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被捕

    从十三年有期徒刑到入狱五年

    1932年10月15日，病中居家的陈独秀，被突然闯入的上海租界巡捕房警员抓捕。这是其人继袁世凯、北洋政府执政时期四次被捕之后，复又被国民党南京政府逮捕的第五次被捕，也是其生平最后一次被捕。

    10月18日，包括上海《时事新报》、北平《华北日报》、苏州《明报》在内的南北各地各大报刊，均在版面显著位置，刊发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至于此次陈独秀缘何被捕，除了“早经政府通缉有案”的理由之外，更有被认定犯有所谓“危害民国罪”的嫌疑。10月19日，陈独秀被押解至南京，消息传出，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人即刻向南京政府联名致电，开展营救活动。

    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学界名士纷起致电、讲演或探望，用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向当局直接或间接申言，希望尽快开释陈氏。不过，当局并不为所动，依然以所谓“危害民国罪”提起公诉，仍将陈独秀送交法庭审判。在各方营救与“求情”无果的情势之下，还是老朋友章士钊挺身而出，主动出任陈氏的辩护律师，力争为其“无罪”或“减罪”做辩护。

    迭经半年羁押与侦讯，时至1933年4月14日晨，陈独秀案终于在南京地方法院公开审判。据次日北平《世界日报》报道，公审首日陈独秀镇定自若，从容不迫，虽病体孱弱，可思维清晰、精神饱满。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于4月16日、20日，又分别两次开庭公审，相关报道，连篇累牍，每天都见诸于南北各地各大报刊之上。经过三次公审与辩论，时至4月20日的最后一次公审，法庭认为此案审理当到此告一段落，并决定将于4月26日宣判。

    当天，陈氏当庭陈述称，“本人无罪”；继而“律师章士钊即起立辩论”，“谓陈主张共产主义，与中山民生主义第一讲相符合，无危害民国成分，请注意”。随后，章氏继续慷慨陈词，从“言论及行为方面说明陈并未叛国”，“并谓陈对于三民主义亦非积不相容”，“请求庭上宣告陈无罪”。当时在章氏近一个小时的辩护致辞之后，当庭另有彭、吴两位律师，还为陈氏做了补充辩护，均一致坚称其无罪。

    不过，陈独秀最后仍以“危害民国罪”成立，被判处入狱，竟服十三年徒刑。陈氏不服判决复又上诉，于同年7月20日，刑期减为八年徒刑，并于1934年8月移监，开始正式服刑。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全民族统一抗日战线形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同年8月21日，陈氏刑期再度缩减为五年徒刑，且因服刑时间已满，遂释放出狱。1938年6月底，陈氏从汉口乘船溯江而上，于8月抵达重庆江津居住，开始了隐居治学的晚年生涯，直至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溘然长逝于此。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的南京狱中生活，除了研读学术之外，亦有总结生涯、编撰自传之举。在即将刑满出狱前夕，时为1937年7月16日至20日，陈氏仅用五天时间，即写成《实庵自传》的前两章，计近7000字。同年11月至12月间，业已出狱的陈氏，其自传也已发表连载于《宇宙风》杂志（散文十日刊第51、52、53期）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