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近日，我最尊敬老领导推荐一本新书电子版，是开国上将周纯全四子周念念写父母亲的传记力作。我品读后感到史料翔实，曲折动人的故事特别多，就请示老领导可否选载转发，让更多人分享？老领导同意授权后，我再认真细读深研，感到有些内容可以转载，有些内容还需等待时日。所以，本平台采用删节法进行选载。其中原因“你懂的”。题目为编者从文中提炼的。

    自序

    我是周纯全和郑竖岩夫妇最小的儿子，行四，1951 年 9 月生。我有一个女儿，女儿和女婿育有三个子女（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对于我的父母，过去很少跟晚辈提及，一方面是因为较详尽讲述他们的身世经历是十分困难的，只能描摹个别具体事情，让他们大致了解先人，另一方面我也不愿意打扰属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怕分散孩子们工作学习的精力。近期爆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预示着下几代人不会永远生活在一个无障碍的世界上，我无法揣测未来，也没有必要播撒焦虑的种子，回顾父母走过坎坷的路程，让后辈有所启迪也算是留给他们的礼物。愿我留下的回忆能使他们在无涯中有所探寻，在纷乱中找对方向，在陌生中获得经验，长本领避风险，既使有一天生活的浪潮把他们抛到从未到过的海岸，他们也能抖掉身上的沙粒，走上岸去。

    不寻常的中央政治局决定

    1985 年 7 月 28 日，父亲永远走了。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助理李继耐向母亲传达了军委关于父亲后事安排的意见，即葬礼规格略低于粟裕，高于不久前逝世的另一位上将；通知总参管理局按照“准大将”级标准操办；三总部一家解决一个实际困难。8 月３日，总参谋长杨得志率除值班副总长以外的所有总参领导来家吊唁，杨得志说，在昨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彭真同志提议：周纯全的夫人继续享受纯全生前的待遇。李先念主席说，应该。政治局就决定了。这个决定两三天后就可以到总参，总参除按决定落实外，还要免收房租费、水电费等项。杨得志还对在座的副总长们回忆起一、四方面军草地会师的情景，说父亲当时是四方面军的领导，他是一个团级干部，父亲很热情，一个团一个团的慰问，送给三军团不少粮食、牛羊和盐，这在当时是很宝贵的东西啊。

    （此处删除120字）对于中央政治局赋予的罕见的待遇，母亲十分淡定，她考量各方面的因素，决意后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接受中央的专机安排（三架次：北京→武汉；在长江武汉段和红安县上空撒骨灰；从武汉回北京）；保留原配备的车辆和司机，其他工作人员请总参妥为安排；关于三总部要落实解决的问题，母亲说就不麻烦总政了。

    对于不举行告别仪式，唯一的开国女将军李贞不赞成，她打了两次电话坚持要送最后一程，母亲挡住说，你身体出了问题（她当时心脏病很严重）是要惊动中央的，我们担不起啊。李贞的丈夫甘泗淇是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留学苏联，政治上坚决反对张国焘，但和父亲的关系并不生硬，碰面时笑声不断，我和三哥周宏林上小学的时候逢周六放学，先去医院看父亲，甘总要和我们一起打扑克，甘还和父亲提过让我们兄弟俩搬到他家住一段时间。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肖克曾任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父亲任政委，他们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三个月，肖克说父亲是个很好的人。父亲去世时宋任穷正在东北指挥抗洪救灾，他和夫人钟月林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追忆对父亲的了解，称道父亲坚强的党性和对军队建设的贡献，言情至深。红军时期和父亲关系比较僵的王震除了表示悼念，也对父亲在历史上发挥过的作用给予肯定。现在看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不仅仅是要确定母亲的生活待遇，还涵盖政治方面的因素，是对逝者付出一部分政治生命代价的补偿。

    四方面军，一东一西都不容易

    父亲去世的第二天，正在美国访问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委托秘书程振声代表他悼念父亲，程振声说，李主席多次提及父亲，说周纯全为了全党的团结忍辱负重，承担了许多不该他承担的责任……四方面军一东一西都不容易。

    母亲听到这些泪流不止。父亲的一生历经艰辛，起伏跌宕，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他担任京汉路南段死难烈士后援会委员长（当时十八岁，没有入党），奔走在社会底层，尽力救助死难烈士的亲属；他利用社会关系为中共早期重要人物项英、张浩在汉阳兵工厂开展工作提供便利，为汉阳兵工厂作为中共早期组织的重要策源地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是黄麻起义的播火者之一，董必武和湖北省委所有关于起义（暴动）的指令都是由他传达的，他也是黄安农民革命政府的九名委员之一；黄麻起义失败后他组织特遣队，从汉阳兵工厂偷武器、偷子弹，巧闯多道关隘，把枪支弹药送到失败的起义部队，随后又转战河南信阳，千方百计筹措钱，及时把钱款送到起义部队，有力支持了农民革命军余部迅速恢复壮大；他是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员之一，从中央决定成立鄂豫边特委一直到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他一直担任常委职务；他参与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担任川陕省委书记，为四方面军壮大发展创造了多方面条件；抗日战争时期他组织指挥了我军最大规模的突围战——山东费县大青山突围战，使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相当于山东省抗日民主政府）等领导机构突出包围圈，转危为安；解放战争时期他主持四野后勤工作，统筹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后勤保障，仅平津战役准备阶段就聚集了当时约占全国五分之一以上的国力资源（现金就有十三点九五亿大洋、黄金四百多公斤和大量可通兑的物资），有力保障了部队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朝鲜战争初期，志愿军后勤供应吃紧，他被彭德怀“骗”到朝鲜，扣下来参加抗美援朝，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他从战场实际出发，总结提炼推广后勤部队干部战士创造的“反绞杀”经验 ,大大降低了后勤运输的损失率，扭转了志愿军后勤工作的局面；从入党到建国前的二十三年中，他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在地方工作，党政学商工都干过，在军队高级干部中有这么多岗位经历的也是十分少有的，但所有这些都比不上他在四方面军“一东”上对党和军队的贡献，他付出了极大的个人努力，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倪志亮等人一道（父亲在自传中写道：就同志关系来说，他和倪志亮的关系最好）在复杂险恶的条件下阻止了河东的四方面军部队发生动荡和被瓦解，保持了部队的稳定和完整，为未参加西路军的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成建制转编八路军一二九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方面军“一东”应该指的是四方面军未渡黄河的部队，主要是四军、三十一军。父亲在自传中提到，他受命统一指挥四方面军河东的部队。西路军失败前后发生过许多在党史上、军史上存有纷争的历史事件，如两河口会议、草地密电、第二中央、西路军失败、张国焘叛逃、“金刚闹事”等，反映这些事件演变过程的大部分党内文档和共产国际档案至今仍然不能公开，让讲述于这个历史漩涡中的人物的命运异常困难，好在历史证明了河东的四方面军部队没有发生分裂、没有发动叛乱、没有背离党和红军的根本宗旨，无愧为中国武装革命斗争的主力部队之一。

    父亲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应当是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河东的四方面军部队，当时部队内部笼罩着悲伤的情绪，四方面军有不少父（叔）子（侄）兵、兄弟兵、夫妻兵，为了保证部队的指挥权威，亲属一般不在同一个部队，这样很多人失去了亲人，夜晚营区哭声不断，一直率右路军行动的朱总司令也不巡营了。父亲作为一个战略方向的领导人之一，他考虑问题总是从大局出发，始终把稳定部队的思想情绪放在重要位置，他了解战士，熟悉基层工作，口才又好，在全军悲痛的时刻，他以严肃近情得体的方式讲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道理，讲红军的使命和前途，讲四方面军的奋斗牺牲精神，打开了大部分干部战士的心锁，驱散了悲伤迷茫的阴霾，东路四方面军部队中对立的思想看法逐步消除。在党内，政治力量重新组合，曾把中国革命和红军置于濒危险境的教条主义者借西路军失败，在批判国焘路线斗争中进行充分表现，对张国焘的批判声讨不断高涨，从鄂豫皖到西征全盘否定，父亲也被一些高级干部定为张国焘的“左膀右臂”，不断出现在“陪榜”名单上，“不实指责和流言蜚语充斥大小会议（李先念的原话）”，在严酷的党内斗争中，父亲冷静且坦诚，主动揽责，保护了一批干部，在政治局会议和更大范围的会上，父亲对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上的偏差和坚持南下的主张进行了多次检讨，从政治上和张国焘划清界限，同时在与中央重要领导人谈话中他也如实反映了对中央的意见，周恩来找他谈话，他就直陈对教条主义把持的中央命令四方面军执行一些不明不白军事行动的看法，任弼时找他谈话，他如实讲述了与一方面军会师后两军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以及四方面军为弥合分歧所作出的努力。对于引起后世瞩目的草地密电，在当时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坚持说有，张国焘矢口否认，其他的当事人徐向前、陈昌浩先后表示无此事，而叶剑英在西安处理西安事变后续事宜，无法当堂指认，父亲是四方面军能接触核心机密的四、五个人之一，也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在会上父亲说，没见过（这封电报），也没听张国焘讲过，国焘讲过南下，开展党内斗争。庆幸的是关于密电的争论持久对峙（最近还看了一篇边缘化的回忆文章，是张春桥女儿写的，大致讲张春桥在当政时也留意过密电事，找来张国焘回忆录进行比对，在信张还是信叶间徘徊，并把密电是有是无作为政治标签贴在叶帅身上），为了寻求结论，中央委托原东北师范大学校长、重量级的中共党史研究学者郑德荣查阅了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记录，父亲的发言和坦荡的政治态度才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郑德荣把父亲的发言作为重要依据之一，对密电存否做出判定，呈报给中央 ,以后中央党史文献口涉及密电的宣传也是按照郑德荣结论口径讲的。父亲能在艰难的时期挺得住，奋力支撑四方面军部队的工作局面，动因来自于他对鄂豫皖根据地和四方面军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有着执着清醒的认识，对诋毁和歪曲这段历史的做法不妥协、不退缩，不论政治气候多么压抑，或是大多数人保持沉默，他都直抒自己的政治观点，最典型的事当数四方面军战史初稿完成之后，李成芳（原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后任昆明军区政委、文革后任五机部部长）来家征求父亲和倪志亮的意见，父亲说他对初稿不满意，特别提到初稿中关于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是张国焘逃跑主义，父亲说历史不是这样的，李成芳也援引了其他人的看法和意见，父亲生气了，拍了藤椅的扶手说，你们当时都是连排级干部，不清楚这段历史。为扳正对四方面军重大历史事件的表述和结论，父亲去了徐向前家，他去徐帅家里讲了什么，徐帅又是怎么讲的，他对谁都没有说，后来倪志亮来看他，他们俩面对面坐着，十分钟一句话没说，倪起身告辞。我当时在场，能感受到父亲心里非常不痛快。

    除了艰难支撑河东四方面军部队的工作局面，保持部队构架不散，父亲还要面对党内莫须有的猜疑，在西路军陷入绝境之际，父亲遭受了信任危机，他被毛主席锁定为有可能造反的人。（此处删除280字）在当时极其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下，保持警惕性和大胆怀疑是领袖人物非比寻常的独特气质，不能用寻常标准评判，更何况毛主席通古识今，权衡方方面面，既使有不实之疑，现代人也应尽可能将其裹入情理之中。作为总结历史教益，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中国革命从根本上捋还属于农民革命，农民革命的特点是斗争勇敢坚决，不怕牺牲，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证明了这一点，它的致命伤是互相间猜疑，防范心理很重，加上地域隔阂，缺少沟通，易酿成内斗。

    这么多年来我也留意各类报刊资料，未见张国焘领导父亲进行秘密活动的例证，反而是父亲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强撑住未参加西征的四方面军部队的架子，保持四方面军部队的完整性，到后来离开自己熟悉的部队，频繁换岗，战事不吃紧就在地方干，战事吃紧又调回部队，他一生拼搏奋斗的历程证明了当年的电报有误判，急切改造四方面军部队会叠加红军面临的困难和险境。至于彭德怀为什么没有执行改造部队或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我想原可能有两点：一是彭还没有掌握部队，动用手段没有把握。二是李聚奎起了作用，李是一方面军最早到四方面军“掺沙子”的干部，他由一方面军三军团模范师的师长调任四方面军四军政治部主任，父亲任军政委，后来李参加了西路军，他对父亲的正直和忠诚肯定会给彭一个说法，张国瑞（解放战争时期任李聚奎的秘书，朝鲜战争任父亲的秘书，李聚奎从石油部调回部队后又建议父亲让张国瑞去后勤学院深造）说，父亲告诉他，李聚奎和彭德怀拜过把子，平江起义时部队的成分很复杂，基础不好，李聚奎是士兵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起了很大作用，要不是李聚奎暗中保护，彭德怀、黄公略、腾代远就没命了。“四人帮”垮台后，在秦城监狱关了八年和七年半的李聚奎夫妇来到我家，王惠颖（李聚奎夫人）跟母亲说，问老李先看谁？李聚奎说看纯全。母亲问王惠颖，七年半你在监狱里是怎么熬过的啊？王惠颖说，我早上想这个孩子，晚上想那个孩子，听到这儿，父亲放声痛哭，李也哭了起来。送走李聚奎夫妇后，母亲叹气地说，李聚奎本该第一个去看的人走了。

    对于那一段历史，我还想提供一些线索：西路军失败后党内对张国焘的批判继续升温，张国焘借机投奔国民党，这样的举动让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非常被动，红军总政治部派了若干个工作组到四方面军部队挖问题，整材料，以后发展到发动连排级干部批判军和方面军的领导，四军的一个副军长因为经受不住基层干部的揭发批斗，开枪自杀，后经抢救才活过来，为了防止部队瘫痪，父亲自己揽下责任，尽量减轻其他人的包袱，如谢富治，他是四方面军树立的两个典型之一，短短三、四年的功夫就由连政委提到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任部长（同时兼任川陕省委组织部长），他在 1935 年 7 月 9 日川陕省委致电中央要求扩大中革军委成分的电报中签了名（成因很复杂，川陕省委对临时中央教条主义有意见），被划入国焘路线，在批判国焘路线时由于父亲主动承担了大部分责任，为谢富治等一批领导干部减压，使他们较快解脱过关。谢富治在解放战争中领导了以四方面军为主要班底的野战兵团，各级指挥员都认可他。抗美援朝战争中这个兵团的一个军参加上甘岭战斗，名扬中外，回国后毛主席点名要见这个军的军长，这个军的领导首先到谢富治处请示，谢富治对军领导的着装、汇报重点进行具体指导，汇报后毛主席对部队领导印象很好，部队领导也受到巨大鼓舞，对谢富治的精准提点深有感触体会。文化大革命初期谢富治三次赴昆明，竭尽努力保护几位西路军被俘过的四方面军领导干部，这也可以证明他对四方面军有负责任态度的一面。

    父亲在红军大学二期学习期间，一部分四方面军的军师级干部对批判张国焘斗争中出现的全盘否定甚至丑化四方面军的做法、言行不满，策划回鄂豫皖打游击，这个计划他们没有拉上父亲，知道他肯定不会同意，当父亲得知这个情况后，他头脑清醒，应对有策，选择找张爱萍（张是三军团的，又是四川人，和其他某几位四川人相比，对四方面军的猜疑不算激烈）通情况，由他上报，中央尔后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出走行动没有在四方面军部队扩散蔓延，又一次保护了四方面军的完整性。

    父亲在纷乱的形势中不但能稳住阵脚，还起到了一个救险的作用，作为“金刚闹事”的一根导火索——

    参加西路军的吴先恩脱险回到延安，看到自己的爱人和别人结了婚，气得拿着枪要去说理，一些四方面军的干部同情他，也要跟着去，父亲闻讯后立刻赶到红军总政治部窑洞前拦住他，对吴先恩只说了一句话“她跟他比跟你强。”说完就走了，吴先恩放下枪，抱头痛哭，不再闹了。这就是四方面军的同志情、战友情，谁都希望自己的女同志过得比自己好啊！父亲和吴先恩早在黄麻暴动时就熟识，在鄂豫皖游击战争环境中又是生死战友，进城后我们家住在北京站附近，吴先恩家住在东单煤渣胡同，两家多有来往。吴先恩的夫人沙虹比他走得早，那时吴已人事不知，他的老战友秦基伟（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军区司令员）闻讯赶去，望着吴先恩一句话没说，只流眼泪，临走时交代军区管理局配备管理员好好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