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2日是国民政府宣布将红军“收编”为八路军的日子,同月25日是党中央、毛主席签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日子,后者被公认为是八路军的诞生纪念日。八路军诞生的历程实属不易,共产党人和抗日人士为此历尽艰辛,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得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去。
中共决策联合抗日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首次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对日直接作战的决定。(1)
毛主席在延安
1935年11月下旬,党中央、毛主席派汪峰(中共陕西地下省委兼军委委员、红26军政委)赴西安,与西北军(17路军)将领面谈求同存异、联合抗日的协议。汪峰带着毛主席致杨虎城、邓宝珊、杜斌丞的三封亲笔书信,与杨虎城等人坦诚交谈。随后,王世英(中共北方局委员、情报处长)代表红军与西北军达成了抗日友好、互不侵犯的协定。(2)
1936年1月25日,红军发出以毛泽东领衔、20名红军将领签署的《红军愿意与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3)
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返回张学良处,转达了共产党提出的合作抗日主张。之后数月,周恩来、李克农、王以哲、刘鼎等赴东北军驻地肤施(今延安)和西安与张学良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逼蒋抗日的共识。(4) 同年2月,红1方面军主力改称“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唤起民众,毛泽东、彭德怀在山西石楼发布了《争取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训令》(5)。5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托被红军俘虏的晋绥军392团团长郭登瀛,给太原的阎锡山带去亲笔信,表明了我党的抗日主张,使阎锡山选择了“拥蒋联共抗日”的三合一道路。(6)
共产党为了合作抗日,积极争取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民主人士、社会团体的支持。毛泽东在延安的煤油灯下挥毫疾书,给马叙伦、许德珩、蔡元培、马相伯、朱蕴山、沈钧儒、沙千里、柳亚子、周建人、黄炎培、胡厥文、胡适之、梁漱溟、楚图南等70余人逐一书写信件,阐明我党的抗日主张。北大校长蔡元培接到毛泽东的信后,连夜赶赴南京面见蒋介石,恳请其接受共产党联合抗日。蔡元培被蒋拒绝后绝食示威,蒋介石无奈应允。(7)
在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周恩来利用各种关系频繁拜会国民党实力派代表人物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刘湘、龙云、黄琪翔等,阐明我党共同抗日、红军改编的立场,争取了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冯玉祥听了周恩来之言,闯入蒋公馆与蒋介石理论,蒋一反常态表示同意。(8)
与蒋谈判据理力争
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关键在于可否联蒋抗日,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在联合各党各派中包括了国民党。(9)
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党中央派周恩来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答应停止剿共,口头承诺:“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但蒋实际上却采取背信弃义的态度,已商定红军改编之事交由张学良负责与周恩来洽商解决,也因张学良被蒋扣押而搁置。(10)
1937年2月11日,国民党代表顾祝同与我党代表周恩来首次在西安举行正式谈判。面对顾祝同以蔑视的口气对我党进行诋毁和攻击,周恩来严肃地说:“我们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请求与政府合作团结、一致抗日,而不是来向政府‘投诚’的。如何你们这样理解,把我们放在‘土匪’的位置上,那就大错特错了。”(11)
同年2月26日,国民党代表张冲带着蒋介石“我们的总目标是根绝‘赤祸’,通过不同手段达到消灭共产党、根除红军的目的。” 的授意,来到西安与周恩来谈判。当时在陕北红军3万多人,至少需编制3个师(每师2旅6个团),但蒋介石只准编的2个师(每师4个团),国共双方多次商谈仍然无果。(12)
3月在杭州,6、7月二次在庐山,周恩来与蒋介石当面谈判联合抗战。周恩来既坚持毛泽东“谈判应该是两党的平等合作,而不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吞并。”的指示,又采取机动的战略战术,为争取红军改编据理力争。(13)
“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了亲自起草、经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等三条奋斗总目标和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四项诺言。(14)
1937年右起朱德、周恩来、黄琪翔、郭秀仪、叶剑英、张翔在南京
8月初,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往南京,再次同蒋介石谈判。蒋仍听不进去中共的真知灼见,不肯承认红军的独立地位,在红军改编的指挥权与人事问题上设置种种障碍。直到“八一三事变”日军占领上海,南京政府首都受到威胁,蒋介石急需红军替他打日军,才同意了红军的改编。他的如意算盘是:如红军消灭了日军,是他委员长的功劳;如日军消灭了红军,便除了他的心头之患。(15)
领导干部统一思想
红军改编不仅在党外困难重重,在我们党内也有阻力,就连政治局的同志也存在不同意见。毛泽东、周恩来一个一个地做持有不同意见者的工作。毛泽东说:从内心说我也不愿意同老蒋联合,这九年来他可把我们搞苦了。但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走上抗日前线,而蒋介石顽固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两党都有影响。现在国民党在合作方面开始试探,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争取合作抗日是有希望的。(16)
1937年1月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陆定一在陕西三原县
1937年罗荣桓、邓小平、杨尚昆、陆定一、黄克诚、杨奇清、李伯钊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
1937年7月22-25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集体讨论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朱德、彭德怀、周恩来、任弼时、博古、刘伯承、聂荣臻、邓小平、左权、黄克诚、王震、陆定一等中央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强调保证党对军队的单一领导。(17)
同年8月18日,党中央接到周恩来从南京发出的电报:南京政府正式同意红军改编方案,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下辖3个师,每师1.5万人,取道山西赴冀察晋绥地区作战。(18)
1937年7月14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第而次登庐山与蒋介石谈判
当时红军驻地离党中央驻地延安较远,为加快部队改编的进度,毛主席和中央领导赶赴300里路,来到距红军主力较近的洛川县冯家村,于8月22日至25日召开了23位代表参加的政治局会议——洛川会议。张闻天在会议上说: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为了接受改编、联合抗日,恩来同志奔波半年、历尽艰辛、终见成效。毛泽东深沉的说:十年了,整整十年了……的确,从“4.12反革命政变”至此的十年中,共产党人被反动派血腥镇压,被迫放弃江西中央苏区,万里长征转移到陕北,仍被国民党陈兵数十万围剿,经历千辛万苦才争取到联合抗日的局面。(19)
8月22日,蒋介石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来了委任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电令,电文仍称红军为“陕北流窜之土匪残部”。这使参加洛川会议的代表们十分气愤,周恩来站起来说:“我看大家不要太激动,其实他蒋介石怎么说都无所谓。总之,他同意红军改编,就承认了共产党。这便说明我党在政界、在全国有了公开合法的地位,现在我们可以冠冕堂皇地去抗日,去发动群众,这不是很好吗?”大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第二次国共合作来之不易,共产党人以博大的胸怀宽容了蒋介石的污蔑。(20)
洛川会议决定成立由11人组成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军委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21)
全军上下听党指挥
红军改编的消息刚传到部队,相当一部分红军官兵难以接受,从感情上抗拒加入国民党军队,甚至产生了困惑、委屈、怨恨的情绪。他们大多是万里长征从鄂豫皖打到川陕边,几乎人人都经历了九死一生,亲眼见到亲人或战友倒在国民党的刀枪下。联系到半年前的西安事变时,放走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蒋介石,有的红军官兵感到不解与气馁。有人说:“我宁可回家当农民,也不穿国民党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子!”(22)
八路军各师、旅、团为统一思想召开各种会议,向干部战士宣传党的战略方针和基本任务、红军改编意义和策略。129师师长刘伯承在机关直属队作动员报告时说:“我也不愿意穿国民党的军装,但是大敌当前,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抗日,不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我们就不能生存,要懂得民族解放就是阶级解放。”经过广泛的教育和深刻的讨论,广大官兵终于理解了党的这项英明决策。(23)
1937年8、9月间,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举行了改编和出征誓师大会。
8月22日,由第1军团、15军团、74师合编的八路军115师,在云阳镇举行大会。当时正值建军10周年,党中央发给每位红军老战士一枚纪念章。政训处主任罗荣桓把纪念章戴在胸前说:“我们虽然改编为八路军了,但是一定要保持和发扬红军10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而奋斗!”(24)
9月2日,由2方面军、27军、28军、独立第1和第2师、总部特务团、赤水警卫营合编的八路军120师,在庄里镇举行大会。朱德总指挥在大会上说:“毛主席说了,红军改编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有一条不能变,就是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贺龙师长说:“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我们的心是红的,永远是红的!”(25)
9月6日,由4方面军、29军、30军、独立第1至4团合编的八路军129师,在石桥镇举行大会。那天秋雨密集、寒气袭人,刘伯承师长和近万名指战员的军装均被淋透。刘伯承戴上青天白日帽徽的军帽说:“今天是我们八路军129师宣告诞生的日子。换帽子算不了什么,那不过是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不会变的,红军的优良传统不会变,我们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不会动摇。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跟红军帽告别吧!”全师官兵把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揣进怀里,一起戴上了八路军军帽。(26)
刘伯承与左权在晋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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