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下来我这大半辈子干了40年的新闻工作。20年在《河北日报》，20年在《共产党员》。在《河北日报》干得好好的，为什么又办起了党刊呢？说起来很有意思。

    1979年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安耀光和新闻处处长叶俊卿安排复刊《共产党员》，委派冯锡普组织筹办，我知道后很兴奋，主动找老冯要求参与。为什么会这么主动？是因为对《共产党员》复刊我早有想法。在《河北日报》工作时，有一天我帮通联部拆读者来信，一位青年读者来信说，他在旧纸堆里发现一本叫《共产党员》的书，上面有支部活动和党的知识，内容很适合党员看，建议报纸开辟供党员学习的专栏。我心一振。“文革”十年，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年轻人见到创刊于1958年的《共产党员》杂志都感到很新奇，足以说明很多问题。河北省应把“文革”前的《共产党员》恢复起来。正想提这个建议，就听说了复刊的消息。老冯了解我，很愿叫我参与，他以宣传部的名义要我，报社领导不放，只答应借，帮忙3个月。

    复刊之始，手头无稿，现约现组。我先从报社的来稿里找。我想着党刊和党报不同，党刊党味要浓，面向党员，多在党的组织活动上想内容。第一期要打响，主稿谁压阵？我想到了著名劳模耿长锁。他曾连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党代表，20多次见毛主席，后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是全省最著名最有威望的老党员，于是约他的署名文章《四项基本原则是劳动人民的命根子》作为主篇。又请当时的文联主席、著名诗人田间写诗。他一听说党刊要复刊，高兴地寄语每个共产党员“纵然面临暴风雨，迎风挺立身不屈”。还请我的好友、画家赵贵德插图连环画……

    我拿着稿子到《河北日报》排字车间拣字排版，很短时间出了样子。1979年7月1日党的生日之前，《共产党员》正式出版了。因为我省党刊复刊较早，省内订阅，外省也来订阅，短时间订户猛增，有趣的是订户快到80万的时候，心里有点儿怕了，怕本省刊物影响外省党组织，怕出乱子，不敢扩大订户了。

    我在党刊20年，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典型的报道。印象最深的是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兴起了家庭联产承包热潮。河北行动较迟缓，主要是一部分干部认为土地分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实话，对联产承包的事情，怎样搞才算好，我们也不懂，只有到实践中调查。为了了解真实情况，党刊派记者下去进行了采访，我和李凤池（后任杂志社社长）各带一组。听说大名县联产承包的多，去调查后看到农民联产承包的新气象，就写了一篇《谈户色变》，破除人们的担心。当时联产承包中问题很多，有的急分乱分，损坏机井、机具，人们议论很多。我和魏平（后任省作协党组书记）去吴桥县采访，遇到县委办公室的冯世斌（后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档案局局长），他对家庭联产承包有实践有研究，能说能写，我们约他写了《农业生产责任制一百问》，发表在1982年第8期上。这期党刊是一本专刊，发到各支部，反响非常好，大家都觉得很有用。青县县委书记刘德润和我是老朋友，他们县的家庭联产承包搞得早，效果好，我和吕振侠（后任河北广播电视局副局长）、韩秀章等连续写了三篇稿子，刊登在《共产党员》和《人民日报》显著位置上，对河北推行联产承包影响不小。

    印象最深的还有1987年第5期，因为那一期有篇稿子很叫座。1985年，我从整党办公室回来任社长兼总编辑，想着集中力量抓典型报道。1987年春，束鹿县（今辛集市）发现了一个“一年干了十二件事”的支书典型，省委很重视。我和王运发、李琳琳几个人到村里住了半个多月，采写了《第十三任支书》一稿，登载在党刊上。省委书记邢崇智看了很满意，批示“河北日报转载”。党报大篇幅转载了党刊这个稿子。那时，《河北日报》正换届，叶臻当总编辑，在大会上邢书记热情表扬了党刊。事后叶臻对我说：“你们将了我们一军”。

    家庭联产承包的形势大好，但也有不同声音。有些人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主要是思想僵化，不明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互作用的基本道理。本想在党刊上讲一讲，但一两篇很难讲清，需要一本通俗的小册子。党刊人手少，短时间写不出来，就多次跑辛集，请宣传部部长刘林雪组织人马写出来了。他们从“人是哪里来的”说起，讲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讲蒸汽机、电力的出现和共产党的历史，一篇一篇写给读者看。写成后，以《人类进步纵横谈》为名，由科技出版社出版。时任省委副书记李文珊同志肯定这是一本很好的党课教材，并欣然作序：“这样由古至今地把历史的发展脉络理清了，就能看清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就能加深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两个基本点的理解……从而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刘林雪又在河北人民出版社编辑指导下重写，他来电话要求党刊协助。

    党刊登载好人好事是应该的，但批评报道负面问题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共产党员》从复刊开始，就注意用不同的形式对党内或社会上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1983年，省委第一书记高扬提出“振兴河北”的口号，当时在基层我看到一些公社大院打麻将、玩扑克、吃吃喝喝等乱乱糟糟的现象，就用“牛一见”的化名给高扬写了一封信。想不到他很重视这件事，明确作出指示，在全省开展“振兴河北、整治大院”活动。省委发了通知、《河北日报》也就此发了社论。这个全省性的活动，已列入河北省大事记。

    弄出这么大动静，人们都猜谁是“牛一见”。我始终没有说是自己写的，高扬书记也始终不知信出自我手。但我和他很熟悉。初次相知，是因为党刊封面上，把他的名字“高扬”写成了“高杨”，我于心不安，主动认错道歉，他只说“下回注意”就了啦。他来河北后，很关心河北的杂文发展，并在《河北日报》上写杂文指导工作，在他支持下我们成立了杂文学会。一来二去，就比较熟悉了。有人不解，问为什么这么主动接触领导？我认为办党刊最重要的是信息灵通，应上知省委意图，下知基层需要，多了解组织部、宣传部领导对党刊的要求。高扬、邢崇智任省委书记期间，每次开地市委书记会，都让党刊参加。人熟了，好沟通。高扬离开河北后出任中央党校校长，我写的稿子寄给他，他仍给修改推荐，王锦慧（我社的一位编辑）出书我请他写序言他就给写了。1990年我上中央党校时，快毕业了到他家去看他，正赶上党刊在秦皇岛开发行会，我还请他到会指导工作，他考虑去了影响太大，没有答应。

    当年党刊的老同事、老战友，人人都是事业迷，个个创业故事多，相处多年感情很深。虽然有的调走，有的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大多也都退休了，但无一例外地都还关心着党刊的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