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转战黄平时，因伤因病留散在黄平的红军战士有不少，一些人伤病好后又赶上了部队，一些人伤病好后赶不上红军就留在了当地，一些人伤病好后找不到队伍又回到了老家。谢顺山就是病好后没能赶上红军而回到老家的为数不多的红军战士之一，王世龙、马崇德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回乡探亲又转回第二故乡的红军战士。

    谢顺山是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长冈乡塘石村人，系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团部马夫。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当年年底到达贵州省黄平县。红五军团与红八军团在黄平整编后，因病留在黄平养病，病好了因红军已走远找不到红军，就返回了江西老家。

    湘江战役后，红军损失惨重，尤其是五军团、八军团、九军团更为严重。八军团由长征出发时的10922人锐减到1000余人，九军团由长征出发时的11538人锐减到3000余人，担任断后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敌人截在江东，桥被炸断了，几千红军没有了退路，全军覆没。弹尽粮绝后被敌人抓获的师长陈树湘，硬是把从伤口流出来的肠子拽断，壮烈牺牲。因此，为了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撤销五军团师一级的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八军团并入五军团，撤销八军团建制，两个团并成一个团，两个连并成一个连，每个连队有一百五六十人。原八军团六十七团，从江西出来时一千多人，通过湘江战役后只有五六百人，说是一个团，实际不顶一个团用，被并入了五军团三十七团。整编后的三十七团，有一千五六百人。

    根据当时紧迫的战争形势，完成整编后，红军仍将面临更加漫长、更为艰险的行军路程和更加繁重的作战任务。为了进一步提高战斗力，部队决定将部分伤病情较重的战士留下，寄托在当地老乡家疗养，并提前逐一给伤病员进行了思想动员。许多伤病员听了部队的动员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难过得哭起来。他们多么希望能和大家一起继续战斗啊！

    据时任红五军团三十七团政委，后来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第一位“将军作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政治委员的谢良少将回忆，谢顺山与他同村，是他的叔辈，同他一起参加长征。由于行军路上染上风寒，到黄平整编时，打摆子很厉害，面黄肌瘦，浑身没劲，走起路来歪歪斜斜，两条腿一点也不听使唤，所以组织上决定把他留下。听了组织上的决定和安排后，作为一位受党教育多年的老战士，谢顺山虽然很不情愿离开队伍，但还是坚决表示：“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咱们红军，我愿意留下，感谢党组织对我的关怀。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话虽这样说，可怎么也掩饰不住他那难舍难分的神情。

    就这样，谢顺山被留在了黄平县城外山沟里一户贫苦农民家里。这户人家只有一个老婆婆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孙女，家境虽贫寒但却十分热情。部队去联系时，老婆婆说：“你们放心，那位哥子住在我家，只要我们有吃的，就有他吃的。我们豁出命来，也要把他的病养好。”

红五军团三十七团政委谢良及其所著《铁流后卫》之目录

    部队开走后，谢顺山就住在老乡家。那老婆婆把他当亲人一样看待。她们自己吃包谷窝窝，可总要熬点白米粥给谢顺山吃，还给他买药治病。在老婆婆和她那小孙女的精心照料下，不到三个月，谢顺山的病就好了，谢了老婆婆和小姑娘，就动身去找部队。可是，他跑了好久，也打听不到一点确实的消息。有的说红军进四川了，有的说走得还要远，上北方打日本鬼子去了。谢顺山心里想，家乡不是还有党的组织和游击队吗？何不转回去同乡亲们一起继续闹革命。于是，他决定返回家乡继续革命。

    老红军谢顺山凭着一种必胜的信念，靠着两条腿风雨无阻地顽强往回走。饿了，向沿路老乡讨口吃的；累了，随便找个地方住一宿。组织上留给他的十块银元，五块叫老婆婆拿去买药了，剩下的五块，老婆婆叫他带在身上，他一直舍不得用。遇到难走、饥饿、生病时他也想：这么远的路，恐怕走不回去了。可一想到红军艰苦行军打仗的情景时，就觉得自己虽离开了队伍，还是一个红军战士，这点困难还克服不了？这样，他风餐露宿地整整走了六个多月，总算回到了家。回到家时，头发又脏又长，衣服又破又烂，他母亲一时还认不出他来。

    谢顺山回到家后，那些有亲人在红军部队的，那些打心眼里惦记着红军的，都偷偷地跑来找他。有的从几十里外赶来，要他讲红军队伍长征的情形，他也非常乐意地把自己亲身经历的红军长征的艰难情景绘声绘色地一遍又一遍讲给乡亲们听。那几个月，他在乡里简直成了一个秘密的红军宣传员。

    与红军大部队分别时，谢顺山像是随口又像是执著坚定而说的“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那句话，包括谢良在内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过了十五年之后真的变成了现实——谢顺山又同谢良在家乡见面了。那是全国解放以后，1950年谢良请假回家探望母亲，一到家就听说顺山叔还活着，谢顺山听说谢良回来了也来看他。叔侄俩——两位红军老战友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我们真的有见面的一天啊！”于是叔侄俩讲述了从黄平分别后各自经历的情形。

    留散在黄平的红军，在黄平人民的精心照顾和掩护下，身体恢复健康后回到江西老家的还有王世龙，只不过这是解放后的事了。

    王世龙与谢顺山都是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人，家住杰村乡横江村，1914年2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里。少年时，王世龙就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家中有了土地，还上了学，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使出生贫苦的王世龙激发了无比强烈的革命热忱。为了保住革命的胜利果实，19岁的王世龙参加了红军，成了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机枪连的一名机枪手。战斗中，他身负十余处枪伤。1934年随军长征，到达湖南通道附近的溪口时，王世龙在受伤的同时又患上了痢疾。他咬紧牙坚持随军边.打边走，一直打到黄平县北边的余庆县龙溪附近。实在走不动了，组织上拿出六块大洋将他托付给当地贫苦农民田银章，并嘱咐王世龙病好后到遵义等地找红军队伍。田银章将王世龙背到一个大山里，安顿在一个当地人防守野猪用的草棚里医治。两个月左右，王世龙伤口好了，体力基本得到恢复。

    1935年8月，王世龙从深山里出来时，红军早已离开遵义地区。红军一走，贵州各地就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的清乡队成天在乡间挨家挨户搜查红军伤病员，天天抓人、杀人，凡是红军伤病员和收留过红军伤病员以及给红军做过事的人家都遭了大难。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王世龙只好继续在深山里躲藏。后经田银章介绍，王世龙到龙溪附近给一户姓周的地主当长工。不久，王世龙的红军身份暴露了，当地保长要将他押送县衙领偿。田银章得知消息，连夜将王世龙护送到黄平县罗朗乡太翁铺，在李兴成家打短工。这年深秋，王世龙准备到遵义找红军。不巧，又被保长带着十多名乡丁五花大绑将他捆到乡公所顶替别人去当兵。一个多月后，押送到龙里县时王世龙逃脱了。在山里转了两天，然后边打短工混饭吃边沿山路往北走。快到春节的时候到了遵义附近的龙坪，一路上到处都是清乡队的人和杀害红军伤病员的布告。王世龙异常悲愤，在龙坪转了半个月，没有打听到红军的下落，遂决定回余庆。恰遇一个商人要找挑夫，他就做挑夫到了贵阳，又做挑夫到了瓮安，随后好不容易才回到余庆县田银章家。这时，田银章因收留红军已被国民党抓去。王世龙不敢久留，又到罗朗长岭、高溪等地给地主做长工，不给工钱，只给饭吃。三年后辞工，靠砍柴卖度日。不到一年又被抓兵，往都匀押送途中逃脱，在麻江、凯里转了半年回到黄平罗朗槐花村，先后给杨吉成、易善元家当长工，两年后在罗朗成家落户。

失散红军王世龙在新州供销社自家宿舍前休憩

    解放初期，王世龙曾到黄平县委和县政府反映自己的情况，由于当时县里工作繁忙，来不及组织调查就拖了下来。不久，王世龙参加了土改运动，成了一名农村基层干部。1952年1月转为国家正式干部，在县供销社工作。1955年他给老家去信联系，得知其哥弟均在。

    1957年，王世龙回到兴国县探亲，看见兴国县红军烈士纪念碑上赫然有他的名字，悲恸万分。回到黄平后他向组织要求认定自己的红军身份，兴国县也给黄平县来函证实。但按照当时的规定，要有所在部队的领导和战友证明才能认定。由于在湘江战役中，王世龙所在的班除他和一名副班长外全部牺牲了，这位副班长后来也杳无音讯。因此，他无法找到领导和战友证实。直到1984年，通过余庆县委党史办调查，证实确有田银章掩护王世龙的事，田银章也出了证明，王世龙失散红军的身份才定下来。1985年，王世龙光荣退休。1987年9月，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黄平县人民政府确认王世龙为失散红军，每月给予定期生活补助。2003年9月去世。

    1934年12月留散在黄平县黄飘乡的红军战士马崇德，自从1931年离开家乡后，直到1986年才回到家乡广西乐业县去探亲。说起这件事，还多亏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

    1984年，黄平县委党史办公室成立后，就开展了留散红军的调查走访。当时，黄飘小学教师潘家涛写了一篇题为《鱼水情》的文稿送到县委党史办（后刊登在《贵州文史资料选辑》）。说的是黄飘乡屯上村有个“三共产”，姓马名崇德，是红军长征转战黄平时因伤留下来的。因他排行老三，又常在贫苦农民中讲些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所以苗族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三共产”。

    为证实文稿的真实性，县委党史办廖启科专程到黄飘乡屯上村走访了当事人马崇德，情况与文章所述相吻合，于是马上给马崇德的老家广西壮族自治区乐业县委党史办去函联系。乐业县委党史办非常重视，及时调查并回函告知情况，又派该办黄副主任和一名工作人员亲临黄平，在廖启科陪同下到马崇德家详细核实情况，并拍了照片、录了音带回广西。为进一步理清其在广西的亲属关系，核实相关材料，由黄平县委党史办提供路费，黄飘乡人民政府出据证明，马崇德和儿子马伯祥于1986年春节期间回到广西乐业县认亲。在乐业县委党史办的帮助下，马崇德找到了阔别55年的弟弟马成超、姐姐马彩荣、妹妹马冬和其他亲友。经左邻右舍和亲友确认，马崇德确实是广西乐业县逻沙乡黄龙村棒屯人，书名马成祥，小名马海，与马成超、马彩荣、马冬是同父共母的亲骨肉。

    1931年，马崇德被国民党抓兵离开家乡。1932年8月，在江西南昌“围剿”红军激战中被俘而自愿参加红军。1934年10月随军长征，在惨烈的湘江战役中负伤跌入一条水沟里幸免于难。行军到黄平时因伤势恶化，倒在黄飘的一块大田角，得到当地苗族青年沈光健相救并治愈伤口，因红军走远而留在黄飘。在与苗族群众一起生活中，马崇德不忘自己是一名红军战士，经常给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组织建立黄飘乡苏维埃政权和农民自卫队，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为建国后黄飘乡乃至黄平县的土地改革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解放初期，马崇德积极配合黄飘乡指导员张以庆、谢吉贵开展接管建政、清匪反霸工作。在与苗族群众的交往中，他学会了苗语，成了一个地道的苗家人。1955年，在组织的关怀下，38岁的马崇德与炭坑村苗族姑娘王玉珍结婚生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著名电影演员李雪健带学生到马崇德家进行优良革命传统教育现场教学

    1987年9月，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黄平县人民政府确认马崇德为失散红军，每月给予定期生活补助。为把这一喜讯及时告诉家乡父老，马崇德又于当年携子伯祥、小明再一次回到广西。从认定为失散红军时起，“三共产”、红军战士马崇德的传奇故事就在黄平城乡传播开来，各级媒体、期刊相继进行了多方位、深层次的报道，影视机构根据他的原型拍摄电影《马红军》在央视播映，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以《我是马红军》为题作了专题报道，著名电影演员李雪健专程带学生到马崇德家进行优良革命传统现场教学，著名电视节目编导徐海鹰专程率团队到马崇德家录制节目。每年春节、建军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各级政府和军事机关的领导都前往看望慰问，给予他崇高的荣誉和光环。在黄平，马崇德成了家喻户晓的红色革命传统教育的优秀教材。

县档案馆馆藏的马崇德回乡探亲的证明原件

    更为奇巧的是，就在黄飘乡人民政府于1986年1月26日给马崇德出据探亲证明整整36年后的2022年1月25日夜，劳累了一生的马崇德安然闭上了眼睛。依照他的遗愿，家人们没有过多地渲染他去世的消息，黔东南州最后一位老红军就这样不声不响悄然离开了人世。悄悄的你走了，正如你悄悄的来，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马崇德给村民记述红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