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团结各阶层人士，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中共中原局于1939年9月指出：“不建立抗日政权，单靠军事行动是很难立足的”；“部队活动地区，只要该地区的县长、区长，甚至于几个联保对抗日是同意的，或是该地区的旧政权已经瓦解，新政权是由我们恢复起来的，就应当在该地区武装地方民众，进行肃清汉奸、公布有利于民众的命令，收集物资，组织地方民众团体，进行必要的行政改革。”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根据这一指示，因地制宜，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方法，建立起各种形式的政权。

    1.选举民主县长

    在应城县，1939年春成立了抗日动员委员会，同时，建立应城第一区抗日民主政权，张谦光当选区长。次年，又经民主选举，张当选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县长。说到张谦光这个人，原本是国民党应城县政府的督学，1937年间，他被派往汤池督查陶铸等人办的训练班。谁知，他经过旁听陶铸等共产党人的课程，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就这样，在陶铸等人的帮助下，他积极投身抗战，用自己特殊的身份掩护共产党的工作，并于1938年底加入共产党，完成了从一个国民党督学转变为共产党人的过程。这不能不归功于党的统一战线的魅力。不幸的是，他于1947年，在兴山县平水河一带的战斗中，被国民党军队俘虏，英勇就义。

    在汉阳县，有一位陈绳武老先生。他曾经是辛亥革命的老人，担任过革命政府水警二署署长、海军第三舰队军需处处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动请缨出任国民党津沽舰队总指挥。由于卖国的《何梅协定》的签订，津沽舰队被迫解散，他返回武汉农村隐居。1938年10月，武汉告急，他再次出山，接受了国民党汉阳县县长的职务。他的长子陈柱天，曾留学欧洲，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后，率“旅欧华侨归国参战团”抵达武汉，在中共长江局的领导下开展抗战工作，不幸殉难于武汉轰炸中。国共两党高层邓颖超、邵力子、陈铭枢等人均参加了其追悼大会。陈绳武是怀着国恨家仇的愤怒，与积极抗战的共产党一拍即合。在当地共产党的影响下，他积极筹款，帮助共产党搞武装，并将共产党的武装纳入县抗日自卫队，供给粮饷，还开办了数所中小学校来抵制日化教育。而且，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打击了驻守汉阳的伪92师熊光部后，他还积极向国民党荆州专员金巨堂提出应当通报嘉奖新四军。后因叛徒出卖，汉阳县政府瓦解，陈绳武不得不化名避居汉口法租界。

    汉川县的向岩，也是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统战对象。他同样是辛亥革命老人，参加过“反袁护法”和北伐战争，在当地享有极高威望。武汉沦陷后，他积极援助抗战，营救进步人士。1939年主动请缨出任国民党汉川县县长，多次拒绝日寇的劝降，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战的道路。中共天汉地委通过细致的工作，帮助他推行民主政治。在县政府召开的全县士绅及乡保长联席会议上，他将共产党提出的“抗日、团结、进步”口号，宣布为县政府工作的政治方向。他在中共汉川县委的帮助下，调整乡保机构，肃清县内小股散匪，整编了县自卫队，明令禁止抽丁和贪污，使政权工作大有起色。因而得罪了以汉川“三青团”特务为主的反动分子，唆使国民党下令解除向岩的职务，另派反动分子王连三（王礼灿）当县长。为了抵制反动县长的到任，中共天汉地委指示汉川县委，召开四万群众的大会，呼吁国共合作，“拥向反王”，给予向岩老先生极大的支持。从此，汉川县政府接受共产党领导，逐步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权。

    2.改造旧政权

    1940年初，国民党当局任命时任国民党第31集团军的少将旅长、豫鄂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部少将、游击第5纵队指挥官郭雪萍兼任枣阳县县长。这郭雪萍，其实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曾参加过中共的“南昌起义”。他在兼任县长期间，与当地中共党组织保持着较好的合作关系，利用职权打开牢狱之门，释放中共枣南县委书记王万尚（即王冠东）等一批共产党人，还安排了多名党员担任辖区内的区长一职，保障了中共抗日政策的推行。然而，年底经叛徒出卖，他被召到成都，翌年2月，汤恩伯以贪污的罪名将他抓捕，押解漯河市杀害。

    在一些新开辟的地区，由新四军部队直接帮助组建抗日政权的事例也有不少。鄂东、应山、京山南山、天门县等处的抗日政权，都是在部队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1940年年初，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派徐觉非、吴若岩率120余名“应抗”部队，抵达云梦县胡金店地区，通过徐觉非在当地的社会关系，约国民党云梦县县长孙宝森洽谈，拟联合该流亡县政府创建抗日根据地。在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前提下，经几次商谈，并许诺给孙宝森警卫武装及每月千元经费的条件下，与孙合作成立云梦县国民抗敌自卫队总队部。由孙兼任总队长，徐觉非任副总队长。中共云梦工委书记娄光琦任参谋长。正当徐觉非说服孙宝森以视察的名义拜访开明人士之际，国民党当局破坏了国共合作的局面，撤销了孙宝森的县长职务。于是，徐觉非等人随即致函全县士绅，及时召开全县士绅与民众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云梦县宪政促进会”，推举徐觉非为主席；还决定组织行政委员会代行县府职权，推举了国共两党各两名成员及三名民主人士为行委会委员。娄光琦被选为行委会主席。至此，新的抗日政权宣告建立。

    3.推行宪政

    中共豫鄂边区党委，遵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在有条件民选的县都建立了宪政促进会，召开了县军政干部代表大会，选举了县行政委员会。1940年3月，边区党委邀请了基本区各县的政权负责人和开明士绅，在京山的丁家冲，成立了豫鄂边区宪政促进会，推选出陶铸担任主席。陶铸调往延安后，由未公开党员身份的知名人士许子威具体协调边区宪政促进会工作。不久，在各地进行民选的基础上，边区召开了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70余人，其中既有新四军的军政人员，也有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及开明士绅、民族工商业者。会上成立了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代行政权领导职能，推举许子威出任联合办事处主任，杨经曲、文敏生为副主任。从此，结束了豫鄂边区各根据地政出多门的现象，形成了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在当时边区抗日政权能够牢固控制的，约有500万人口的14个县份区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反共高潮后的1941年4月，边区召开了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出席代表67人，其中共产党仅占32人。这次大会按照“三三制”的原则，正式成立了边区行政公署，标志着边区统一战线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至当年10月底，有23个县份建立起民主政权，其中包括17个县及451个乡的政权。边区成立了贸易统制局、供销合作社、商品交易所等机构，对战时的恢复生产起到了强有力的作用。根据京（山）安（陆）根据地1941年初的统计，该地区物价指数比战前提高许多，人民的负担却比战前大为减轻。以应城地区米价为例：“基本区每斗8元，游击区每斗17元，敌占区每斗20元”（见黄德钦、鲁明健当年的报告：《一年来的京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民主根据地内的群众，团结一心，抗战热情高涨。特别是在1942年3月，边区党委和行政公署召开了首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来自20多个县，共126人，其中共产党47人，党外各界人士79人。另有特邀代表18人，临时代表10人。代表中还有台湾代表和日本反战同盟会盟员各一人。代表大会中不乏知名人士：曾在保康、来凤、汉川县当过法官，时任天门县各界救国会主任委员的涂云庵先生当选了大会副主席；参加过辛亥革命，担任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监察委员的潘康时（字怡如）先生，以及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任过教的柳野青先生等知名人士当选了驻会代表团成员；曾担任过《大江报》主编的张北尼先生和参加过辛亥革命，担任过国民党恩施、来凤县县长，在策动武汉近郊伪军反正中起决定作用的杨经曲先生，当选了边区行政公署副署长；曾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的同盟会老人、汉川田二河镇的知名士绅匡子桢老先生也当选为边区人民代表。在这些进步士绅的影响下，一些已经离开边区的地主、士绅，例如天门县的原国民党联保主任罗官佴、陈伯平、区长汪长宏等，纷纷返乡来参加抗战。这充分证明了统一战线工作在建设抗日民主政权中功不可没。

    二、 新四军五师坚持统一战线，在战斗风雨中建军

    在皖南事变的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加剧的磨擦，曾致电刘少奇，通令华中各地“立即开始加紧军事政治方面的准备。补充兵员，厉行整训，征集资财，加紧根据地的创造和巩固，加强友军中的统战工作，加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以打退蒋介石的进攻。皖南事变发生的同时，国民党当局任命李宗仁为华中“剿共”最高司令，以30万大军向华中新四军发起进攻，并将鄂豫边区分划为鄂中、襄西、鄂东三个“清剿”区，妄图在2月底消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摧毁边区抗日根据地。面对这一严峻的局势，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及挺进纵队除积极部署保卫根据地的战斗外，还继续利用蒋嫡系部队与非嫡系部队之间的矛盾，分别以写信、派代表等方式，到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很多非蒋嫡系的部队，重点打击蒋嫡系、部分桂军及地方顽军，取得政治与军事上的主动，全面粉碎了顽固派的进攻，并在这战斗的风雨中，宣告新四军第5师整编建立。

    1.在夹击中运用“火线统战”，战胜敌顽。

    新四军5师是在反击国民党顽军对边区根据地的围剿中进行建军整编工作的。其艰巨的程度可想而知，正是打完日军打顽军，部队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战火的洗礼中，发展壮大。这其中还是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

    在1941年2月的收复大小悟山根据地的战斗中，新四军挺进纵队以4个团的兵力包围了占据大小悟山的顽第19游击纵队，连续三天的战斗，攻克顽军阵地，并乘胜追击溃军，在礼（山）北击退增援的桂军一部，俘虏顽第4支队长刘亚卿以下官兵2000余人，完全收复大悟山根据地。战后，纵队首长对刘亚卿进行了统一战线的教育，并予以释放。在军事力量的威慑下，纵队又争取了国民党孝感县长刘梅溪的合作，订立下互不侵犯协定。从而使大悟山这一战略要地成为了边区首脑机关新的指挥阵地。

    在反击顽军程汝怀发动的“三月围剿”战斗中，纵队注意利用顽军地方武装蕲春县政府自卫队与5战区第二纵队沈光武部之间的矛盾，一边对沈光武的部队进行喊话、送信交涉外，还狠狠地打击了其增援部队，俘获担任增援大队长的沈光武之子等50余人。经过对他们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使其感动，当即保证不再参加反共内战。沈部撤离后，守碉堡的蕲春自卫队后援无望，只好全部放下了武器。新四军挺进纵队在战斗中创下了“火线统战”的成功经验。

    同年6月，新编新四军5师部队为粉碎敌伪“扫荡”，派主力一部向武汉北郊迫进，在粉碎了汉口日军对茅庙集的“扫荡”后，立即开展群众工作，争取了地方上层人士的合作，将封建迷信武装“红枪会”改造为抗日人民自卫队，开辟了汉孝陂抗日游击根据地，直接威胁盘踞在武汉的日军。8月，在当地群众及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新四军5师部队圆满完成袭击日军孝感城据点的战斗，击毙敌伪军40余人，生俘8人，全歼日寇宣抚班，还烧毁敌汽车站及站内10余辆汽车，掩护群众从敌仓库中运出大批食盐、布匹等物资。

    在著名的“侏儒山战役”中，5师指战员们也是充分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借助地方士绅以及伪军家属，向伪军汪步青部发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了伪军的军心，而且，还争取到伪军李太平部的中立，使新四军部队能够集中兵力彻底消灭伪军汪步青师。

    1942年初，鄂东的顽军程汝怀不顾新四军的多次争取，甘当反共先锋，一再向鄂皖边抗日根据地进攻。新四军5师根据军部指示，决定给予程汝怀顽军以坚决打击。在此战斗中，师政治部任质斌主任亲赴前线，在以往长期争取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了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在安麻地区，争取了顽保安1旅第1团与第2团的一个营，共千余人脱离程汝怀顽军，组成了鄂东抗日自卫团，使之成为了新四军5师的一支外围武装。

    同年8月，国民党39军开到鄂东，妄图配合顽保4旅向新四军大小悟山根据地进犯。新四军5师在反击中，发起礼北战斗，取得歼灭顽保4旅旅部及两个团和礼山县三个自卫中队的胜利，俘获顽保4旅旅长蒋少瑗、三团团长刘亚卿，礼山县长钟锦德以下2000余人。战后，新四军依照统战政策，对蒋、刘、钟进行教育后宽待释放。此一仗，灭掉了顽固派的士气，致使其纷纷北撤，形成罗礼经光、安麻边与礼孝陂中心地区连成一片的局面，鄂东态势转趋缓和。

    如前所述，新四军5师在日伪顽军的夹击下，既没有被反共的顽军“剿灭”，也没有被日伪军“扫垮”，相反在猛烈的战斗风雨中得到了发展和壮大。截至1942年底，新四军5师主力部队已经发展到12000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13000余人，相比上年度，主力军增加了近百分之四十，地方部队增加了近百分之六十，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得到扩大。这些都体现出“火线统战”的威力。

    2.广泛开展农民统战，军民齐心抗战

    随着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战争的发展和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扩大，群众运动日益高涨。边区各地县都相应设有民运部来指导各群众团体的工作，逐步将地方工作从以扩军为中心转移到以组织群众发展生产为中心上来。边区提出了“开展农民运动是开展全边区群众运动的中心”，必须“为建立广泛的农民运动统一战线而奋斗”的口号。边区党委反复强调：不这样转变，根据地就不能巩固；一定要把发动群众斗争与坚持抗日民主根据地联系起来，让群众从斗争中得到现实的利益。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鄂豫边区党委将抗战初期时由各地方党组织的“抗十团”，即以10个人为一个单元的群众组织，按照自愿原则，逐步分别归到工、农、青、妇、商等各界救国会和儿童团、自卫队等群众组织之下。各界救国会都做到有章可循，充分发挥各自长处为抗日出力。例如，边区农救会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发动群众参军参政，组织优抗代耕，换工互助，禁止宰杀耕牛，动员开荒，办理救济，组织农民自卫队，协助乡保政权征粮募捐等。妇救会则主要是组织妇女做鞋袜慰问部队，掩护伤病员，举办生产、消费合作社，反对封建买卖婚姻和开展妇女识字运动等。

    据1940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全边区参加各类群众组织的人数约15万人之多，此外还有近10万人的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正是由于农民自卫武装的建立与发展，使许多地方的反动“铲共团”等组织彻底垮台。几乎在新四军部队的每次战斗中，各地都组织自卫队参加配合作战和担任放哨、传递情报等任务，每逢部队有大的作战任务，地方各群众团体还发动大批群众到运输队、担架队去担任后勤供应和救护工作。

    根据统一战线政策，边区出台了优抗对象除了新四军的家属外，也包括在国民党正规军服役，从事抗战事业的人员家属的政策。优抗的具体形式是组织代耕队和秋收队以帮助生产，通过优抗募捐和救济以关心其生活。桂系程树芬部一大队长的70多岁老母亲，接到新四军300元慰问款时，感动地流着眼泪说：“我儿子不成器，同你们作对，你们还时常关照我，给我钱用，我要写信给我儿，叫他回来参加打日本的队伍。”

    由于日伪顽军对边区全面“扫荡”、“剿共”等破坏，导致各地山林被毁，河道淤塞，严重影响了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各地的抗日民主政权于1940年冬季，开始组织群众修筑堤坝、开荒植树。据地方志记载，当年在应山县的吉羊乡修了约两里长的水道，引用吉羊山的水源，可灌溉170石田地；在京山挖的塘堰，可灌溉土地600余石；在信阳和应山两县，共开荒50余石，建立了一个林场，信阳还恢复了一座茶山；云梦县二区境内的荒山多，区民主政府邀请开明士绅参加，组织了一个建设委员会，在五座山上共植树18万多株，绿化荒山28600多平方米；云梦三区境内湖田多，区民主政府就组织群众栽了20余亩荷藕，植了大片麻田，年产值达3000元；京（山）南的三个乡也开荒600石。另外，为了克服春荒，边区采取了“有田出粮、无田出力、以工代赈”的办法，除了较大河坝工程由抗日政府拨款和动员富户捐资兴办外，一般私塘则由塘主出粮供饭作为参加水利建设的农民的报酬。这一措施，既可增强富户农民的抗灾能力，又能解决贫苦农民渡春荒的实际困难。地主、富户、贫苦农民均能从中受益，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兴修水利的热情。在安（陆）应（山）地区开展的“千塘百坝”运动中，为了解决水利器材缺乏的困难，群众自发的去扒铁路，搞铁轨、木料。或者趁日寇修路之机，派人去当民工，发动路工抗日，搞到大批钢钎、铁锤、十字镐等工具。当年的延安广播电台和《解放日报》都对安应兴修水利的成就给予了专门报道。安应县的群众还在一些修成的堤坝上立了“功德牌”，让子孙后代永不忘共产党勤政利民的壮举。甚至在孙家畈、赵家畈修筑的两处河坝，还被当地群众分别以在此处领导修坝的县长黄曙晴、县委书记汪立波的姓氏，命名为“黄公坝”、“汪公坝”。

    边区党委与行政公署，为了使贫苦农民在丰收年也能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进一步调动群众抗战、生产的积极性，发动了普遍彻底减租的运动。边区行政公署还颁布了具体的减租办法，即在实行“二五减租”（即一斗减二升半，也就是原租的百分之二十五；二斗减五升；四斗则减一斗）方法后，仍高于产量的375‰时，则减至375‰。减租后，农民生产情绪得到极大提高。不少地主也认为此减租方案可以接受，觉得“今年的减租办得平和，收租并不很吃亏”。为了缓解收、交租双方的矛盾，边区政府也一再强调农民要交租交息。

    这些惠民措施与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政策，都是对广大农民开展统一战线，调动农民生产及保卫家乡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完成抗日战争的重要保证。

    三、 国际统战工作卓有成效

    1.开展对日方的统一战线工作

    我方通过各种途径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及法西斯溃败的必然趋势，争取日军中的一部分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同情，特别是共产党部队对待俘虏的优待政策，更是使被俘日军士兵感动，导致自动前来投诚的人员逐渐增多。他们加入以坂谷义次郎为支部长的日本反战同盟会第5支部，积极开展反战活动。反战人员在日军阵前喊话，编写日文宣传品，在日军碉堡前唱《思乡曲》，给日军官兵寄赠礼品盒、慰问信，揭露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给日中两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号召日本士兵反战回国。这些活动，对瓦解日军士气起到一定的影响。1944年，日本反战同盟成员森田、松原、森增太郎截听到日军情报，新四军五师敌工部长林滔据此带领日本反战同盟成员、敌工班学员和警卫班等，在桃家集与河口之间的山地伏击了日军车，打死包括指挥官在内的一批日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1944年6月，坂谷义次郎在应城执行任务时被日寇逮捕，英勇牺牲，他的战友继续英勇战斗，使投奔边区的日本士兵越来越多，他们在边区各军分区都成立了反战同盟第5支部分部，积极开展反战活动。

    5师敌工部还大力加强对日军中的朝鲜籍士兵的策反工作，成批投奔到边区的朝鲜士兵，在1945年初成立了以金勇南为首的朝鲜人民义勇军联盟。他们配合新四军5师战士作战，对日军中的朝鲜籍士兵进行策反。

    2.开展盟军统一战线工作

    当新四军5师还是挺进纵队时，曾接待过英国《曼特斯特卫报》特派记者，美国人史沫特莱女士一行，为她在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队伍中，进行长达3个月的采访提供了许多方便，使她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一支不畏艰难困苦的真正抗日的队伍，并通过她的文章告知世界。

    在随县的天主教堂，有一位爱尔兰籍的青年神父。通过史沫特莱女士的帮助及新四军游击队对他的宣传争取，他经常为新四军游击队提供帮助并保护老百姓。他曾经分发平价粮给城外数以千计的老百姓。他见新四军伤病员缺医少药，曾在一个暴风雨中，摸黑走了40~50里山路，给新四军医院送去许多药品。在另一次送药中，他为了安全通过日军把守的城门，曾把外科用来包扎伤口的白纱布缠在自己身上，外面用衣服做遮掩，将贵重的防破伤风类药品放在可可罐的底部，上面盖上可可粉伪装，把其他药品和衣服包好，分放在四只箩筐里，上面再盖满白菜和萝卜，请两名教堂小医院的工人担着，在城门口等待日军换岗时出城，因为那时将出现几分钟无人守卫的空隙，可以逃避日军检查溜出城去。他把药品安全送到新四军挺进纵队后，还受到司令部的邀请，在那里做客3天。

    1944年，美国驻华空军第14航空队的飞机轰炸武汉时，前后共有7位美国飞行员因飞机被日军击落，而跳伞受伤，被深入敌后的新四军5师部队及游击队营救，并予以款待。他们分别经新四军医院治疗后，转辗送返后方基地。这些在新四军5师生活过的美军飞行员，至今仍旧难忘这段情谊，其中一位当年的年轻中尉格伦·本尼达先生还特意将自己的骨灰送来中国，安葬在新四军5师师长李先念的家乡——湖北红安县李先念纪念馆院内。正是由于这些美军飞行员的平安归队，引起了驻重庆美国空军部门对鄂豫边区的战略重视，美14航空队向边区请求派来联络组，处理此类事宜和搜集日伪军事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