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北大任教时存照

蔡元培等电京营救陈独秀 （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10月24日）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

陈独秀《实庵自传》，首发于《宇宙风》杂志

陈独秀南京狱中存照，摄于1937年春

    爱因斯坦也曾经为陈独秀向蒋介石求情吗？日前，微博话题“原来爱因斯坦还给陈独秀求过情”登上热搜，不少网友大感惊奇。两位看似完全处干“平行宇宙”中的人物，竟然曾有着这样的“交集”，实在是令人“脑洞”大开。

    可惜，爱因斯坦“求情”与否尚未找到确凿文献，但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入狱，因其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品格，深受时人敬仰与爱戴，几乎每次入狱都有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倾力救助，也因之每次都能化险为夷。那么，这五次被捕与脱险的事迹究竟怎样，又有着哪些可圈可点的史事细节呢？

    “独秀”之名远播南北

    始于第一次被捕期间

    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发生在1913年，是为“二次革命”之故。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曾积极从事推翻腐朽清廷的陈独秀，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成为安徽地区民主革命的领军人物。他虽然没有直接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但作为“辛亥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当袁世凯推行复辟，企图篡夺革命果实之际，毅然响应“二次革命”，谋划武装反袁斗争。因为消息泄露，举事失败后被捕入狱。

    迫于社会各界压力及形势发展，陈独秀在入狱后不久即获释，并于1914年出狱后，流寓日本，还帮助章士钊创办了《甲寅》杂志。这一时期撰文开始使用“独秀”笔名，此名源于故乡的独秀山；此时，陈独秀之名开始远播南北，是为其人其名为世人关注之始。可以说，“独秀”之名鹊起之时，正是陈氏第一次被捕复又脱险之际。

    第二次被捕，发生在1919年，这一次则是因为“五四运动”。此时的陈独秀，曾为北大文科学长，更兼《新青年》创办者与主编，“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等诸多冠冕集于一身的社会焦点人物，自然被当时深受社会舆论抨击而濒临政治破产的北洋政府所忌惮与敌视。

    这一年6月3日、4日两天时间，当局即出动军队围捕参与爱国示威游行的学生近千人。这一倒行逆施的行径，极大地刺激到了本就忧愤莫名的陈独秀，即刻为之撰发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提出“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的生活”，这显然是在号召青年学生与反动政府持续斗争、抗争到底。

    6月9日，《研究室与监狱》一文撰发次日，陈独秀又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还译为英文，连夜印刷为传单，要将惩办卖国官员、收回山东利权等一系列民众呼声，更进一步向基层市民披露与传播。两天后的6月11日，正是因为散发传单，陈独秀被当局暗探查获，当场拘捕。

    其实，当时因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愤而辞职的蔡元培，早已预感陈独秀处境的危险。在其被捕之前不久，即曾“函电促其南下”，以防不测。只是陈氏为唤醒民众，已有为国赴死之意。在答复蔡氏的电文中，这样简短且坚决地写道：

    我脑筋（思想）惨痛已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果不其然，6月13日，北京《晨报》即率先披露了陈氏被捕的消息，随即南北各地各大报刊争相报道，全国舆论大哗，社会各界纷起声援，要求当局即刻予以释放。先是全国各校校友会，接着是安徽同乡会、学商界及和平联合会、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等众多社会团体函电纷驰，为之鸣不平，敦促当局尽快释放陈独秀。除了各路社会团体群起呼吁之外，以蔡元培等北大同仁为代表的学界人士也四处活动，另一条救援“暗战”之路，也在悄然进行中。

    譬如，北大同仁曾以李大钊的名义，在6月11日，即陈氏被捕当天，就向著名学者、法学家、律师，也曾在北大任教的陈氏友人章士钊求援。6月19日，李大钊本人更亲撰一通致章士钊的快函，仍是请其设法援救。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当局为压制社会舆论，甚至还监控与扣留了大量由北平发至外地的关涉陈案的函电。且看函件中曾有这样的记述称：

    日前大学同人曾以钊名致电先生，在沪设法援救，已一周矣，竟无回电，或者电局扣留亦不可知。

    由此可见，南北各地的各界人士，虽对救助陈氏颇为热心，可在案发初期的信息沟通方面是不那么及时与充分的，是受到了当局蓄意阻挠与刻意破坏的。

    章士钊两通公电上“头条”

    毛泽东撰文呼应湘江畔

    直至6月22日，章士钊初步了解到陈案实情之后，即刻连发两通公开电文，向上海各界披露陈案真相，呼吁各界人士行动起来，表明了将全力营救陈氏的立场与决心。在致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王克敏电文中，章士钊这样写道：

    ……窃念陈君向以讲学为务，生平不含政治党派臭味，此次纵因文字失当亦何至遽兴大狱，视若囚犯至断绝家属往来？当此国家多故且值学潮甫息之秋，讵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甚为诸公所不取……请迅饬警厅，立予释放，不胜企感之至，并盼明示。

    章氏致当局代总理龚心湛一函，则表达得更激烈直白，且借龚心湛乃安徽（合肥）人，与陈独秀为安徽“同乡”的因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慷慨陈词：

    ……陈君英资挺秀，学贯中西，皖省地绾南北，每产材武之士，以斯学者，诚叹难能。执事平视同乡诸贤，谅有同感。远而一国，近而一省，育一人才，至为不易。又焉忍遽而残之？特专函奉达，请即饬警厅速将陈君释放。钊与陈君总角旧交，同岑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左证。执事居为国惜才之职，幸佈缨冠往救之怀，公谊私情感同自受……

    章士钊这两通电文一经公开发表，迅即成为各地读者传诵一时的“头条”新闻。不但京沪两地的救援之声此起彼伏，陈独秀被捕事件迅即为南北各地民众所周知，而且这一事件的公共传播已然开始渗透到长沙、成都等非中心城市地区。

    譬如，为响应“五四运动”，刚刚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青年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在其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就特意撰发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文中特别提及了章士钊请释陈独秀的情况，还大量引用了章氏电文；且于文末发出了强有力的预言，颇具感召力的论断：

    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吴虞“问北京政府”

    李大钊“欢迎独秀出狱”

    远在四川成都，几乎与章士钊撰发电文同时，曾为陈独秀所聘的北大同仁，在《新青年》上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被胡适称之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之吴虞先生，也奋笔疾书，写下了一篇《问北京政府》的“雄文”。

    说来十分凑巧，陈独秀被捕次日，当时身在成都的吴虞，才刚刚将新撰《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一稿“寄陈独秀，双挂号”，期待着在《新青年》上与同仁遥相呼应，再来思想激荡一番。孰料不久即传来陈独秀被捕之讯息，这位时年47岁的“老英雄”为之震怒激愤，迅即秉笔直书。

    《问北京政府》一文，与章士钊两通电文，同日（6月23日）刊发于上海《时事新报》，且此文刊于著名的鼓吹新文化与新思想的“学灯”副刊版面头条，是为当日这一版面的“社论”性质的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内外应当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且看吴虞这样写道：

    ……要知道独秀先生是天天预备着坐监狱的。不但独秀先生，我们这班不知轻重不识忌讳的青年，也是天天预备着坐监狱的。我还盼望我辈青年，以后看独秀先生的样，都去坐坐监狱才能够发祥文化呢。

    独秀先生捕去以后，我眼瞪瞪的等着看北京政府怎样办他，等了几天，总没有切实的消息。听到一度的谣传，说是已经释放了，后来晓得不确。那要我倒要问问北京政府，你究竟要怎样办他？

    可以想见，一方面如章士钊那般的据理力争，另一方面如吴虞这般的针锋相对，代表着当时社会各界救援陈独秀的两种基本立场与态度，都对本已丧失民心、孤立无倚的当局施以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使之难以支撑与维系。果不其然，在陈独秀被捕入狱近百日之后，北洋政府只好以安徽同乡会提出的“陈在狱中患有胃病”为由，在9月16日将陈独秀开释。

    因陈独秀入狱，被迫中断编辑印行半年之久的《新青年》杂志，终于在陈独秀出狱一个多月之后，于11月1日印行了第六卷第六期。这期杂志，几乎成了“欢迎陈独秀出狱专号”，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纷纷撰写诗文，纪念这一事件；“老英雄”吴虞所撰最为惊世骇俗的名篇《吃人与礼教》也刊发其上。

    李大钊的那一首《欢迎独秀出狱》的新诗，最能体现北大同仁以及社会各界此刻的心声，诗中有云：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在上海租界两次被捕与脱险

    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派知识分子及其追随者，高擎“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两面大旗，大张旗鼓、粉墨登场之际，势必遭到社会保守势力的忌惮与反击，两股势力的对抗与纷争，在所难免。陈独秀被捕入狱，也正是这两股势力纠缠纷争的一个阶段性结果。诚然，因为南北各地进步人士及社会团体的通力营救，迫于社会舆论之沉重压力，北洋政府当局不得不无条件释放陈氏。然而，当局对“新思想”与“新文化”的敌视与围剿，却并未因之有所缓和，反而更变本加厉。

    1919年8月及次年5月，《每周评论》《新社会》（郑振铎等所办）先后被查禁。至1922年冬，当局还进一步通过了“取缔新思想”的议案，矛头仍然直接指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诸多新派知识分子。

    正是在此期间，1921与1922年间，已经被迫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往上海，且已化名“王旦甫”的陈独秀，竟又遭到了两次搜捕。先是被租界巡捕房探员从印刷厂搜索到文稿，查没后又被处罚金，严禁在上海印刷发行；及至再次被捕，连带刊物、印刷品以及用于印刷的“纸版”，皆被全部搜去并当众焚毁，以示警戒。只是可能慑于陈本人的社会影响力，也出于并未可予将之“定罪”的法律依据，这两次被捕，陈独秀并未遭到长时间关押，旋即开释。不过，在这样的频繁打压与强力封杀之下，《新青年》的编辑发行遭受重创，原本每月一期的月刊，在1922年全年仅于7月勉强出版一期（第9卷第6号）之后，即不得不宣告停刊。

    时至1922年8月，李大钊、沈雁冰等联名发起募捐启事，希望从经济上救助此时已难有作为更兼生活困顿潦倒的陈独秀。8月底至9月初，这则启事一直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刊发，原文如下：

    陈独秀君为社会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虽了结，而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纸版，损失在二千元以上。陈君清分，同人深悉遭此厄运，其何以堪。凡表同情于社会教育思想自由，及与陈君有旧，愿解囊相助者，上海希交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高君曼；北京希交大学图书馆李大钊收转为荷。

    如今，在上海市档案馆中，还收藏着一张陈独秀的刑事记录卡，并附有一张被捕时的照片。这份旧档也在佐证，陈氏确于1921年10月、1922年8月，两次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拘捕，理由都是宣传“过激主义”。好在最后经过多方斡旋，皆有惊无险，除了判处罚金之外，没有长期羁押。而陈独秀出狱后，仍矢志不渝，又在李大钊等众多同仁友朋的资助与关照之下，继续组织革命活动，继续宣扬革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