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5年生的，是我们家唯一的孙女，1949年随父母到了太原居住至今，期间很少回去。2019年国庆期间，我和小弟弟巩温儒（1943年生）、表弟巨剑锋（皇甫尚仁，1936年生）及孩子们（儿子饶东风、侄儿巩胜华、等等）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看到了原来的院子，县里修缮了搞红色旅游，我很是高兴，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

左权县麻田镇上南会村我家。

我家的南门（正门）。

前排是我爷爷巩德盛、两旁是我爸爸庆恒和妈妈；后排左起是我、我丈夫饶瑶琳，哥哥谦儒，大弟弟温儒，（小弟弟毅儒在哈工大上学）。

前排左起，巩毅儒，巩惠儒，皇甫尚仁（巨剑锋），巩毅儒媳妇；后排左起二，我儿子饶东风；其他为我的侄儿们。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即，国民革命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罗瑞卿野战政治部主任等等曾在我家居住。

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

左权参谋长，夫人刘志兰，女儿左太北。

罗瑞卿野战政治部主任。

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

    我的家是在辽县南厢的上南会村的大槐树旁边的巩家，就是现在的左权县麻田镇南会村。那里群山怀抱、风景迷人，是陈毅元帅当年称谓的“华北江南”，也是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司令部等等首脑机关所在地。村的北边跨小河1里路是武军寺村，大概走10里多路是下武村、13里多地是桐峪镇；南边紧临的不到1里是下南会村、2里是上口村、7里是上麻田村。那个时候，村沿途的周围山上还有不少的小自然村住有人家，解放后都搬迁下来了。我记得从下武村和现在的菜园村之间的小河（桐峪河）之南，到下南会村和现在东坪村之间的小河之北，这一区域是武军寺编制村。上口编制村是现在的上口村，东到大河（清漳河）之西，南到大河之北的这一区域。

    那时候我还是孩子，许多事情恍恍惚惚。曾想起，在我4、5岁时（大约是1939年或1940年），有一次感冒了，头天晚上我奶奶赵福梅哄我睡觉，说：“睡吧。明日基饭（早饭）给你吃鸡蛋拘片（鸡蛋揪片汤）”。第二天起来，奶奶做好饭了，却先不让我吃，而是让我用条盘端上两大碗饭，先给中院的朱、彭送，后给西院的左、罗送，（说是昨天刘、邓来了），又给后院的刘、邓送，结果我送了三趟，最后仅仅让我吃了一小碗。还记得他们在我家居住时，朱老总住的时间很短就走了；彭老总、左参谋长、罗主任，常常给我糖蛋（糖块）吃；大概在我8、9岁时，他们就不在我家住了。

    我曾记得，抗日战争时期，我爷爷巩德盛是在村里管事情，天天忙的不见面，1950年前后在太原市工作；我爸爸巩庆恒是在八路军中搞采购工作，身上背着布带，经常到武乡、黎城、邢台、武安、涉县等地方，解放后在省政府财政处当处长；我大姑父王道昌是在八路军南冶酒厂当厂长，解放后在省里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病逝了；我二姑父皇甫溥在冀西游击总队、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与杨秀峰同志在一起，是参谋长、秘书长，1942年为保护杨主席牺牲了，是革命烈士。土改时，我们全家除了大槐树旁的一个院，其他的中、西院和后院首长住过的地方早早就不是我家了（后院是1942年5月“扫荡”时，日本鬼子给烧毁了），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政府给我们家定的成份是“上中农”。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受到了冲击，我爷爷巩德盛被赶回了老家，在村里又被赶出了家，住在了大槐树下面的一个地方（原来家的对面），不久因病在太原去世。我父亲巩庆恒被批斗，没多长时间也去世了。我哥哥巩谦儒在河南省新乡地委当办公厅主任，后去修武县任县委书记；我大弟弟巩温儒在中国化工集团工作，后创办腾飞篮球俱乐部，一直从事篮球推广工作；我小弟弟巩毅儒在山西西山矿务局官地矿任总工程师；我在太原服务公司工作。我们都已退休多年了。

我大姑父王道昌，大姑姑巩淑馨在太原。

我二姑父皇甫溥在北平燕京大学。

我二姑姑巩淑英。

我二姑父皇甫溥的《革命烈士证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