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多年兵荒马乱的军阀混战时,王缵绪已不忍受大西南地区的落破,从他内心始终迸发着“以教救国”的理想,无论是他走到哪里从事军政,也都是坚贞不渝的大搞文化教育事业。于1928年底,王缵绪刚由资中调派到重庆驻军,他却倾注个人财力,卖掉部分家产购得上百顷的张家花园。从1929年初,王缵绪开始同时进行两件大事,很快创办起《巴蜀日报社》,聘报社总编黄绶(元贲),编辑有江凝九、蒋阆仙、何剑华、邓宰平,主笔王国源、江子愚、罗一龙,经理郭松年。但另一件是他终身事业追求,以努力实现改变大西南教育的落后面貌,抱着创造新的教学制度,实行新的教育理想夙愿。在极其落后贫困的社会条件下,要想创建一个上百顷规模的新式巴蜀学校,这无疑是个繁杂而浩大的工程。但王缵绪亲力亲为,勤扒苦做,从规划设计到购料施工等都倾注他无数财力、物力与心血智慧。也就是从这年初开始,王缵绪不断变卖家产,经长达了五年呕心沥血,才成功建成重庆私立《巴蜀学校》(今巴蜀中学)。该校却代表着大西南地区,无论是从规模与教学设施和教育团队,都堪称为一流学府。
重庆巴蜀学校创始人王缵绪,为改变大西南落后面貌,他极力主张以教救国理念,自1928年底购得张家花园为校址,于1929年开始长达数年建校历程。摄于1933年学校正式开业。
《重庆巴蜀私立学校》于1933年2月正式开学,巴蜀学校自1928年购地后建于1929年,是在1933年正式开学起,王缵绪自任董事长,并在开学前特登报发表《巴蜀宣言》,阐述自己的办学理念与兴学理论。他说:“开启民智,教育救国”,就是要通过办教育达到挽救国家、改变民族命运之目标;他为巴蜀学校制定“公正诚朴”校训,体现“公而忘私,正大光明,诚实毋欺,朴实无华”之意。从招收第一期学生起,王缵绪将班级为“真”、“善”、“美”、“平”、“和”等命名。逐渐进入到民国时期被公认为著名校府。根据校史记载:“自开办18年之中,学校所有经费完全是由校董事长王缵绪一人承担,除去多次支付现金之外,他将学校自建临街铺面三十七套房屋,长期出租以供养学校正常开支,从未收取学校分文投资成本和任何费用。为了弥补抗战期间办学经费的困难,王校董再次捐充个人房产用作办学经费。并坚持以较高标准发放教师薪俸,完全是为了学校的教师队稳定和提高,当时校董王缵绪所招聘名教就达42名,为保证教学质量,该校长及教务都是从江苏所聘,校长月薪166大洋、教务主任155大洋,而全校教师薪俸每月支出约150万元,可一学期学费总收入130万元。仅支付教员一个月的薪俸尚差20万元,为此王校董不惜数次变卖家产来苦苦维系着抗战时期的教育事业。”如下是王缵绪所建教学大楼之一,该《诱诲堂》为创始人王缵绪所题,为“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之意。
在18年艰苦岁月中,校董王缵绪完全是以个人的经济实力支撑着巴蜀学校这片教学天地,其为之苦心孤诣、为之扩招名师、为之遮风挡雨、为之援助资金,可从未遇到过“雪中送炭”。相反,在建校之初就遭到刘湘上报军委“不专心军政”一说。而王缵绪以公开登报表示辞去军职,也要实现“以教救国”的远大志向。后以刘湘道歉收场,王缵绪亦缓和这场风波,特把校园建成的第一所园区命名“湘院”。
在八年抗战之中,王缵绪所创办的巴蜀学校从未间断过教学进度,并大批的收容战区流落儿童及抗战军人子女免费入学。是由王缵绪整整21年创办与经营,却已具备幼、小、中、高完整体系;并完全是本着创办人兼董事长王缵绪确定的“手脑并用”教育目标,以及“儿童本位”教育原则和“教养兼顾”的教育模式,其教育实践,仅不到四年就赢得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并取得显著实际办学成效。
自1937年该校办学成绩得到国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高度评价,并代表国家到英国参加比赛获奖,即成为了名震中外的著名校府。民国主席林森任上,他曾两次亲临此校,特为该校题赠《成绩斐然》的金字招牌。今巴蜀中学作为本校荣耀却高高挂在校史陈列馆中。
当随之而来的抗战全面爆发,校董王缵绪在巴蜀学校礼堂挂起大幅中国地图,上书“国破山河在”,让全校师生警醒。他将全部班级改为沦陷区的省份命名。初中部:第一届命名辽宁级,第二届命名吉林级,第三届命名黑龙江级,第四届命名绥远热级(绥远、热河),第五届命名察哈尔级,第六届命名宁夏级,其后建立西充分校,也继续以此命名。其目的培养学生爱国思想,激励学生树立救国之志。据该校惯例,校董事长王缵绪要对每届毕业生,在毕业典礼大会上都要赠送一份毕业纪念品。如1939年2月,该校学生得到特殊毕业纪念品,是由校董王缵绪先生亲自题写“勿忘国耻”四字的铜质墨盒。
王缵绪作为抗战时期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将自己创建的巴蜀学校作为了战时学校,他不但提供中央驻所两处,并免费提供抗战将士子女及流落儿童的在校就学教育机会,这对抗战作出巨大贡献。该省主席任内统计:共有3000架日机分60次对重庆城区进行空袭,共投各种炸弹9000枚。日机轰炸造成伤亡人数共11580人死亡,13020受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全国各地沦陷大量难民涌入西南地区。
(注:该房产主是巴蜀学校董事长王缵绪,“棫园”二字也是他亲笔所题。)
此时,一些失去父母儿童,由企业家刘子如接收孤儿入住自己临江门缝纫技术培训班,可陆续增加到40多名孤儿,很快他的缝纫技术培训班已不可容下。于是,省主席王缵绪通知刘子如搬到观音岩下张家花园,其含大溪沟总占地达上百多顷为王缵绪购得。于1929年初经王缵绪五年多艰辛创建了巨大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该校教学成就已代表西南地区教育领先地位。此时,王缵绪将自己创建巴蜀学校“棫园”免费作为一所孤儿院,却让刘子如把孤儿们迁入进来。这里是当今重庆的市中心,并具备着诸多教室大楼、图书馆、音乐教室、食堂与宿舍、大操场和游乐园区等。
当刘子如把孤儿转到巴蜀学校“棫园”后,却不仅让孤儿们吃饱穿暖,而省主席还要求孤儿们学习文化,让孤儿院同样奉行巴蜀学校他所提倡“教养兼施”的先河。对孤儿们授予历史、地理、语文、英语等课程,还要与生存发展相结合的开展工业知识教学课程,即培育孤儿们一技之长。并且王校董还接收了部分武汉难童教养院的孤儿。他还要求自己校内孤儿院建立严格考核制,每年进行三次考核,考核合格者升级,不合格者降级。正因严格的现代教育方式,孤儿院吸引了不少品学兼优的学生免费就读巴蜀学校,人数多达上千人。
曾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王缵绪致张学良、杨虎城电:(衔留)均鉴:
西安事变,纪纲扫地,强敌频临危急迫近,凡属国人,同深痛愤,吾等曾以删铋等电奉达,谅获垂鉴。国府成立以来,十年努力,统一初告成功,方冀群策群力完成国内建设,抵抗强邻侵略,俾达国家民族光荣生存之目的。
此乃西安事变,统一已被其破坏,国力且因而消蚀,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弱己强敌,殊可悲痛。窃以为欲于国难严重之今日而求生存,国力不可不保,国体不可不顾,国家整个机构不可不备,领导军民之领袖,尤不可不共同拥戴。吾等忝率偏师,以拥护中央卫国御侮为职志。以拥护中枢,抗御外侮,弥息内争,营救领袖四端,吾等以为实系救国要图。誓与全国军政同仁共同奋斗,以完成救国大计。
除电复刘主席并电张杨促其速自觉悟,恢复领袖自由,俾得完成救国未竞之志,以求国人谅解外,特电奉达,尚祉照鉴。
军长:王缵绪等叩。(注:寻自1936年12月24日《济川公报》)
原巴蜀校占地上百顷,王缵绪曾建房屋设施也足够多。当中央政府迁入重庆时,来不及建设而无处办公。作为巴蜀学校创办人兼董事长王缵绪却体国安危,把自已的居所贡献出来作为抗战军事指挥部;另将巴蜀学校两处校舍安置中央政府办公,他为国家解决极大困难。
原重庆金汤街王缵绪公馆1-3图为七栋楼房,全家迁至成都。外墙是现代装饰。
在国家危矣时期,王缵绪向国民政府伸出援救之手,当中央入川后,王缵绪个人的巴蜀学校获得举世公认的《全民抗日救国宣传文化活动中心》称号。为确保学校安全,由校董特意安置第二十九集团军警卫连的军营驻扎此校,却时刻加强护卫。正是因为该校有安全保障,巴蜀学校却不断开展着抗日救国各项活动,便陆续接纳众多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如周恩来、黄炎培、宗白华、马寅初、章乃器、老舍、郭沫若、邵力子、邹韬奋、沈钧儒、陈立夫、罗隆基、潘公展、齐燕铭、田汉、翁文灏、潘序伦、胡风等人,先后都在巴蜀校园开展各项抗日活动演讲。而王缵绪校董在校内却长期接纳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等抗日救亡团体,这便引起日寇仇视,以重点轰炸本校为目标,使其巴蜀学校身临险境而付出惨重代价。为保师生与周边居民安危,时任省主席王缵绪乃是巴蜀学校董事长,因白天处理公务,就常在夜间亲自率领部队在巴蜀学校建设能容纳万人多的防空洞。今该校依然保留了部分防空洞的旧址。
尤以1939年5月3日,日海军第2联队21架三菱96轰炸机和24架96陆攻机袭击重庆,次日,日机27架再袭重庆,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王缵绪的巴蜀学校也连续三次重创,毁坏礼堂、教室、宿舍及校园各处,六名校警被炸死。因该校防空洞却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不但保护师生安全,同时也保护了周边居民与民众的生命。
经省主席核实统计:“日机先后投掷爆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致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两侧约两公里繁华市区化为火海,市中区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化为废墟,国泰电影院当场炸死观众200余名;全市37家银行有14家被毁;古老罗汉寺、长安寺也被大火吞噬;同时被炸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驻华使馆,连挂有纳粹党旗德国使馆也未能幸免。仅这两天轰炸中炸死3991人,伤2323人,损毁建筑物4889栋,已造成20万人无家可归。
这是日寇创下世界空袭屠杀史上最高纪录,已让重庆城区变得格外黑暗。”最可恨的是,日机又连续九次以巴蜀学校为重要轰击目标,炸毁校产达一千多亿银元。但王缵绪绝不允许巴蜀学校停止办学,他主动为国家承担职责,完成“战时学校”义务工作。因巴蜀学校是日机重点轰炸目标,本校董王缵绪也绝非动摇持教救国之心,他为保师生安全,即决定将小学部和孤儿院留在原地办学,中学部迁往西充(王缵绪老家)创建学校继续开课办学。如下是巴蜀学生住校每日活动。
当蒋委员长得知巴蜀学校外迁,特指令称:“该校办学尚有成绩,防空设备亦相当周全,不必疏散,以供党政人员子弟求学之用。”但考虑到众多师生与家乡教育等因素,时任省主席王缵绪是该校董事长,还是坚持在日机轰炸最危机时期,继续扩展教业事业的远大目标。
乃民国时期以来,就推崇个人出资创建学校,而老蒋为此也无权干涉。由于我国是长期处在战混的贫困年代,该校教职员工却都是王校董高薪所聘,作为校长及教务主任是极为负责的人,当时学校所有工作记录都详细向校董汇报外,尤以账目最为清楚而详细记载到王缵绪20多年经营中,谁也没有出过一分钱,该校仅一位董事长,自然是王缵绪说了算。今校方所公布出诸多董事成员却徒有虚名,该校史日常记录中也没有雪中送炭之人。如下巴蜀学生上体育课。
经查证得出,于1946年抗战结束后,王缵绪上将却推掉委任南京卫戍总司令一职,并向蒋委员长提出回川继续发展教育,换任重庆卫戍总司令之职。当回到重庆时,王校董决定实现巴蜀学校五系齐全(幼小中高大),即取名创办巴蜀商业大学。该消息一经被报端刊出,曾不少人簇拥到学校向校董事长庆贺,该校董王缵绪将其好友视同锦上添花之美意,即勉为其难的组成荣誉董事成员却高达30多位。这足以使人误判为新中国的大集体单位不说,而若大规模的巴蜀学校也是从天而降,分明是建于1929年,可硬是要反历史介绍建于1933年。本作者不仅是巴蜀学校创始人兼校董事长王缵绪的嫡长孙,而且还是巴蜀学校的校友,至今都搞不懂,究其为何?
曾于1939年9月,巴蜀学校董事长王缵绪耗资巨大,命长期雇用40多位教职员工,转移校具500多套、图书2万余册、教学用具含钢琴、显微器、动植物标本、实验仪器等2000多件,满满装16艘大木船从重庆嘉陵江运达南充后,再雇农工手托肩扛搬运到几十里之外的西充地区。经各方努力,却紧锣密鼓在西充完成建校,而正式开课。作为抗战时期的困难阶段,此举可算是校董王缵绪专为家乡民众开辟的教育新天地,即解决当地历来没有学校困境,却是西充地区教育史上首创的第一所中学,仅用两年取得惊人的办学成绩,而获得当地民众与教育机构高度赞扬。至1942年周勖成校长按常规办事,与校董王缵绪(时任第六战区上将副总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前线指挥作战)通电商议,请示将西充学校迁回重庆。经校董王缵绪决定原教职员工从西充返回重庆原址任教,将西充学校作为巴蜀学校西充分校,保留原地继续开办,全部教学设备留在西充。以促进西充教育事业发展,而王缵绪电令侄女王君素(毕业北京师范大学)接任西充巴蜀分校校长职务,因无资金,由侄女王校长卖掉房产招聘名教新的团队。在王君素任职期间,校董不遗余力地资助学校扩建及增办高中。为了家乡这块桑梓之地的教育发展,王缵绪虽身处抗战前线并驻守四川屏障期间,也时刻不忘抒写报告申报四川省教育厅,后经省厅核实检验通过,巴蜀西充分校为省重点学校。而王缵绪一向对家乡百姓关爱成度是有所共知,据西充县志记载:民国25至26年“又逢丙子、丁丑年,连续两年大旱,树皮、树根、观音土刮挖殆尽,饿死甚多。”于民国27年3月2日王缵绪为西充县民给自己志同道合的多年好友省建设厅长卢作孚致函,请求以工代赈。
作孚仁兄尊鉴: 敬启者。敝县西充连年荒歉,民食艰难,客岁入冬旱灾弥烈,盖藏旱磬,饿莩日多,草根树皮掘食殆尽。每接乡讯,深恻于怀。弟虽以恭桑之谊勉竭绵薄,略谋赈济,而杯水车薪,终苦无所裨益。除联合乡人向省赈委会请求拨款救灾,并一面广为募赈外,素稔吾兄恫瘝在抱,利济在怀,为弟素所钦佩,益以总持建政,垂眷民生,睹此灾情,知必更殷轸念。 闻成渝铁路开工在近,并闻新组合记公司,两处均需用工人甚夥,拟请设法为敝县安置泥石工五千人。移民就食,以工代赈,本荒政之一种,宜贤者所乐为。敝县人忍苦耐劳蜀人皆知,但得啖饭之所,必能努力服役。期以仰答鸿慈,倘蒙允予安置,如何进行之处,尚望酌定办法示知为荷。专此。顺颂 勋安!弟王缵绪载拜 三月二日。 (注:《卢作孚书信集》第563页。于2003年11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更让王缵绪忧心如焚是,从1928年至1929年陇东和川北地区大旱,不仅农产绝收,田园荒芜,已发展到“饿殍载途,白骨盈野”。王缵绪作为动发起人,会同鲜英和袁丞武西充籍人士赈灾:有李射斗、侯方伯、李口丞、屠馨斋、吴幼甫、李劲知、叶良一、林润荪、罗筱速、贾文秦、赵新畲、黄笃生、薛焕章、赵波垣、黄立三、刘章九、杨彦甫、戚灿如、张荫留、吴金襄、李毅君、金汝珍、钟新铭、黄执中、李公鲁、李芳浦、唐宝珍、唐仲明、罗梓青等人。王缵绪所带动30多位知名赈灾者。其号召赈灾发表通启刊在1928年10月22日重庆《商务日报》。
又于1929年末,由王缵绪再次发起,又会同冯均逸在重庆成立平民生计会“以图解除平民生计困难”。后于1936年重庆市、巴县、綦江、长寿、江北、合川、璧山、铜梁、潼南等地范围受此大旱,灾情之惨,为百年仅见。这年12月24日王缵绪作为发起人,大肆宣称:“饿死一个灾童就是社会的羞耻!救济灾童便是直接救民族爱国家!我们救一个灾童即是为国家培养一分元气!俭省一点钱来救济灾童就是为自己的儿女造福!我们要用爱自己儿女的心去爱灾童!人间惟无父无母饥病交加的灾童可怜!王缵绪却以《四川救济灾童募捐大会》发“快邮代电”致重庆市政府李宏锟市长。
重庆市政府李市长勋鉴: 窃查川省大旱,区广期长,诚为兵后之凶年,抑亦空前之浩劫,历时益久,为灾愈深,以故饿殍塞途,流离载道。儿童情况,尤为可矜,既无由随壮者以散四方,更不能执锤凿以求工赈,谓昆谓父,莫顾莫闻,饥病交加,死亡在即。兴言及此,为之泫然。曹仲植先生,此次踏勘重灾各县,目击心伤,慈幼之怀,感而弥笃,同人等或随之履勘,或见之公牍,或目睹照片,或得自传闻,莫不黯然伤神,潸焉出涕,顾博施济众,尧舜尤难,而救灾如救焚,宜急不宜缓,倾由曹专员与郝参军墨庄,召集开会,筹商募捐,当成立四川省救济灾童募捐大会,群推曹仲植为会长,尹昌龄为副会长,更请党政军学绅商各界领袖与名流为发起人,即日分组办事,出簿劝捐,成渝灾童,立予收养,更施以相当教育,并拟于剑阁、南充、达县、万源各专员所在地,办理灾童教养所,以期尽量收容。伏冀各地行政长官,海内外慈善团体,悯此灾童无告,分别捐助收容,更冀党政军学绅商,量力捐赈,各地士绅,有资力者,为金钱之捐输,为精神之赞助,国以民立,救未成年之国民,即以救国,家托于国,爱国即以爱家,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固属良心上之主张,而怜惜他人儿女,亦为自己儿女种福,收兹介特,惟赖群擎,故特即日发起救济灾童募捐大会,所得捐款,除应行留作救济地方灾童,本会保管组尹昌龄收后,发存国家银行,以凭分配。 同人等救灾有心,治事无状,甚望南箴时锡,俾免索途,临电依驰,不尽屡屡。 四川救济灾童募捐人有:王缵绪、贺国光、徐源泉、邓汉祥、谢盛堂、孙震、雷飚、周道刚、曹叔实、李明灏、释弘伞、唐式遵、曹仲植、晏阳初、稽祖佑、陈筑山、任鸿隽、邵从思、尹昌龄、李家钰等331人。
四川救济灾童募捐大会内容,刊在1936年12月24日《新蜀报》。
于1938年8月17日抗战时期,方鹤斋、刘豫波、尹仲锡、周摹池、徐申甫等地方绅耆函请省政府“补救川西旱涝,良田万余亩桥梁数百座被冲没沙盖”等情,王缵绪主席函复救治川西旱涝情形:
鹤斋、豫波、仲锡、莑池、申甫、权光、益廷、伯涵、润渠……先生道席,奉读手书,备悉种切。查都江堰工程关系十四县农田水利至巨,本府素极重视,稍遇水旱,莫不竭力以赴。本年五月岷江正流水源枯竭,外江双流境内缺水灌溉,内江金汉等县水量同感缺乏,当时救济情形,曾经民、建两厅长复植先先生函中详述,差幸尚能调剂得法,数日之中,普遍栽插,未失其时。七月中旬以后,一度洪水既过,天久亢旱,水位因又低落,与五月间情形已复相同,仍为上游水源枯缩所导致,揆诸洪水期中,内外两江工程,间有冲毁。与夫最近内外两江,又同感低落之现象,足知两江水量,盈则同盈,枯则同枯,未尝稍偏,当为明证,尚无同一时期旱涝迥异之事,盖天然水源虽难与抗力,而工事控制调剂之效用,幸尚未失机宜也。惟都江各河坡陡流速,洪枯两期,截然不同,所虽同一河流,而涨缩悬殊者,则确诚有之。现在冲毁部分,都已临时抢修竣事,并于上游山中施放铁炮空气荡动,自八月十日起,雨水已降,水量渐涨。十三日离堆(即宝瓶口),水位业已涨至十一划,外江新开河水位已达一公尺,较去年同期水位固低,然按以内江九划足用,新开河九公寸足用之例,各县灌溉尚可无虞,勘以告慰。
至大函所述,传闻各节,本府考核容有不周,果能查有实据,尚希不吝见告,用凭责究,实则严惩负责之官吏,虚亦杜彼悠悠之众口,举内外江水量之分配调节,与夫截水放水修掏时期概系依照成法办理,一切新式工程,所欲改革者,深虞计划不周,转为流弊,即二十四年度大修之都江鱼嘴,用水泥砌石使其凝固,亦经多年考察而后举办。年来下游金刚堤(系内外江分水埂),飞沙堰之得以保全者,亦良以此,固非敢贸然有所变更于成法也。下届各县地方水利工程,依现在视察,实较客岁减少,大修当无必要。兹特检上都江堰七月份、八月份、十三日正水位比较表一张,用资参证,专此布达,顺颂履祺,惟希亮察。附上水位表二张。王缵绪再拜
(注:寻自1938年8月17日成都《新新新闻》)
可别看西充这个曾遭受多灾多难的贫困小县,其民众今自豪地称本县为抗战却走出一位上将省主席,五位中将,十四位少将。最为流传至今的典故“拿碗添饭”,所指本县王缵绪升为省主席后,其家乡多灾多难,有不少人贫困乡民上门求助。但凡是西充老乡找上王家门时,王主席第一句话就是“拿碗添饭”!先让你吃饱肚子再说要求。有时来的人实在太多,其属下报告“碗不够了!”他便说“碗不够拿瓢!”就这样地热衷待人却流传出典故来。长此以久,不仅是家乡人,而四川各县的人,都陆续投奔到他的部队,可他悉数接纳不说,还加强培育训练,尤其对属下始终做到慷慨以待!据西充县观音乡大磉磴村王育军、王育祥俩兄弟说:“爷爷早年给王总司令当勤务兵,一次回家返回驻地情绪低落,王总司令询问为何?爷爷说:“屋要垮了,家有老母。”王总司令当即给他10块大洋,命他马上回乡修建新屋,爷爷说:“没有地。”王总司令说:“建到我家地坝上。”爷爷拿10块大洋返乡建了新房,比王总司令的房屋都大。仅剩下两块钱,让爷爷生平第一次坐了滑竿,从西充到南充,急奔前线至王总司令身边抗击日寇,直到抗战胜利结束,才幸运的返川。”凡西充老辈人都说:“王老将军使西充受益匪浅,他曾告诫当地人,穷要读书,富不弃书。由他而创建的西充中学,却是每年送出千名学子考上大学,升学率长年稳居南充市第二名。今天可称作川北一带名符其实的文化大县,这都是王老将军为西充家乡所做善举。
但世人有所不知,王缵绪则是王安石直系后裔第11代嫡孙。他曾让齐白石该有名章“半山后人”。在宋亡后,迁至四川现西充仁和、双凤、文井、车龙、观音等地方,王姓均是北宋王鞏的后代。其一族世代是读书人,也有人务农,但与世无争;迁至西充前由长房算起历近10代,小儿子迁西充落脚于西充县晋城镇大磉磴村二组,为嫡系始祖。祖上因自立更生以经商获得首桶金。却在西充建房,初始建于1652年-1655年间,后经历代逐渐扩建,到了1804年的时候又有一次大规模翻建,算是在王缵绪成名之前唯一的兴盛及鼎盛时期。以自砍檀香木请木匠动工的方式修建了现在的王缵绪祖屋。所有建筑风格、施工工序均按照宋大内珍藏版李诫所著(营造法式)修建。当时却有大部分家藏均出自于宋代,有部分宋皇宫大内珍藏包括字画、神宗皇帝御赐以及各种古董类,使后世铭记先祖由来。现大批收藏由王缵绪分三次送交到国家博物馆。现西充祖屋及地已不到百分之一的规模。宋朝把此地叫岭南道,是宋时封三公者的后代专门住的地方,为世代读书人。王缵绪母亲死后由王缵绪从重庆运到凤化山森林公园埋葬,该化凤山公园是王缵绪祖地。因王缵绪父亲之墓是一个家族墓基,所有祖先都埋一起。王氏一族地盘不包括王缵绪后面外出挣的产业,房产和田地虽各地分散,若与西充房产全部集中算约为10平方公里。在清末修建祠堂占地是上百亩。原内江市东兴区高桥镇凤庙村,有1000平米地契原件主是王缵绪。却被他托人陆续卖掉建了巴蜀学校。据祖辈讲王缵绪为人讲义气过了头,尤其是为教育事与八年抗战付出太多,可他在政治缺乏圆滑。
但王缵绪不仅抗日有功、其主持川政有为,其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和深厚的国学功底。他身为军人,私德尚好,烟酒赌均不贴,自奉亦简。他为人和善、宽厚,言谈儒雅,人称“笑和尚”,乃公认的“儒将”。曾在中国书画院人士中称王缵绪“是民国初期德艺双馨的一大才子”;“他是中国书画界最值得敬仰的老前辈之一”;“他擅长书法,精通诗词歌赋和古汉语,出口成章,文字功底极深”。“他还是一位大收藏家,曾于50年代初,他把自己珍藏的数百珍品包括书画都无私地献给了国家。”王缵绪终身关注民生、热心公益事业,在发展教育事业上最为突出。他创建巴蜀学校投入了旷日持久的时间和精力,其不为名利的办学义举却让国人感动。
根据巴蜀校史记载:“周校长及教职员工由西充返回重庆原址,很快就恢复巴蜀学校正常开课。巴蜀学校在整整十八年的办学历史中,始终都是在校董王缵绪先生的经济支持与庇护下而发展成名。含建校五年共二十一载,该校是在没有自来水和电灯时期过度而来,又有哪一件不是靠董事长雇用日挑水工,形似长龙之队解决学校用水问题?经校史记载,巴蜀学校董事长却投下巨资引入电缆,最先让本校亮起40多盏电灯,供师生们学习。可以肯定的说,该校无论是遇到多么艰难困境,而创办人都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理想,无论是处理军政事务有多忙,他都要亲自到巴蜀学校与师生进行交流,并作演讲报告,诵古训教,让师生们无不为之动容。长期雇用的巴蜀学校挑水工。
为此,校董王缵绪还极力主张学校广开交流之路,让各校人士与外籍学者以及社会各界名流来校参观与交流。如此看来,一所创办的私立学校,无论如何这份职责与成功都理所当然归属于创办人王缵绪董事长,为使巴蜀学校成其大业,他首当其充的领导与支持着自己组建的教育团队,仅用了四年的办学时间,就成功实践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即“设计教学法”和“混合教学法”。由此,巴蜀学校的教育实践赢得社会各界普遍关注,成为民国教育史上的教学成果,为之声名鹊起,地位斐然。”
最值得一提的是,十年校庆当天,该校董事长王缵绪仍在前线指挥作战,在不能到场的情况下,却有上百位军政要员,纷至沓来进入学校,踊跃提笔赋诗题赠,赞许王缵绪创办教育功德,报刊曾将诗文公布于众。并介绍当天,由孔祥熙、何应钦现场等三十四人发动了百官个人集资巨大,预备给王缵绪上将建教育功德纪念馆,以志景仰。事后,王缵绪执意命校长将这笔巨款用作被日寇炸毁学校的修复工程,却未能实现众官所愿。仅王缵绪这所私立学校,即可招来上百位军政大员专程为校庆周年庆贺的历史事件,很引我们深思与关注。此举可算是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曾无论是公办与私办的校庆活动,也都未有百官主动自愿前来祝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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