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梭，又到了细雨纷飞的清明时节，又到了一年一度祭祀亲人的日子，我们将心中点点滴滴的思念随着淅淅沥沥的雨丝化作简简单单的文字，以此纪念已经离我们远去的父亲与母亲！

父亲王福堂摄于1955年授军衔时的照片

    敬爱的父亲王福堂（1911～1995.10.20），出生于河南省陕县城关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因为父母双亡，九岁就替陕县城内冯家羊肉馆放羊，十二岁又到杨家菜园当帮工。 一九二七年六月，冯玉祥将军（1882～1948）统帅的西北军出潼关参加北伐，因兵员严重不足而沿途征兵，十七岁的父亲被地主以一百银元卖到西北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韩复渠）顶替其子从军，从此开始了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九死一生的军旅生涯。 一九三Ｏ年十月，在冯、阎、蒋“中原大战”（1930.5～10）中遭遇惨败的西北军被迫改旗易帜，我父亲所在的西北军被蒋介石（1887～1975）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父亲在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松琨）第二团警卫排当兵，并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开拔至江西宁都剿共。

冯玉祥 蒋介石 阎锡山

中原大战用铁路运输兵马枪炮

中原大战

    一九三一年九月，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陆续撤走，置二十六路军于根据地军民的包围之中。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二十六路军官兵纷纷递交请愿书要求北上抗日，不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反而训令二十六路军：“不准离开宁都，更不能北上抗日，你们死也要死在宁都。”因而引起了广大官兵的强烈不满。不久孙连仲（1893～1990）离赣治病，以二十五师师长李松琨（1894～1966）代行总指挥职。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1893～1990）

    此时，中共中央指定隐蔽在第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旅部的共产党员刘振亚（1911～1934）为该军党的特支书记，与袁汉澄（1908～2005）、王铭五（1908～1933）等人在二十六路军秘密开展活动。十月，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1897～1933）被中共中央批准为共产党员，于是开始积极筹划起义。十二月初，行动计划暴露，蒋介石下令逮捕隐蔽在二十六路军的共产党员，在此情况下，刘振亚与赵博生秘密联系红军，并争取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1895～1937）、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1901～1937）、第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1904～1934）共同参加起义。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赵博生、董振堂和季振同率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馀人携带两万多件武器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此前，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保证起义顺利进行，派王稼祥（1906～1974）、刘伯坚（1895～1935）、左权（1905～1942）等到宁都城东南固村就近联络指导，并令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进至宁都、广昌之间会同地区箝制国民革命军第六路军。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

李学文《雄狮铁军——宁都起义将士录》

《雄狮铁军》中父亲王福堂的回忆（1）

《雄狮铁军》中父亲王福堂的回忆（2）

    “宁都起义”是在敌强我弱严峻形势下的一次伟大壮举，也是国民党军队中首支起义部队，使得中央红军由三万馀人猛增到五万多人，壮大了革命力量，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对此有着高度的评价：“宁都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中一个最伟大的士兵暴动”，“是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荣的一页”　！ 红军长征胜利后，毛泽东主席曾于一九三八年在陕北延安与“宁都起义”的部分将士合影并题词赞扬道：“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在延安与“宁都起义”部分同志合影并题词

    我的父亲从此彻底摆脱了旧军队的桎梏，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萧劲光、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红十三军（军长黄中岳、政委何长工）四十四团的一名红军班长，获得了新生的父亲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不断的磨练、不断的成长，并于次年二月参加了共青团，四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红五军团政委萧劲光（1903.1.4～1989.3.29）

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1895～1935）

红十三军政委何长工（1900～1987）

    一九三二年二月，父亲所在的红五军团配合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滕代远）攻打赣州，并击溃了陈诚（1898～1965）、罗卓英（1896～1961）的两个军，父亲在战斗中担任突击排突击班长。 四月，红五军团又奉命东进福建，参加了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指挥的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最后一仗——漳州战役，并配合红一军团攻克漳州城，消灭张贞（1884～1963）的一个旅，并第一次缴获敌人的一架飞机。

攻打漳州后缴获的敌人武器

    七月，红五军团又转战广东南雄、水口圩地区，参加了朱德（1886～1976）总司令亲自指挥的南雄战役，配合红三军团消灭广东军阀陈济棠（1890～1954）十五个团。

中央苏区红军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红十三军划归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政治部主任罗荣恒、参谋长左权）建制，我父亲担任红一军团供给部管理科科员。

第四次反“围剿”示意图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1907～1971）

红一军团政委罗荣桓（1902～1963）

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1905～1942）

    第五次反围剿（1933.9～1934.10）失败后，为保存革命武装力量，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进行了战略大转移。

第五次反“围剿”示意图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以后，父亲所在的红一军团依依不舍的告别了根据地的民众，从江西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陆续出发，跨过了清澈的于都河，踏上了漫漫征程。 红军连续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江西安远和信丰之间突破了粤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十一月二日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突破了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十一月六日在湖南良田、宜章突破了敌人第三道封锁线。 十一月三十日，红一军团在广西全州、湘江西岸狙击湘军刘建绪（1890～1978）部四个师的兵力，经过激战于十二月一日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是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后最为惨烈的一仗，也是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仗，中央红军从最初的八万六千多人剧减到不足四万人。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一军团在贵州省瓮安县回龙场强渡乌江，一举攻占了遵义城。并继续攻打娄山关、桐梓、土城，扩大占领区，以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先后消灭了王家烈（1893～1966）、周浑元（1895～1938）、吴奇伟（1891～1953）等部十八个团的兵力。

魏传义《强渡乌江》油画（1957）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主席的英明指挥下，红军连续进行了令敌人眼花缭乱的四渡赤水战斗，将追敌甩在身后，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胜利。 多年后，父亲的战友钟群叔叔（1917～1989）曾经对我们这些晚辈由衷地赞道：“毛主席指挥的四渡赤水就是伟大，把敌人耍得团团转，还没等敌人明白过来，我们已经跳出了包围圈！肖华歌词里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真是千真万确啊！” 一九六Ｏ年，当英国著名二战将领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元帅（1887～1976）访问中国并盛赞毛泽东主席所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堪与世界军事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时，毛泽东主席却说：“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遵义会议旧址

沈尧伊《遵义会议》油画（1988～1993）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将几十万敌人抛在身后的红军巧渡金沙江，并且顺利通过了彝族区。

金沙江——曲爱国、张充田《长征记》

红军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要图（1935年4月8日～5月9日）——曲爱国、张充田《长征记》

    五月二十五日，以红一军团（师长李聚奎、政委赖传珠）红一师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一营（营长孙继先）二连连长熊尚林（1913～1942）为首的十七勇士突击队，在四川省西南部石棉县安顺场取得了强渡天险大渡河的胜利。 由于交通工具的匮乏，仅凭几条小木船运输几万红军渡过湍急的大渡河需要月馀的时间，而国民党军各路追兵不几日将赶到安顺场。值此生死攸关之际，中共中央将战略眼光投向了远在三百二十里外的泸定桥，于是红四团团长王开湘（1908～1935）与政委杨成武（1914～2004）临危受命，即刻率领全团官兵向泸定桥进军。

贵州安顺场红军渡——曲爱国、张充田《长征记》

沈尧伊《地球上的红飘带》（1988～1993）

一九三六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强渡大渡河官兵合影。

    也就在大渡河战斗结束当日，我父亲奉命与红一军团司令部管理科科长翁徐文（1901～1981）到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红四团随部队行动。 五月二十七日拂晓，父亲跟随红四团沿大渡河右岸北上泸定桥，先后在叶坪、菩萨岗、猛虎岗、挖角坝等地与敌人遭遇四次，打了三次胜仗。尤其是菩萨岗战斗最为激烈，红军战士打败了国民党二十四军的一个营。 五月二十八日夜，指战员们在滂沱大雨中沿着崎岖山路奔袭一百二十公里，终于二十九日清晨六时赶到了泸定桥。 经过短暂的修整与充分的准备，总攻在十四时开始，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指挥作战，全团的号手们齐刷刷地吹响了冲锋号。 在嘹亮号声的激励下，在战友们猛烈弹火的支援下，以二连连长廖大珠为突击队长的二十二位勇士冒着敌人密集的枪林弹雨，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匍匐在铁索桥上向对岸英勇突击，三连的战友们紧随其后在铁索桥上铺设木板。十七时，勇敢的红军指战员终于攻占了泸定桥。 此役以极小的伤亡夺得了“飞夺泸定桥”的胜利，此役为红军大部队顺利北上打开了一条生命通道，此役使得红军避免了重蹈太平天国将领翼王石达开（1831～1863）的覆辙，此役也让蒋介石围追堵截红军的诡计再一次遭受重创。 硝烟散去，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1892～1986）在桥板上重重地连跺三脚后感慨万千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史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曲爱国、张丛田《长征记》），以至于多少年后，当杨成武老将军回忆此役时，一边落泪一边哽咽道：“我的战士苦啊！急行军跑到脚上的皮肉都跑掉了，都露出了骨头！”半个世纪以后，美国资深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1909～1999）曾经这样评价“飞夺泸定桥”的壮举：“能够亲临人类历史上如此重要的地方是激动人心的。在五十年前克服种种艰难夺取这座桥梁的伟大红军面前，每个人都会肃然起敬。” 父亲在世时，我曾经问过他老人家：“听人说您也是飞夺泸定桥的二十二勇士之一，是真的吗？”父亲郑重的对我说：“我不是的，但是二十二勇士是我们连的。”虽然我稍稍有点失望，但是随即油然而生的是对父亲的崇敬之情，并且为我父亲与他的战友们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史上的奇观而感到了由衷地自豪！

红四团团长王开湘（1908～1935），应为黄开湘。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1914～2004）

泸定老桥

刘国枢《飞夺泸定桥》油画（1957）

上海大学美院创作组《飞夺泸定桥》油画

    六月至七月，父亲和战友们在饥寒交迫中艰难翻越了四川境内的夹金山、梦笔山、亚克夏雪山、仓德山和打古山等五座雪山。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四川西北部的懋功地区，终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艾中信《红军过雪山》油画（1957）

孙立新《走过岷山》油画

红军关于两大主力会师的报道——曲爱国、张充田《长征记》

懋功会师会议旧址——曲爱国、张充田《长征记》

    八月，经毛儿盖会议后，红军分兵两路，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穿越茫茫的松潘草地，夺取腊子口，消灭甘肃军阀鲁大昌（1889～1962）一个师。 在陇南宕昌县西北部的哈达铺休整几日后，部队又继续前进，翻越六盘山，最终于十月月中旬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红二十五军徐海东（1900～1970）和陕北红军刘志丹（1903～1936）会师，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在毛儿盖修建的关卡——曲爱国、张充田《长征记》

张文源《红军过草地》油画（1976）

刘仑《红军过草地》国画

郑凯《红军过草地》油画

林岗、庞壔《峥嵘岁月》油画（1979）

《战士报》报道夺取腊子口的消息——曲爱国、张充田《长征记》

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碑——曲爱国、张充田《长征记》

    自离别江西苏区后，父亲与战友们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和指挥下，历时一年，转战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份。一路跋山涉水，一路风餐露宿，一路攻城陷阵，一路浴血奋战。到达陕北时，红一方面军人数从八万六千多人剧减至七千多人，我的父亲亲眼目睹了无数战友抛头颅、洒热血，牺牲在自己身旁！我的父亲亲眼目睹了无数战友因为饥寒交迫、缺医少药而倒在了长征路上！

红军长征路线图

图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自右至左）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合影—新华社

四川省松潘县川主寺镇元宝山上的红军长征纪念碑（1989）

长征纪念馆——曲爱国、张充田《长征记》

    一九三六年春，为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红军东渡黄河攻打阎锡山（1883～1963），因蒋介石调动七个师前来增援，红军又撤回陕北，此时父亲已担任红一军团供给部管理主任一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与共产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父亲所在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父亲时任后勤部（应为供给部）辎重营副营长。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一五师由陕西东渡黄河，迎击进犯山西的日本侵略者。九月二十五日，于繁峙县横涧乡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歼敌二千馀人，平型关大捷震惊中外，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平型关旧照

任梦璋、杨为铭《平型关大捷》（1959）

    一九三九年三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分为两部，一部由副师长聂荣臻（1899～1992）带领到五台山建立晋察冀根据地，一部由代师长陈光（1905～1954）和政委罗荣桓（1902～1963）带领进入山东鲁西、泰西地区，连续重创敌人。在经历了陆房突围战（1939.5.11）、梁山歼灭战（1939.8.2）等战役后，于一九三九年九月进入鲁南抱犊岗山区，开创了鲁南抗日根据地，有力威慑了津浦铁路中段的日本军队。抗战结束时，一一五师已从当初的不足一旅兵马发展到十万人众，可谓杀敌无数、战功赫赫。一九三九年父亲担任鲁南军区司令部参谋。 一九四Ｏ年春，父亲经由组织派遣至运河支队工作，临行前，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邝任农（1910～2003）交代我父亲：“你去的任务是改造部队，教育指战员，组织发动群众，巩固抗日根据地。” 我的父亲不孚众望，在支队部担任参谋时，与支队长孙伯龙（1903～1942）、副支队长邵剑秋（1910～1983）、参谋长胡大勋（1899～1964）以及时任峄县县长朱道南（1902～1985）一起开始艰苦卓绝的抗日活动。由于敌强我弱，部队白天化整为零四处隐蔽，晚上则集中队伍对群众进行宣传、发动。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扭转了被动局面，创建了大大小小各级根据地，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 一九四Ｏ下半年开始，父亲历任运河支队一大队政委、二大队副大队长、费南大队长。 隶属一一五师的运河支队是一支活跃在苏鲁边界、运河两岸的八路军抗日队伍，与赫赫有名的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互相配合，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在抗日战争中屡建奇功，被罗荣桓政委誉为“敢在鬼子头上跳舞”的部队，陈毅亦赞道“运河支队可以写成一部大书”！ 父亲曾经在《记大郭泉战斗》一文中记录了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间发生在山东临朐寺头镇郭家庄的一场战斗，文中提到在战斗中，“敌人向我们进行了九次反扑，每次反扑都被我们打得像去了头的苍蝇乱跑乱窜”，然后“敌人恼羞成怒，竟惨无人道的向我们施放毒气”，但是敌人的战争罪行反而激起了官兵们的顽强斗志，继续与敌人拼死战斗，最后日本鬼子只得丢下遍地尸体和枪支弹药灰溜溜的跑了！

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1905～1954）

八路军鲁南军区第三分区政委邝任农（1910～2003）

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第一支队长孙伯龙（1903～1942）

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第一支队副支队长邵剑秋（1910～1991）

八路军一一五师运河支队第一支队参谋长胡大勋（1899～1964）

鲁南黄邱套抗日根据地运河支队指挥部旧址

徐州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闫峰摄

    一九四一年九月，父亲调回鲁南军区司令部作战股当参谋，同年十二月担任费南大队副大队长。 二0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中央电视台十套“科技频道”《探索•发现》节目连续播放了三集纪录片《运河支队》，在其中的第二集《英雄碧血化长虹》中详细介绍了我父亲曾经参与的一场发生在山东台儿庄库山脚下的毛楼战斗：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拂晓，运河支队三十馀人在黄邱套外围的毛楼村遭到数倍于己的日本军队偷袭，已调任鲁南军区副司令员的孙伯龙在指挥部队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值此危急时刻，支队秘书梁巾侠毅然担负起指挥任务，面对敌人的数次进攻与施放毒气弹，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战斗至傍晚时分，我父亲带领着第五中队及时赶到毛楼村，从敌人背后给予痛击，打得日本鬼子措手不及，只得狼狈逃窜，及时解救了被困的抗日战士。

纪录片《运河支队》中我父亲的照片

一九四二年日本侵略者对黄邱套抗日根据地的围攻

在毛楼战斗中接替牺牲的孙伯龙指挥作战的女指挥员梁巾侠（1916～2000）

台儿庄涧头镇毛楼村

台儿庄涧头镇毛楼村

日本侵略者的丑恶嘴脸

    一九四二年四月，我父亲入山东抗大五分校学习，毕业后于一九四四年任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十七团团长。 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父亲所在部队奉命在郭里集伏击土顽王洪九（1906～1979），并活捉其副司令王辅宜等大批官兵，王洪九只身逃往泰安、济南，此战大显了八路军的威风。

    解放战争时期，我父亲担任华野鲁中南纵队一Ｏ三师（师长于怀安）三Ｏ七团团长。 在淮海战役中，父亲于一九四八年十月七日指挥该团攻打山东郯城，打垮守敌一个团，提前三小时全歼敌方。 在渡江战役中，父亲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日奉命攻打江苏江浦，率部“从城北担任主攻任务”，经过一夜激战攻克了江浦县城，使得国民党首都南京门户大开。

父亲王福堂所在的第三十五军占领了南京总统府

    建国后，我父亲历任浙江军区金华军分区参谋长（1949.5）、第三十五军一Ｏ三师副师长兼第三（衢州）军分区副司令员（1950.10）、浙江军区衢州军分区司令员（1951.8）、浙江军区建德军分区司令员（1955.2）、浙江军区温州军分区司令员（1959.1）。一九六Ｏ年，父亲入南京高级军事学院学习。 在衢州军分区任上，积极开展剿匪工作，“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全区歼匪近六千名，公审和处理了一批民愤极大、血债累累的罪魁祸首，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基本肃清了境内武装匪特”。至一九五一年底统计，“全年歼灭土匪四百二十二名，全区共歼灭匪徒六百多人，基本消灭了境内公开的武装匪特，潜伏的武装匪特组织也基本被破获”。自此剿匪斗争胜利结束。

一九五0年6月衢州剿匪委员会训令—钟睿《衢州剿匪往事：翻山越岭追穷寇》，《衢州日报》（2019年6月24）。

剿匪分队正在搜索残匪—钟睿《衢州剿匪往事：翻山越岭追穷寇》，《衢州日报》（2019年6月24）。

公判土匪恶霸现场—钟睿《衢州剿匪往事：翻山越岭追穷寇》，《衢州日报》（2019年6月24）

一九五一年，父亲在浙江三军分区任上。

父亲王福堂在解放初期的照片

    在温州军分区任上，积极参与东海前线国防建设中，狠抓基础民兵训练，培养了闻名全国的洞头海岛女民兵和女连长汪月霞。

领头者为汪月霞

    党和国家也给予了我父亲很高的荣誉和待遇，一九五五年授予大校军衔，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九八八年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父亲王福堂所获取的勋章

    文化大革命前，父亲王福堂司令员（前排右3）在分区大院与拿到省军区冠军的分区篮球队队员们合影

父亲王福堂与战友们的工作照

父亲王福堂与战友们的工作照

    一九六九年，我父亲被迫离职休养，举家迁至嘉兴干休所居住。一九七三年，父亲出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继续为党和国家，为人民和军队奉献自己的余生！一九八八年离职休养后，在风景如画的杭州安度晚年直至去世。

一九七四年时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王福堂接待瑞典陆军司令一行

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我的父亲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定的人。 无论是战争年代的腥风血雨还是历次极左极右政治运动的洗礼，都没有摧毁过父亲的革命信念。记得父亲曾经说过长征时因受到极左路线的不公对待而被贬为担架员，父亲并未因此而对革命产生动摇，仍然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战胜了饥饿、寒冷与体力透支，最终到达了陕北，要知道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提到红军长征时牺牲最多的便是担架员和炊事员！

七十年代初，父亲王福堂与儿子王国庆在嘉兴南湖红船前留影。

    我的父亲是一位无私的人。 从不利用自己的职权或者战友的关系为家人谋取任何私利。我大姐王素梅从部队复员后一直在外地的电信部门当接线员直至退休，我妹妹王熠也是按照统招统分到街道卫生院从事医务工作。因为父亲多年来担任师级与军级职务，可以享受专车待遇 ，但是父亲从来不会因为儿女回来探亲或者搬家或者亲戚来访而动用公车，这已经是家中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了。印象深刻的是当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之后，我所在的第十二医院奉命奔赴中越边境参战，父亲义无反顾地支持我，并在临行前短暂的通话中谆谆告诫我：“当兵就是要准备打仗，不要怕牺牲，你是军人，也是红军的后代，我等待你凯旋！”老骥伏枥的父亲以其掷地有声的话语激励着我踏上征途！

父亲王福堂与四女王素行、苏晓峰在杭州住所合影

    我的父亲是一位生活俭朴的人。 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非常痛恨铺张浪费。家中儿女结婚从不请客吃饭，也不讲究排场，只是双方家人聚在一起吃顿饭便算是举行过仪式了。当父亲看到家中有的子女吃馒头时嫌发硬的表皮不利于咀嚼而将其撕掉，就会进行严肃的批评。家里包饺子从来只包一种馅的，当有的家人提出想吃肉馅时，父亲就会以自己在长征路上吃野菜、树皮和草根的经历来教育家人不要忘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父亲王福堂和母亲王加会与我二姐王素华携大姐王素梅长女在杭州住所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