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湖南通道时，是以“甬道式”行军序列,西进贵州黎平的。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转兵问题，当日十九时半，中革军委发布了一份标注“万万火急”的电令,电令内容是“朱对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指示”。从这份电令中所透漏出来的重要信息，加上有关的证据史料及通道外寨老人的回忆，其所有证据相互联系，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有力证实当年中央军委一、二纵队的行军路线是走中路，是从通道以南地域的流源、辰口、马龙塘、马家坝、芋头、芙蓉、金殿，外寨、牙屯堡（时属贵州飞）、播阳等地带，转兵西进贵州黎平的。中央军委一、二纵队及中央领导没有到右翼，进至通道以北的通道县城。通道会议应在通道以南地域召开，旧址应在那位家住湖南、广西与贵州三省交界处，正忙着娶亲的农家——通道县外寨村吴文用老屋。这份电令是一份浓缩了通道会议时间、地点、主题、决议、成果最原始、最直接、最珍贵核心资料，是直接反映通道会议精神的历史性文献。“通道会议会址”在通道外寨吴文用老屋的说法，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史料多，证据足，经得起历史检验。

    关键词：红军长征 西进电令 通道会议 会址 外寨

    通道会议是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遵义会议召开前，最为重要的会议之一。但这个会议曾经被党史界认为，是当时唯一没有召开时间和地点、没有会议决议和会议记录的会议，故而有难入“正史”的说法。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通道侗族自治县委高度重视‘长调’（指红军长征过通道调查）工作，以党史办原主任田自保为代表的几十人，前后两次组队，历时十五年之久，两进中央档案馆，搜集了通道会议前后36份军事电报。经研究发现，这份署名军委发布的“万万火急”西进电令，改变了党史界这种说法。

    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兵力折损过半，人数锐减到3万人。12月4日，朱德电令“我野战军以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阳所、长安堡地域之目的”。明显指示以通道以南为目的，并以此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而此时蒋介石部署新的追堵计划——《湘水以西区域“剿匪”计划大纲》正由“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有效实施。当中央红军翻越广西老山界，进入龙胜县后，数十万敌军已抢先在通道以北进入阵地。敌兵力部署是：通道以北是湘军刘建绪的第一路军、李云杰的第四路军、李韫珩的第五路军编为第一兵团，刘建绪任总指挥；以其嫡系薛岳的第二路军、周浑元的第三路军编为第二兵团，薛岳任总指挥，他们以围攻之势扑向红军，兵力为红军5～6倍，已在红军前进方向修筑了四道严密的碉堡防线，仅绥宁、靖县、会同、黔阳、城步五县统计就有碉堡211余座，其中会同县就有90余座，敌军也已进占靖县县城渠阳镇；通道以南是桂军，为红军2倍；通道以西是黔军，为红军十分之一；而桂军夏威部和廖磊部两个合成的追击队，正由广西龙胜、三江抄袭红军左侧，阻止红军返桂。如果红军继续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势必落入强敌的虎口之中。如果南下广西也有五六万桂军堵截，也非我党当时战略所需。因此，红军唯一的选择和出路，只有转兵西进敌兵力相对薄弱的贵州。正是在敌强我弱，军事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催生了这份西进电令。

    一、发现西进电令 探寻会议会址

    这份“万万火急”西进电令，全文如下：

    1934.12.12 《致各军团纵队——朱对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指示》① （万万火急）各军团、纵队首长（五、八军团互相抄送）：

    A.湘敌与陶广一路军主力向通道进逼,其他各路仍继续向洪江、靖县前进，企图阻我北进，并准备入黔。桂敌有拟由林溪进至团头消息，但未证实。

    B.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如下：

    （一）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前进至新厂，崖鹰坡、溶洞地域,向靖县派出警戒，向马路口及黎平方向继续派出侦察部队。其第一师,如今日已抵洪州司，则应相机进战黎平；如尚在牙屯堡，则应进至洪州司，向黎平侦察、警戒，并须于12时前全部（离）开牙屯堡。其十五师应进至通道，向绥宁、靖县两方向派出游击部队加强侦察警戒。在十五师先头部队未到达接替任务前，九军团警戒部队不得先撤。

    （二）三军团以迅速脱离桂敌之目的，明日应以主力进至牙屯堡、团头、头所地域，向林溪、古宜方向游击警戒。其先头团或师应进至播阳所、黄垢地域，侦察部队则前出至贵州境界之江口屯。三军团在长安堡、黄土塘地域应留下后卫部队，向陇城、林溪警戒，以保证主力通过。

    （三）军委一、二纵队拟进至播阳所以北地域。

    （四）五、八军团应赶进至土溪、元线地域，并应由双江口不经牙屯堡另找路线西进。

     C.各军团依实际情况得变更其前进位置，但须严格遵守前进的主要路线及其分界线，以免障碍运动，并将部署电告。

    軍委  十二號十九時半

↑本图源自通道县党史办资料（整理时以简化字为主）。

    这份电令是通道会议后，军委关于中央红军继续西进的部署。经查阅通道会议前后36份军事电报，以军委之名义发出的电报只有四封，而唯独这份电令标注“万万火急”，这份电令具有哪些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呢？

    一是改变了红军的进攻方向，意义十分重大。表明以军委的名义发出电令指示，是中央军委重大的军事战略部署，其实质是扭转了长征以来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改变了行进方向，对红军继续西进贵州及今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是民主决策的结晶。表明从通道入黔是经中央集体研究的结果，从而使红军高层开始接受了毛主席正确的战略主张。

    三是表明党依靠自身力量，实事求是，自我革命，改错纠错，找到了以军事斗争为中心，正确的军事思想路线。

    四是表明当时军事形势万分紧急，必须马上执行。敌情就是命令，必须牢牢抓住敌变我变灵活机动的军事斗争方法，必须牢牢抢抓稍纵即逝的克敌制胜良机，严格施行中革军委转兵决定。

    就通道会议而言，除了突出“转兵”这个质实外，还有以下重大历史意义：一是挑战权威争取了大多数，参会人员5：2支持毛泽东，李德的权威首次在中共高层会议被挑战；

    二是长期被排斥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参会，所提主张非同寻常地被采纳，“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

    三是有了通道转兵，才有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的重大改变；四是增大了周恩来在“三人团”中的话语权，湘江战役后，博古、李德精神不振，周恩来负责召集通道会议，这使周恩来在“认错”上发挥更大作用。

    果然，电令发出后的12月13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即刻落实，统一行动。作为通道会议召开的主持人、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来到牙屯堡周氏祠堂，向红一军团一师先头部队的萧锋部，指挥和交待抢占黎平城的光荣任务，并在三天内跟随部队西进；朱德总司令亲自来到牙屯堡的茶林山上，向中央警团的干部战士专门作了民族政策报告；而李德一米九几个子骑着南方的小马，则在西进播阳途中的十二盘山陡峭的山道上摔了马，赖着不想走了。

    那么这份“万万火急”西进电令，与通道会议会址能扯上关系吗？其实，上世纪七、八年代，在很多珍贵的党史资料尚末解密情况下，通道县党史部门及专家，已经作了艰苦广泛的调研，尽管受到历史史料限制，但还是有了不成熟，却基本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

    据查，1987年由田自保撰写，并在《怀化党史》上发表的《也谈通道转兵会议会址》一文中，就中央红军在通道的三天时间和宿营三个地点进行了分析：“十日二十三时署名“朱”发出的关于各军团纵队十一日西进部署的电令，指示“军委一纵队拟进至流源、二纵队进至辰口”。十二月十一日十八时半《朱德令一九军团集结通道》西进部署电令，指示“军委一、二纵队及五、八军团则由流源、辰口、麻隆（马龙）塘之线继续西移”。十二日十九时半署名军委发出的，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及占领黎平部署的（万万火急）电令，指示‘军委一、二纵队进至播阳所以北地域’。在上述的三天电令中，有这样一个问题，除十一、十三日电令指明了西进的具体地点外，十二日只说中央一、二纵队分别从流源、辰口两地继续西进，没有说明西移到哪里，但指示的大方向是向西移，不是北上；从地理位置上看，县溪在流源和辰口的北面，因而去县溪的可能性则完全可以排除”。

    那么究竟西移到哪里呢？文章继续阐述：“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中央领导人进入通道前后的行军位置、行军序列和中央一、二纵队行军路线及宿营地。”

    查核中央红军长征进出通道前后的36份行军电令及《长征大事典》等史料得知，“红军在通道县境内的行军路线是：中央红军从湘、桂边是按左、中、右三路进入通道的，右侧为一军团二师、十五师和九军团，经过通道县城及其附近地区到崖鹰坡、新厂、马路口，然后进入贵州。左侧为三军团，经传素、马龙、陇城、坪坦、黄土、双江、牙屯堡、团头所、播阳所一线进入贵州。中路为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经流源、辰口、牙屯堡、播阳所一线进入贵州；五八军团殿后。流源、辰口、双江、牙屯堡、播阳所在老通道县城以南靠近广西边界地区，距通道县老县城县溪至少有几十公里的路程。由此可见，中央领导人所在的中央纵队根本就没有到通道县城，哪有在通道老县城召开中央会议的可能？中央在通道县城召开会议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②。

    据负责红军长征编队工作的李维汉回忆：“行军时，中央两个纵队在队伍中间，一纵队在前，二纵队在后。”③长征时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过了湘江以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中央第二纵队，李德、博古、周恩来、朱德在中央第一纵队，进入通道县也是这样。”④长征时在中央军委和政府机关工作的陆定一、伍云甫、张南生十二日的长征大事记和长征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佐证。陆定一（长征上时任军委宣传部长）长征大事记：“十二日，晴，军委二纵队到芙蓉附近，野战司令部到芙蓉。”伍云甫（长征时任中央军委三局政委，掌握电台、负责军委与军团纵队的通讯联络，随一纵队行军）长征日记：“十二月十一日，晴，大队伍……下午到达芙蓉宿营。”张南生（长征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团政委，随二纵队行军）长征日记：“十二月十二日到金殿。”⑤陆定一、伍云甫、张南生这三位长征亲历者的日记所记载的十二月十二日一、二纵队的宿营地点是完全一致的（金殿在芙蓉附近，两地相距约五华里），由此可见，中央一、二纵队没有进到通道县城（县溪）。

    1977年10月，湖南省怀化地区通道县长征调查办的同志，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调查时，该院战史部二处李绍群处长曾两次拿着卡片介绍说：“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中三路行军，两侧掩护中央，右侧进通道城的先是二师，十一日到达，十二日仍在通道，九军团在二师后跟进，十二日也在通道，十五师也到通道城，晚一点可能是十三日下午湘军占领通道城。三军团是左侧，五、八军团后卫，中央纵队是从通道以南地区过的，……在通道县城召开会议不可能，因为中央军委纵队没有进通道城，会址不要在城里找”。⑥

    长征时担任红一军团十五师政委，并从县溪路过的肖华将军，1976年2月26日，在关于中央红军进军贵州及黎平会议等问题给中共黎平县委宣传部的回信中说：“据我所知，中央红军先后到达通道县城的只有第一军团的第二师、第十五师和九军团主力，其它部队都没有进通道城。中央军委纵队和红军第三、第五、第八军团大部分经播阳、洪州、中朝等地至黎平的。”⑦

    陈昌奉同志回忆：“毛主席长征没有进通道城，离城还有四五十里路。”⑧伍修权同志也说：“一纵是指挥机关，二纵是随军委行动机关，我没有过县溪浮桥，所以在通道老县城召开通道会议是不可能的”。⑨

    综上所述，中央一、二纵长征过通道时，没有进通道城，进通道城的只有红一军团的二师、十五师和九军团。因此，通道会议不可能在县溪召开的。

    由此，却引出另外一个问题：通道会议会址是否在红军主力经过通道以南地域的芙蓉木林庵堂？在芙蓉召开的理由是：李德、博古、周恩来、朱德在中央第一纵队，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在中央第二纵队，单从电令字面来看，中央一、 二纵队过境通道时，共宿营三个晚上，其中有两个晚上在一起，即十二月十二日在芙蓉，十二月十三日在播阳。应该说在两个地方都具备了中央领导人在一起开会的基本条件，但比较起来，在芙蓉一座‘独立房子’——木林庵堂开会的可能性最大。

    但随后就被以下五个方面的有力证据所否定了：一是当时的芙蓉属绥宁县，所以在芙蓉木林庵堂开会说，与1952年元旦，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亲自向吴万源同志所说“通道县啊，晓得晓得，我们长征路过你们家乡”，毛主席并没有提绥宁，只提通道；二是邓颕超同志1971年7月7日在中国革命愽物馆，向工作人员转述周恩来的话说：“开过黎平会议和通道会议”，邓颕超也没有说绥宁，只说通道。在木林庵堂开会说与邓颕超的说法不相符；三是陈云1935年2月或3月《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文中写到：“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早在1935年时，陈云并没有提绥宁，只提通道。芙蓉木林庵堂说与《遵义会议文献》阐述不相符；四是这一带的侗、汉、苗、瑶等同胞历史上都没有在庵堂、书院举办婚礼的风俗习贯，说在木林庵堂或县溪恭城书院书院召开会议，与邓颖超转诉周恩来的回忆不相符；五是说在芙蓉木林庵堂和老县城县溪恭城书院开会，都找不到通道会议后，中央领导指挥红军转兵西进贵州相密切的史料佐证，而在通道外寨、牙屯堡一带则史料多，证据足，经得起历史检验。

    通道外寨、牙屯堡地域是中央军委第一、二纵队转兵西进必经之地。按萧锋日记的话说：“像利剑一样直插黔东”。因当时红军西进速度超呼平常，要尽快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其红军西进的速度，已远超电令所指宿营地，实际上已经西移到了通道县外寨或牙屯堡（时属贵州飞地）地域了，才有“通道会议”之说，不然就是“绥宁会议”了。

    有必要说明：时属绥宁县的芙蓉、金殿是几个村的合称或叫片，芙蓉片在东面，金殿片在西面，都是红军由东向西行进的一条直线上。在芙蓉、金殿并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芙蓉村或金殿村。时属绥宁县的金殿和通道县的外寨村，山水相连，田地相交，以梁隘倒水为县界，地分两县，相距不到两华里。从芙蓉到通道外寨村约需一个时辰，从金殿到外寨只需半个时辰。据外寨村健在老人回忆，十二月十二日有一路（军委一纵队）从时属绥宁县的芙蓉、金殿翻越梁隘到通道县的外寨、牙屯堡村会合；另一路（军委二纵队）从时属绥宁县马家坝、芋头村翻越太平山“横梁界”到通道县的龙寨、外寨、牙屯堡村汇合。中央红军自湘江战役惨败，过了老山界后，朱德于1934年12月4日16时半，就有令我野战军西进至通道以南地域之目的及五日行动部署，就一直计划着到通道开个会。当红军从时属绥宁县地界芙蓉、金殿及芋头村向西行进时，队伍在到达通道外寨宿营地外寨村，无意间发现，在外寨寨门边有“断案章程”四方碑，并在碑上刻有“通道縣”三个字时，证明红军已进来到中央12月4日拟定开会的县域了，这时两个军委纵队，终于有难得的机会聚在一起，于是，趁机在此召开了决定红军命运的“通道会议”，研究了下一步红军行动的去向问题。

    二、解读西进电令，探明会议会址

    通道外寨、牙屯堡在通道以南，与通道以北的老县城县溪，在地理位置上一南一北，两者相距四五十华里。

    首先，中革军委得知“湘敌与陶广一路军主力向通道进逼，其他各路仍继续向洪江，靖县前进，企图阻我北进，并准备入黔。桂敌有拟由林溪进至团头消息，但末证实”的消息后，便将敌情在电令中，向各军团、纵队首长通报，并采取相应的军事部署：北面有湘敌“主力向通道进逼”，南面有“桂敌有拟由林溪进至团头消息”。仅乘三万多红军将士，被敌几十万重兵压缩在狭小的空间内，军情万万火急；此时，原在中路行军的中央一、二纵队，怎么会迎敌北进，去重蹈湘江惨败？去钻敌几十万大军设下的“口袋阵”呢？中央领导到北面的县溪开会，等同于将中革军委领导及红军队伍，推向比湘江战役更凶险的风口浪尖。这点起码的军事常识，当时的高级军事指挥家们，在这样的军事态势下，想必比后人更清楚。

    其次，这份“万万火急”电令，虽然没有写明中央一、二纵队到了牙屯堡，但两个纵队与一军团的一师和军团部都是中路，行军路线相同。“其第一师……如尚在牙屯堡，则应进至洪州司，向黎平侦察、警戒，并须于12时前全部（离）开牙屯堡。”也就是说，第一师（中路前卫部队）在牙屯堡宿营，与其行军路线相同的中央一、二纵队紧随其后，也西进到了牙屯堡。

    1934年的牙屯堡是贵州在湖南通道境内的一块“飞地”，时属黎平县洪州司管辖。牙屯堡与通道外寨同属一个自然村，外寨村在东面，住着侗族；牙屯堡村在西面，住着汉族。两村居住面积不足百亩，两村分别属于两个省行政管辖。牙屯堡素有“一脚踏三省”、“鸡鸣三省”之称，素来为“兵家必争之要地”，也有“人到雄关镇，一脚踏三省”之称。这里至今保存有两块石碑，一块是清乾隆二十五年所立“永定章程”石碑，碑上刻有“牙屯堡地方原系咽喉要道，称名雄关三省、黎平河、湖南通道、绥宁、贵州黎平三方代表，协议分界”等重要信息，另一块高约一米五的“断案章程”四方石碑上，刻有“通道縣”三字。因此，当年经过通道外寨的红军长征亲历者，对会议在通道召开是有深印象的，在他们的日记或回忆录中均有记述（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第三，电文指令在右侧担任护卫的“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前进至新厂、崖鹰坡、溶洞地域，向靖县派出警戒……其十五师应进至通道，向绥宁、靖县两方向派出游击部队加强侦察警戒。在十五师先头部队未到达接替任务前，九军团警戒部队不得先撤。”，电文还详细指出：“五、八军团应赶到土溪、元线地域”。也就是说在距离牙屯堡以北约17公里，距离老县城县溪以南约10公里的土溪、元线地域，为了确保中央负责人在通道会议召开的绝对安全，军委命令再增设两（土溪、元线）道防线。

    假设，军委一、二纵队首长在县溪召开会议了，军委就没有必要再命令让一直担任殿后任务的五、八军军团，由后卫改前卫，前进到土溪、元线地域设防了。由此可见，这条军委的命令是为了确保中央领导在通道外寨或牙屯堡开会的绝对安全，而采取非比平常的防范措拖。

    第四、电令还明确要求“各军团依实际情况得变更其前进位置，但须严格的遵守前进的主要路线及其分界线，以免障碍运动”。通过这一条，也可看出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过境通道的主要路线，是不得随意改变的，“须严格的遵守”，这是给军团纵队行进路线指出的军事纪律，处在中路的中央领导又怎么可能随意折向右侧，绕道到县溪去呢？

    第五，这封电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四次提到‘牙屯堡’这个地名。此外，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林聂并报朱的电文也透漏：“军团直属队后方部队及一师今日经双江进到黎平六十里之牙屯堡宿营”。国民党胡羽高《共匪西窜记》也四提‘牙屯堡’：“有赤匪千余，分向四乡及牙屯堡方面逃窜”；“陶章两师，由牙屯堡双江口向湘黔边境追击”，“追剿军总司令键筱亥电：十二月十一日，朱毛主匪窜菁芜州牙屯堡……匪先头分两（路）溃窜抵菁芜州牙屯堡。”⑩再看1934年12月15日《苏州日报》载：“残匪现分二路逃窜，大股窜至至下乡一带，一部至广南长安堡、双江口，窜抵牙屯堡”，这里也提都到牙屯堡。

    再根据“挑夫送红当向导”的通道外寨侗族青年吴志学和吴仓金回忆：中央红军进入通道外寨村宿营的时间，是十二月十二日下午，当中央红军一万多人队伍，突然来到通道外寨村时，这个与世隔绝的侗族小山村老百姓，因害怕这么多军队而几呼全部躲进了深山里。当时红军巧遇侗族青年吴文用与粟再恋一对新人结婚办酒，在吴文用老屋里还有几个人来不及逃躲，被红军战士劝阻了回来。几十桌酒席没有了当地客人，却迎来了远道而来珍贵客人——红军，在“红军首长给他们一份不薄的贺礼”后，这几十桌酒菜被分成诺干份，分给了红军战士冲饥食用。饭后，中央负责人就在吴文用举行婚礼的厢房里，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的计划。

    12月12日当晚，吴志学和吴仓金两个年青人被红军首长邀请，与红军一起吃饭，一起睡在本村的寨门楼阔中。饭后红军首长交待任务是：明天请你俩帮忙带领红军，去通道县溪老县城。可12月13日清晨军号响起后，红军首长却说：“不去通道县城了，去贵州黎平”。从这一行动方向的变化看，证明军委一、二纵队及红军主力，已从通道外寨、牙屯堡一带地域开始，逐步合成一路纵队转兵西进贵州了，12月14日，在红军经过播阳所到洪州司、小寨地域休息时，《朱德关于我军将于十五日夺取黎平、锦平等地的行动部署》B点4明确：“军委一、二纵队在洪州、小寨地域休息，并进行一、二纵队合编与改编”命令，取消军委一、二纵队，合成中央纵队了。

    三、分析西进电令和相关史料，确定会议会址

    中央领导既然西进到了牙屯堡，而牙屯堡与外寨又同在不足百亩的村寨中，这就可判断“通道会议”及“万万火急”西进电令发出地，就在通道外寨或牙屯堡地域。以下列举的证据史料均可以佐证。

    1、邓颕超同志转述周恩来同志的回忆：“会议是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⑾

    2、李德的夫人萧月华同志回忆：“1934年12月11日，从广西龙坪翻座大山，进入湖南通道县，在一个村子吃过一顿喜酒，可能是个富贵人家在办大喜事——结婚，我们红军队伍快进村时，老百姓全跑光，打前站的红军战士进寨点房宿营，有位战士向首长（指毛主席）报告，村内有一户人家大办酒席，我们战士是否可以吃。毛主席说，全部酒席不能动，是不是白军在搞什么名堂，防他们在放毒，等陈昌奉同志来后，要他尝一尝，没事才可以吃。那晚，我们红军战士吃的饱饱的，可以说是长征路上‘大会餐’。”⑿

    3、《康克清回忆录》记载：“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这里正好在湖南、广西和贵州交界的地方。早晨，公鸡啼叫，三个省的人都能听到。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计划。这是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在群众的强烈呼声、老总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这次会议，为以后的遵义会议打下了第一块基石。”⒀

    4、肖锋将军1934年12月13日日记：“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祠堂里，我们又见到了周副主席。他今天显得特别高兴，连水也没有顾喝上一口，就召集我们团几个领导开会，亲自交代抢占黎平的光荣任务。”⒁1983年5月25日肖锋给通道县委负责同志回信中再次回忆写到：“在渠水河畔牙屯堡休息一天……午后一时左右周副主席自长征以来第三次来到我们一师三团……他连水也没有顾喝上一口，就立即召集我们团几个领导同志开会。我们一起来到四周环树和竹林的周家祠堂里，周副主席高兴地告诉我们：昨天中央在通道召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毛主席参加了会议。”⒂

    5、范金标回忆：“进入贵州之前，毛主席、周总理、博古、张闻天等在一起开过一次会，是晚上在总部住的一家老财的堂屋里开的，点着马灯。”⒃

    6、吴洁清同志回忆：“长征时，我是毛主席的警卫班战士，过了湘江后，走了一段，在一个什么地方住下了，一天晚上，在一个寨子，又不像庙的房子里，主席、总理、总司令，还有几个人，我不认识，在一起开会，提了一个马灯看地图，我正在屋子前面守卫，会议时间不长，我没有看见外国人参加。从此以后，部队向黎平进发了，只有一、二天就到了黎平。”⒄

    7、江泽民同志题词的中国革命史话第六卷《铁流万里》第154页写道：“12月12日，红军在通道逗留一天，中革军委召集紧急扩大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议地点在城外一户农民的厢房里，当时这家人正在办喜事，红军首长给他们一份不薄的贺礼，因此，受到了主人的殷情款待。”

    8、中央红军到达外寨时正逢外寨村民吴文用结婚办喜酒。1934年12月12日，是通道县外寨村吴文用和粟再栾结婚办酒的日子。当天下午，在鸣喜炮、用托盘收贺礼过后，客人们陆续进到正堂，三十几桌酒席刚准备上菜开席，突然有人在外高喊：“没嘎蛮骂啰！没嘎蛮骂啰！（侗话，意为“有穿黄色军服的汉人部队来了”）”……全村老少几乎跑光……他家在那个年代也算是老财，三十几桌酒席因本地客人全都跑光了，却迎来了珍贵的客人——中国工农红军。⒅外寨杨再隆老人回忆：“1934年农历11月初6（阳历12月12日）这天，正是外寨富户吴文用结婚办酒的喜庆日子，他家有两栋房屋，一前一后，前面是他家的空房（正房），后面是他家住房，吴文用就在空房里摆酒招待客人……”

    外寨吴志学老人回忆：“我的妻子和吴文用的新娘是亲姐妹，吴文用结婚，我从早到晚都在吴文用家帮忙，再加上外寨村有个习俗，村子里不管谁结婚，年轻人都会去帮忙，亲上加亲那就更不用说了。办酒当天，从老寨方向来了好多红军。来帮忙的族人和来贺喜的客人基本上全跑光，屋里只剩下几个人，大家想跑，但来不及了，就壮着胆子留下来。一会儿，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红军前来贺喜，我们几个胆大的还陪他们喝酒呢。”⒆

    上述证据史料和外寨老人的回忆相互联系，相互印证，并形成了证据链，证明中央一、二纵队的行军路线是走中路，即靠近广西的通道以南地域，中央首长随军委一、二纵队是经过通道外寨、牙屯堡等地带，绝不可能向北走右侧，进到通道县老县城；通道会议是在一个正在举行婚礼的农家偏房——通道县外寨吴文用老屋里召开的。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军事常识，那就是当时红军要尽快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讲的是“避实就虚径趋贵州黎平府”。牙屯堡经播阳出洪州到黎平是“径趋”唯一道选，距离短，用时少，行军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高级军事指挥家，在三万红军将士处于生死攸关时刻，不允许在指挥决策上犯军事大忌，让中央一、二纵队及中央领导去走弯路，绕远道，折向右侧，到数十里外，有强敌逼进的通道县城——县溪去宿营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