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个普通机关干部，母亲是一名中学教师，他们的收入都不高，伯父每月从他的工资中拿出105元来帮助父亲，主要是用于家中孩子们的学费。为什么是有零有整的105元？姜贵春说：当年卫士长成元功对他讲过，这105元生活费是伯母让何谦和成元功“根据北京市民平均生活水平加上你家人口折算出来的。”唉，这么精准的计算，一听就是伯父的决定。另外，有时父亲胃病犯了，伯父还会再给他增加一些营养费。记得1990年代我去看望张树迎叔叔，他对我回忆说：“有一天我进你伯伯的办公室，他忽然抬起头嘱咐我；‘同宇那边的生活费别忘了送过去。’唉，你伯伯真是什么事都要操心到。”后来由于父亲总是犯病，胃疼起来不能正常上班，伯父便要求父亲提前退休，伯父对父亲说：“你不能为人民工作，就不要再拿着人民给的钱了。你退休吧。”母亲告诉我，伯父还对父亲说：“你生活有困难，我养着你。”1963年，父亲59岁时退休了。父亲退休后，伯父每月给我们家的生活费从105元提升到120元。伯父不止一次告诫我们“生活上要向劳动人民看齐。”有一次他还提到司机老杨叔叔（杨金明），说老杨叔叔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全家九口人。他说比起老杨叔叔，我们家的生活已经好多了。而伯母则负责接济我的二娘（二伯母）王兰芳。二伯于1944年在山东去世，淮海战役时期，二娘参加了解放军，在部队干部子女的幼儿园做保育员。1955年部队大裁军，二娘复员了。复员军人都会领一笔复员费，伯父却不让二娘去领。他说二娘以后的生活由他们负责，就不要再给政府添麻烦了。于是便由伯母每个月给她50元生活费。二娘身体不好，经常来北京看病，所有的医药费、住院费以及住招待所的费用，全是伯母用自己的工资来支付。1975年11月的一天，哥哥去西花厅看望伯母时，伯母对哥哥说：“你知道吗，二娘去世了，这样我的负担也轻了些。”伯父伯母除了在经济上帮助我们家，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伯父的老同学老部下等，凡生活有困难的，他们也都会给予资助。比如老杨叔叔，伯父每个月都补助他几十元。伯父的卫士长成元功叔叔曾经特别向我强调：两位老人这样做，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去找政府申请补助，就可以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我虽然回到了家里，但假期时间也会经常去西花厅玩。有的时候我忘了去，西花厅哪位叔叔来我家送生活费送东西时，就会告诉我：“你七妈说，让你去玩呢。”以前住在西花厅时，每个学期的期末，老师发了成绩册，我都要交给伯母看，现在我回父母家了，成绩册照样要给她拿去看。我当时功课比较好，又比较听话懂礼貌，属于好学生，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伯父伯母的表扬。上三年级时，有一次我的作文在学校评比得了奖，母亲把作文送到西花厅。伯父很高兴，一边吃饭一边用红铅笔在作文本上帮我修改错别字和标点符号，还说：“下次有好的作文再拿给我看。”可这件事情我却一点也不知道，当时也没有人表扬我。不但没人表扬，伯母反而专门把我找来谈话，说我最近有骄傲情绪，要注意了。她还说到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多少艰难困苦都过来了，今天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尚且不敢骄傲，尚且要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等等，说得我一声不敢吭。那天西花厅偌大的客厅里就只有伯母和我一老一小这么面对面坐着，那个场景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仍清晰地存在我的记忆之中。还有一次是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第一学期时，学校组织大家去观看全军运动会的开幕式。我回到西花厅后告诉伯母说：“我们去看了运动会开幕式，可是有一支仪仗队走得不怎么整齐。”伯母听了很不高兴，说：“学校组织你们去观看运动会，是要你们学习运动员顽强刻苦训练、为国争光的精神。你不想着向这些叔叔阿姨学习，却一上来就评头评足，这么不虚心怎么行。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了这一句话她又批评了我有10多分钟。我真是怕了她了。

    不过，也有一次例外，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期末，我的作文成绩没考好，自己觉得很丢脸，母亲也责怪我在退步，可是按照惯例我还得去西花厅上交成绩册。记得那一天我真是硬着头皮走进伯母的书房，把成绩册交给了她，然后老老实实退回水果房（值班室）里，一声也不吭，只等着她会出来把我数落一通。我没想到，这一次伯母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我白紧张了半天。这件事让我打心里感谢她老人家。为了不辜负伯母的信任，我暗自下决心，无论如何要把作文成绩再追上去。母亲在晚年时对我也谈起过伯父曾对她的一次批评。那还是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我的四弟秉华特别贪玩、不爱学习，母亲怎么批评他都没用，于是母亲只好带着他去西花厅向伯父告状，说这孩子上课不专心听讲，考试又经常不及格，真是太不争气了。伯父立刻阻止了母亲的抱怨，他说：“你不要这样讲孩子，你要多引导他，培养他对学习的兴趣，他有了兴趣，自然就会好好学习了。”

    谈到教育，现在的家长们的确都在拼命培养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能赢在起跑线上，如果一个小学生功课不好被家长训斥似乎是再正常不过了。回想我在上高中阶段，业务课也不怎么好。我上的学校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在附中，比起班上那些天才的小画家们，我的业务课只能算中下等，自己也挺灰心，绘画作业也从不拿给伯父伯母看。而两位老人倒也从不过问我的业务学习成绩，也从没有要求查看我的绘画作品，更没有说过一句责备我的话。至今回想起来，我要感谢伯父伯母对我的宽容和信任，让我能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去独立思考和逐步寻找自己最适合的定位。

    虽然学习方面给予我宽松的环境，但是伯母在我眼中仍然是一位十分严厉的老革命。在品德教育方面，她的管教一刻也不放松，你做的好她不表扬，做的不好却是一定会挨批评。

    还是在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对我和哥哥说，前几天周家有一个亲戚去看望伯母时，曾对伯母提到：我们周家与鲁迅家是亲戚。伯母听了很不高兴，批评她说：“你不要老想着和名人攀亲。”伯母又嘱咐父亲把这件事告诉我和哥哥，让我们也要记住：不能有攀附名人的思想。那么，在我们那个年代，老百姓心目中的名人都是谁呢？是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这些文学大家，是赵丹、白杨、张瑞芳这样的大明星。那时，还真没有人把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看成是名人。那一天，父亲还告诉我：我们家的籍贯是在浙江绍兴，家族的祠堂叫“百岁堂”（正名锡养堂，俗名百岁堂），我们和鲁迅的那个周家不属于一个祠堂。听了父亲的介绍，我便在心里想着：“知道了，我保证做到不去攀附名人。不过，要是和鲁迅家真的是亲戚，那该有多高兴啊！”这个“不去攀附名人”的思想一直管着我，以至到了本世纪初，老革命家的后代的红色活动开始兴起。记得我第一次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活动，一看来的都是资深老革命家的子女，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见面。因为不熟悉，我只好在他们的座位旁边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人家不来打招呼，我都不敢贸然上前大模大样地去做自我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