他曾这样描写北海冬日玉珠挂树的景象：‘千树万树梨花开’。北平数不尽的树木不由令我惊奇和赞叹。

    “1919年年初，我跟要去法国的学生一起到了上海。我只有到天津去的车票，到那里以后不知道怎么再往前走。不过，俗话说得好，‘天无绝人之路’。幸运的是，有个同学从北平孔德学校得到了一笔钱，他借给我10元钱，这样我就能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去南京的路上，我在曲阜逗留了一下，去瞻谒孔子的陵墓。

    我见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见到了圣人幼时居住的小镇。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我也见到了相传由孔子栽种的那棵名树。我还在孔子的著名弟子颜回曾经住过的河边驻足停留，并且见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还登上了泰山，这座山是山东的圣山，冯玉祥将军曾在此隐居，还写下了爱国的对联。

    “不过，当我到达浦口时，又是身无分文，还没有车票。没人能借给我钱，我不晓得要怎么离开浦口镇。最糟糕的是，我唯一的一双鞋被贼偷走了！哎呀！我该怎么办？不过，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交上了好运。在火车站外面，我碰到了湖南来的一位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活菩萨’。

    他借给我钱买了双鞋后，那笔钱还够买一张去上海的车票。就这样，我平安无事地完成了我的旅程……一路盯着我的新鞋。到上海后，我得知已经筹措到大量钱款，协助把学生送往法国，还提供了一笔钱帮我回湖南。我把朋友们送上轮船，然后就动身回长沙了。

    “记得我第一次到北方去的旅途中，还有过这些游历：“我曾沿着洞庭湖散步，绕着保定府城墙走了一圈。我曾在北海的冰上漫步。《三国演义》里有名的徐州城墙，还有历史上同样享有盛名的南京城墙，我都逛了一圈。最后我登上了泰山，瞻仰了孔墓。当时,这些对我来说，似乎不亚于我在湖南的经历和徒步旅行。

    “当我回到长沙的时候，我更直接地参与到政治中。在‘五四运动’后，我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学生的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的报纸《湘江评论》的主编，这份报纸对中国南方学生运动影响很大。在长沙，我协助创办了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现代文化和政治发展态势的组织。

    这个书社与其他团体特别是新民学会，都强烈反对时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这是个坏蛋。我们领导了一次反对张敬尧的学生总罢课，要求把他撤职，并且派代表团到北平和西南地区进行反对他的宣传，当时孙中山正在西南积极活动。张敬尧查禁了《湘江评论》，以此报复学生们的反对。

    “此后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将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化，把斗争变成了普遍的反军阀宣传活动。我担任新闻社社长，以促进这项工作。这场运动在湖南获得了一些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推翻，在长沙建立起一个新政权。大约就在此时，新民学会开始分化为两派——右派和左派，左派坚持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纲领。

    “1920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又一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平，当时我正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可能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要大。那时，我还见到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要争取他对湖南学生斗争的支持。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建立‘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

    然后我返回长沙，开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师的职位，同时继续在新民学会开展活动。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北洋政府很反感，认定湖南要是与北平脱离关系，就能更加迅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鼓动与北平分离。那时，我强烈支持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政策。

    “一个名叫赵恒惕的军阀利用‘湖南独立’运动来谋取私利，把谭延闿从湖南赶了出去。他装作支持这场运动，拥护中国联省自治的主张。然而，他一当权就开始大力镇压民主运动。我们的团体曾要求男女权利平等，要求建立代议制政府，总体上赞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纲领。

    我们在自己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呼吁实行这些改革。因为省议会的大部分议员都是地主豪绅，由军阀任命，所以我们还领导了一次冲击省议会的行动。这次斗争的结局是，我们揭下了省议会的对联匾额，那上面都是些胡言乱语、夸大之词。

    “冲击省议会的行动被视为湖南的一个重大事件，把统治者给吓坏了。不过，赵恒惕夺取控制权之后，背叛了他曾经拥护的所有主张，特别是他还用暴力压制所有民主的要求。所以我们学会把斗争的目标转向了他。我记得1920年有个插曲。当时新民学会为了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组织了示威游行，结果遭到了警察的镇压。

    有些示威者试图在会上升起红旗，遭到了警察的禁止。示威者指出，根据宪法第12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可警察不听。他们答道，他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听宪法课，而是要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此后我越来越确信，只有通过群众行动赢得的群众政治权力，才能确保实现有力的改革。

    “1920年冬天，我头一回在政治上将工人们组织起来。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引的作用。我第二次去北平期间，阅读了许多有关俄国的书籍。我热切地寻找当时能够找到的极少数中文版的共产主义著作。有三本书特别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帮助我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相信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之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中文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考茨基写的《阶级斗争》；柯卡普写的《社会主义史》。到了 1920年夏天，我已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一定程度的行动上。而且，我从此也自认为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就在那年，我与杨开慧结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