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父是廖成美，我对姑父最早的记忆是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一次母亲（章正奎）去武汉，看望在武昌炮兵高级技术学校担任政委的姑父一家。姑父（廖成美）得知我上了小学，很高兴，叫姑母（宣淑华）上街给我买了一块苏联大花布，并让母亲带话回来，告诫我要好好读书学文化。他（廖成美）说，他出生在旧中国，家里条件非常困难，后来又成了孤儿，几乎没有读过什么书，他非常希望我们能好好读书，为新中国的建设作贡献。他还说，他现在所任职的学校，任务就是培养全军团以上单位兵器维修、保管、使用的专业技术干部。而自己因为没有上过学，文化程度低，对所从抓军校教育训练工作力不从心。担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党叫干啥就干啥。他现在是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母亲回来后，用姑母买的毛线给我织了件毛衣、大花褂子和裙子，我一直穿到小学毕业，姑父对我的教诲使我深深地扎在我幼小的心里生根、发芽。

    1956年初，我考入安徽纺织厂成为一名挡车工。不久，厂里选送一批新工人去上海国棉九厂学习，我也被选中。在国棉九厂十个月的学习期间，我勤奋地向老工人学习，认真掌握纺织技术，学习结束后，我被评为优秀学员。在纺织厂做挡车工工作十分辛苦，姑父知道我的情况后，经常来信鼓励我，他常说:“你是烈士的女儿，革命的后代，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得最认真、最棒，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干好，并且干得最好。”

    姑父不仅在学习上，工作上关心我，还在生活上接济我们。在我幼年时，母亲靠帮助别人洗衣服拉扯着我和弟弟（宣国权），因为是烈属，一方面虽有国家的优抚，另一方面也靠着姑父姑母的接济。直到我参加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家中的生活任十分困难，记得有一次家里的一口锅坏了，却没有钱买新的。姑父知道了我们生活的窘境，马上寄来了钱，让我们添置一些日用品。这件事情让我感到一位长者对后辈无微不至的关怀，心里特别感动，也特别的温暖。

    在姑父的教育和帮助下，我明白了许多的革命道理，在安纺工作的十多年中，我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省市劳动模范，先后多次受到全国、省、市级表彰。1964年我又光荣地出席了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70年我被厂里保送到合肥工业大学，后又转到华东纺织工学院读书，每年暑假，我都要去北京看望姑父姑母。1981年我又被派到北京中国工运学院学习，我更是每个礼拜天都去姑父姑母家，这段时间是我与姑父相处最多的日子。

    姑父对我的每次到来都非常欢迎，更为我的每一点进步感到高兴。但他告诫我，一个人好不算好，还要帮助其他姐妹共同进步，要带动周围的同志，带动整个集体共同进步。他关心纺织厂的效益和职工的生活，经常问起安纺的生产和职工的收入等情况，每当他问及这些，我都尽我所详知详细地回答。他还关心合肥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变化，这样的谈话通常是在晚饭后，他边为我削苹果，边开始我们的谈话。我这个从小失去父爱的孩子，望着他那慈祥的面孔，仿佛父亲又回到了自己身边。

    姑父有一个最爱谈及的一个话题，就是回忆过去的战争岁月，他常给我讲他在肥东的战斗故事，讲他如何带部队攻打据点、打埋伏，讲他突出敌人重围的惊险经历，讲他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战斗。姑父长期在战略导弹部队工作。曾亲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的成功，所以他还爱给我们讲起他亲眼所见的原子弹爆炸景观，谈论我国国防事业的成就，非常非常地自豪。他对党、对国家、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热爱之情，也强烈地感染着我，培养我爱岗敬业的精神。

    在姑父家我知道了很多关于姑父的事情，都让我终生难忘。如姑父的儿子廖于宁参军后，一直随部队在大山里烧炭，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位司令员的儿子，姑父更没有为儿子的事向有关部门打过招呼；姑父的专车，家里人是不允许坐的，他说车是配给他工作时用的，不能占公家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