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土豪、分田地”是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1927）确立土地革命的核心内容。这场伟大的、烘烘烈烈、波澜壮阔的、持续了十年的革命运动，吹响了反封建的号角，革了苏区地域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结构和法律法令的命，为苏区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只有帮助贫苦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唤醒工农千百万，同声干”。

    八十多年前中央苏区的《耕田证》长什么样？“打土豪”而来的土地又是如何分配的？ 

    2019年5月18日，笔者收藏到二张1930年7月由瑞金西区九堡横山乡农民协会颁发《耕田证》，一为吕运祥、一为吕世晃。 

图1：1930年7月瑞金西区九堡横山乡农民协会颁发给吕运祥的《耕田证》，规格28×56.5㎝.

图2：1930年7月瑞金西区九堡横山乡农民协会颁发给吕世晃的《耕田证》，规格28×56.5㎝.

    此二张《耕田证》，吕运祥的编号为77号，吕世晃的编号为80号，上面均加盖“瑞金西区九堡横山乡农民协会”圆形骑缝章和条形落款章。落款人为农会主席钟炳元，土地科长钟玉山，日期为1930年7月。从形制和规格上看得出，《耕田证》是用当地产的毛边纸横向对开，一分为二，一张毛边纸可填写二户。每张填写好内容后，又一分为二，一截给持证人、一截留农协会。

    从二证中我们可读出的信息及延伸的历史是： 

    一、证书不叫《土地证》而叫《耕田证》。如此叫法，可能是取“耕者有其田”之义，也使当时没多少文化的中国农民一听就懂，一看就明，这就是自家的东西，自家的命根子。让“耕者有其田”，是孙中山最早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但在中国革命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开始在自己苏维埃政权辖内坚决执行了这一主张。 

    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即王有制，全国的土地都是国王所有，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随后的历史逐渐演变到地方豪绅、地主、公堂、行会把持大量土地。此二证，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农民政权组织自己颁发的“红契证”，庄严地向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土地制度宣战。  

    二、它是瑞金苏区时期最早的《耕田证》。瑞金县志载：1930年“6月7日，红四军来瑞金，驱逐胡子垣部，解放县城。”中旬，中共瑞金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南门岗谢家祠召开，中共瑞金县委成立，下辖东、南、西、北、中5区。同时开展第一次分田斗争。“7月，瑞金县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南岗杨世倬私厅召开，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是年10月，逐步增设和分设了一些区。可见，不仅农协会组织存续时间非常短暂，而且，东、南、西、北、中5区称呼时间也非常短暂。因此，它是一对非常罕见的、珍稀的瑞金苏区时期由农民协会颁发的《耕田证》。

    有没有更早的了？有。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展厅里有一张1930年6月份刘德淮的《耕田证》，但不知何故落款无发证单位、无印章。

图3：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展示的《耕田证》

    三、以坵为单位，以谷作计量。南方多为丘岭，田地依势多为分隔成大小不同的块，一块叫一坵。田地有肥瘦之分，因光照原因，又有单季双季收成之分。故不以亩为单位，而是以自然地块“坵”为单位，再请有经验的老农一起对每一“坵”的出谷量做出估算。因此，《耕田证》先记述多少人，能分得多少担谷子，而后再记述具体分解到每一“坵”地块坐落地点及出谷数量。苏维埃政府征收土地税也以此为凭。这是农民兄弟的智慧。

    四、无差别地均分土地。非常巧的是，持此二证的二户人家男女均为9人，每家每人都分得田2担5斗，共计22担5斗。而具体田地位置、地块大小则组合不一。说明当时无论男女老幼，皆可平等地参与土地分配。这充分体现了人民内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无差别的平等。特别是女性也平等的分得土地，是对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根深地固“男尊女卑”思想与行为的最大冲击。    

    如此分配有法可依吗？当然要有，否则不就真的成了“合伙共同抢劫”的“共匪”吗。至今还有这样的人会说：土地革命不就是把别人的土地抢来自己分吗？说这样话的人要吗是不认真学历史，要吗就是立场有问题。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每个人无不打上阶级的络印。

    1930年6月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福建长汀县城成立，毛泽东任主席。在他的主持下制定颁布了《苏维埃土地法》。这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土地法。它吸收与摒弃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闽西《土地问题决议案》、《赣西南土地法》的经验与不足。该法共4章31条。其要点有：

    1、没收一切地主富农的土地。“暴动推翻豪绅地主阶级政权后，须立刻没收一切私人的或团体的--豪绅、地主、祠堂、庙宇、会社、富农之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归苏维埃政府公有，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及其他需要的贫民使用。只有农民协会，尚未建立起苏维埃的地方，农民协会亦可以执行没收及分配”。

    2、地主也可分田。“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经苏维埃审查，准其在乡居住，又无他种方法生活的，得酌量分与田地”。

    3、以乡为单位兼顾地少之乡。“分田以乡为单位”，如有三、四毗连，分田易导致田少之乡不能维持生活的，“则以三、四乡为一个单位分配”。

    4、按人口平均分配。“应依乡村人口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不以劳动力为标准的分配方法”。“现役红军官兵及从事革命工作的人，照例分田，并由苏维埃派人帮助其家属耕种”。

    5、其他人等区别对待。“乡村中工、商、学各业能够生活的，不分田，生活不够的，得酌量分与田地，以补足他的生活为限”。“雇农及无业游民愿意分田的，应该分与田地。但游民分田的，须戒绝鸦片、赌博等嗜好，否则苏维埃收回他的田地”。“旅外不在家乡的，不分田”。“城市商人及工人，以不分田为原则，但失业工人及城市贫民要求要分田者，得酌量在可能的条件之下配之”。

    6、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为求迅速破坏封建势力并打击富农起见，分田须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不准地主富农瞒田不报及把持肥田”。

    7、废除债务、焚烧契约。“工农穷人欠豪绅地主富农之债，一律不还，债券契约，限期缴交苏维埃或农会焚烧”。“工农贫民在暴动前，欠商家交易之老账，无论是否商业高利贷的，或是否本身之账，一概不还”。“钱会、谷会，概行取消”。但“豪绅地主及商人，欠公家或工农贫民之债，不论新旧都要还清”。

    8、禁止高利借贷。“苏维埃政权之下，禁止高利借贷，由县苏维埃按照当地金融情形，规定适当利率，但不得超过普通资本在当地一般经济情形中所得利率之数”。

    9、分等征收土地税。“以保护贫农、联络中农、打击富农为原则，须在苏维埃建立之后，而且群众已经得到实际利益，经高级苏维埃批准时，才可征收”。且应“按照农民分田每年收谷数量分等征收”。如“每人分田收谷5担以下的，免收土地税。每人分田收谷6担的，收税百分之一。每人分田收谷7担的，收税百分之一点五......”。 

    这就是当年“共匪”的“分赃法”。这样的“分赃法”也不是一就而就，后又经过了一些修改与调整，不少地方有过二次分田，后续还明确土地为私有，还开展了查田运动，这是后话。 

    依据此法，我们还知晓吕运祥、吕世晃二户人家每人分田收谷才2担5斗，是个人多田少之乡，因此都不必交纳土地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