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婚姻能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以至女方的离婚书都经过毛主席动笔修改，通过组织转交男方，这让现代人很难理解接受，但这就是当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私人生活空间，用现代人的心境伦理无法还原历史事件发生的条件和原因，当年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于婚姻的态度似与其他部队有所不同（有无地域文化因素，搞不太清楚），典型的例子是陈昌浩长征期间和张琴秋结婚，后来陈的原配找到陈，张琴秋就主动退出，这在四方面军传为美德，而四方面军很多干部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一位负责人在延安的婚姻持贬斥态度，因为这位负责人娶的这位妻子比他前两个女儿年龄都小，认为这不符合共产党和红军的标准，后来毛主席出来讲话，大意是这是新式婚姻，不同于以往的婚姻 , 平息了争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位老革命的一位孙儿辈告诉我，他找的这个女人害得他们这个大家家破人亡，他的一个女儿远居苏俄，再以后我又听到一些说法，讲这个得到毛主席关照过的女人建国后以各种手段从精神上打击江青，揭露和散布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所作所为，被列为公安部特级案件，历经多年未侦破，后来这个女人有些犯晕，为这位革命老人的身后事给中央写信，被一位细心人觉察，通过笔迹鉴定，最终破案。当年的争论是一回事，人物后来的命运又是一回事，孰对孰非，曲折的过程往往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答案，甚至前后颠覆，这在后来的七十年间不鲜见，可知否？可思否？

    在婚姻问题上，父亲也算是一个受过伤的人，长征期间他和一个四川女红军订婚，到了延安这个女红军转而和一方面军一个团级干部结婚，也有四方面军的干部想不通，要讨说法，父亲都制止了，一方面他在婚姻问题上看得开，另一方面他要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他一直是这么做的，建国初期那位一方面军的干部病故了，有人说风凉话“没享到新中国一天福啊”，闲话传到父亲那里，父亲批评说，不要乱讲话。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风波之后，父亲离开了四方面军部队，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主任是李富春，副主任还有杨尚昆），此后除了一桩没人愿意接手的事情外（我在后文较详细叙述），父亲和原四方面军部队基本绝缘，这保佑了他在革命斗争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