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的这个故事，题目是“代号为昆台的故事”，这里讲的“代号”，无疑是表示不能公开的，是秘密的，而这“昆台”，指的就是电台，这个电台的名字就是“昆台”，也就是说，这个故事讲的是中共的一个秘密机关—-秘密电台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上海市塘沽路62号。这塘沽路62号当时对外挂的是个企业的牌子，名字是“胜利汽车行”。我就是出生在这里，也是在这里长大的，自然对这里就有一分特殊的感情。

    可以肯定，大家都看过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会被电影里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破坏我党的秘密电台，逮捕、酷刑乃至最后杀害我党的优秀党员李白烈士而感到愤慨，也会被李白烈士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所感动。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代号为“昆台”的故事中的中共秘密机关--地下电台，却没有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所破获破坏，它从1946年开始筹备、建立、运营，一直到1949年上海的解放，始终安全地保持着上海与延安、上海与西柏坡乃至与北京的通讯联系。在中央军委华东情报局负责人吴克坚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在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出于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对信仰的执着追求，用机智和勇敢，顽强而果断地粉碎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白色恐怖，安全而出色的，胜利的完成了上级布置给这个秘密机关，地下电台的各项工作任务，直到新中国的诞生。实现了我父亲为汽车行取的名字“胜利汽车行”的寓意---“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崇高愿望。 因为电台建在我家，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父亲是如何参加革命工作的。我的父亲叶人龙，出身贫寒，在他出生仅7个月的时候，我的爷爷就去世了，靠我奶奶帮人缝补浆洗维持生活。1925年我父亲14岁时，经人介绍进入了浦东祥生铁厂当学徒工，在这里他遇到了到浦东组建工会工作的我党早期的共产党人贺昌同志，在贺昌同志的启发、教育和指引下，我父亲先加入了CY（就是今天的共青团，当时浦东地区共青团的书记是李强同志，他也是中共第一代无线电台的创始人，解放后曾担任过外贸部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38年我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个“代号为’昆台’的故事”，按时间顺序分成几个段落讲述，每个段落都列有小标题。

    1）对外挂牌为“胜利汽车行”，对内为中共秘密机关的地下电台---代号为“昆台”的建立

    1946年的秋天，我父母亲当时还住在上海市梧州路83号。这天，家中迎来了中央军委华东情报局的负责人吴克坚同志，寒暄过后，吴克坚同志就和我父亲谈起，自国共两党在重庆签署“双十协定”后不久，蒋介石就公开撕毁了协议，开始了对我共产党、对我党的根据地进行的清剿，为此中央明确要求，必须粉碎国民党的围剿，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要加强我党的情报工作，中央要求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直接与延安，我党的根据地进行通讯联系。经过研究，决定在你家建立一个秘密电台，主要是要利用你擅长汽车修理和汽车驾驶这个特长作为掩护，来确保秘密电台的安全。我父亲当即接受了这个任务。吴克坚同志接着又对我父亲说，这项工作不像你以前搞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这是一项极其机密，却又十分危险的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在刀尖上行走，随时都有可能要掉脑袋，牺牲生命的，你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父亲表示，革命总会有牺牲，这我有思想准备。可吴克坚同志却接着说，如今我们是既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又要确保革命者的生命安全，这是我们党对地下工作的基本要求。

    在研究具体的建台地址时，吴克坚同志认为，我家当时居住的梧州路一带，居民太多，太嘈杂，不适合建立党的秘密机关---地下电台，要求我父亲另外找一个既安全又僻静的地方。

    经我父亲打听，在重庆南路金陵路附近，有一家糖果店要出让，就和吴克坚同志一齐去看了，觉得这个地方更喧闹、也更嘈杂，不满意，就放弃了。后来我父亲又在周家嘴路附近找到一个门面房，看了以后觉得交通不方便也放弃了。就这么经过三番五次的挑选，最后才确定塘沽路62号。这是一栋双开间，两层楼的门面房，站在塘沽路62号的门口，往东大概几百公尺就是东大名路，往西过去大约也只有几百公尺就是东长治路。这段路上只有几家小五金店，平时人流稀少，比较清静。走出62号的后门，就是九龙路和九龙路河，就是今天的“虹口港”。这里可以说是眼可观四路，耳可听八方，遇紧急情况，也便于撤退。但是，该门面房也有不足之处，就是沿塘沽路往西，穿过东长治路到吴淞路，在塘沽路和吴凇路的交叉口有一个巡捕房，大家知道巡捕房就是抓人的机构，这对秘密电台的安全是有威胁的，毕竟相距太近。可吴克坚同志却认为，这个老虎鼻子底下建立的秘密电台，敌人是想不到的，这是个“出奇制胜”的妙招。由此就定下了这栋房子。这栋房子当时的东家是马海洋行，他们要价是八十几两黄金，我父亲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还不够，就向自己的亲朋好友筹款借钱。这里讲一段小故事，我父亲有一位好友叫徐大妹，她的爱人叫陈之一（陈之一解放后曾担任国务院参事），他们夫妇俩和我父亲是在大革命时期一起搞工人运动的，也一起参加过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比较熟悉，也比较可靠。我父亲还知道，陈之一与工商界人士胡厥文等有交往，他经营企业也比较得法，手头比较宽裕，因此去找他们，说要筹款开个汽车行。他们俩二话没说，就拿出一根金条给我父亲，并且很爽快地对我父亲说：“老朋友了，这你先拿去用，什么时候资金周转不过来，尽管来找我。”其实徐大妹夫妇是聪明人，他们心里肯定明白的，我父亲开汽车行的真实目的，只是大家心照不宣罢了，这就是当时地下工作的规矩，不该问的就不去问了。解放后我父亲才知道，吴克坚最早有把电台建在徐大妹家的想法，因为徐大妹家经济条件比较好，住在燕山别墅。但是她的家存在难以克服的危险，她家与张国焘的家相毗邻，而张国焘当时已经背叛了革命，他对共产党，对党的地下工作是十分熟悉的，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风险太大了，所以就放弃了这个选项，改选了我父母这里。经过这么一番运作，房子解决了，资金也到位了，我父亲就去公部局办理了相关的开店手续，还以我母亲的名义，到邮政局租用了信箱，并取了店名叫“胜利汽车行”，寓意“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

    这里我父亲正紧锣密鼓的办证、装修、购置设备、招募员工。还根据吴克坚同志的要求，要把我们全家都搬入汽车行居住，因为电台的工作人员来了以后，也必须住在汽车行，与我们同吃同住，俨然是一大家子，就像是“夫妻老婆店”，这样可以更好地掩护秘密电台。那天我父亲正做着各项准备工作，吴克坚带着个矮矮胖胖的年轻人来到了梧州路我们的家里，他给我父亲简单的介绍说：“这位是马辛田同志，是周公馆的人，今后就住在你的家里了。”我父亲是在解放后才知道，马辛田的真实名字叫康伯钧，原来是延安派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就是南京梅园新村做机要工作的，建国后曾经担任二机部党校副校长。吴克坚笑着对我父亲说：“一切工作组织上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尽管做生意，赚钞票。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安全，要时刻注意周围的一切情况，做到万无一失，安全第一！”由此，马辛田就住进了我们梧州路的家里，和我们一起生活，一桌吃饭了。马辛田不会讲上海话，也没有携带证明身份的文书、证件，当时国民党的稽查大队，时常会带着保甲长来查户口。为了安全起见，我父亲就以马辛田是我家远方亲戚的名义，经过上下打点，将马辛田的户口报进了我家。就这样，当“胜利汽车行”正式开张时，马辛田就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上海人”了。

    1947年春，以“胜利汽车行”的名字挂牌的车行在鞭炮声中开始了对外的营业。而以“昆台”作为台号的秘密电台，也开始了上海与延安的直接的通讯联系（其实，后来才知道，马兴田刚来住在梧州路我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与延安进行了通讯联系，只是当时他的联系方式，主要是收报和译码）。

    在胜利汽车行，我父亲以老板的身份，管理着汽车修理运输的业务；马辛田以账房先生的身份出现在汽车行；我母亲以老板娘的身份，打理着汽车行的后勤事务，以及带小孩、料理家务。日子看似过的平静，实际还是有些波澜的。我父母亲既要做好汽车的修理和运输的业务，又要绷紧安全这根玄，时刻关注周围的各种动向，既要做好左邻右舍的和谐关系，又要时刻关注保甲长的动向，及时消除可能会被引起怀疑或者不安全的苗头。比如，有邻居和常来修车的客人，包括驻地的保甲长，他们感到很奇怪，说这个账房马先生，人倒是蛮和气，斯斯文文，可是一句上海话也不会说，满口讲的是河南话，你跟他说上海话，他好像也懒得回答，有时还答非所问，给人感觉怪怪的。叶老板倒是个老宁波，做生意还是可以的。但这个马先生讲的却是河南话，怎么回事啊？我父母亲听见这种议论，就会接过话题，给他们解释，说这个马先生是我家的远房表亲，人家是拿了钱来入股的，当然得给人家安排个工作了，以此来打消他们的疑惑。

    时常也会有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的特务、宪兵，或带着保甲长闯到汽车行来，东张张、西望望，问这问那，查查账，看看库房，我父亲都会从容地应对，我母亲也会巧妙地配合，机智周旋，把话题引向汽车的修理技术，货物的运输业务。这些特务看看汽车行的业务还正常，税票也清爽，就没有太多的纠缠。

    1948年春，组织上决定，要调马辛田同志到华北解放区去。就在马辛田要动身的前几天，吴克坚同志悄然来到汽车行。我父亲一见到他，就装作谈生意的样子，把他迎到了办公室。吴克坚给我父亲作了工作的布置后，在他离开汽车行时，用十分坚定而沉着地语气叮嘱我父亲：“必须要周密安排，确保马辛田同志绝对安全地离开上海。”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父亲一直在思考，如何安全地护送马辛田离开上海。因为当时由上海去华北解放区，通常是走海路，坐海船到香港，然后由香港去华北再转解放区。当然国民党特务也知道这条线路，因此他们在码头上布置了大量的宪兵特务，对往来的旅客盘问搜查，开箱验包，检查的十分仔细，那时候，白色恐怖是相当的严酷。而马辛田毕竟是河南人，上海话也不会讲，有些上海话甚至还听不懂，万一在码头上遇到盘问，有个闪失，后果就不堪设想。为了确保马辛田的安全离开，我父亲装作“接客”的样子，多次到公和祥轮船码头踩点（就是今天的北外滩国际客运中心码头），仔细观察敌特盘问搜查的情形，希望从中找出一些规律和破绽。结果我父亲确实发现，这些特务们大多是势利眼，见到开着轿车来的，尤其是坐着高档轿车，穿着华丽服饰的，一般不去留意，即便去关注，也只是低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由此，我父亲就有了对策。马辛田动身的那天，我们全家出动，我父亲和马辛田西装革履，皮鞋擦得锃光瓦亮，我母亲也穿着时尚，佩金戴银，抱着不满周岁的我的哥哥，坐在轿车的副驾驶座上，马辛田坐在轿车的后座，汽车直接开进了公和祥码头，稳稳地停靠在码头上的轮船旁（当时轿车是可以直接开进码头，停靠在轮船边上的）。我父亲下车，去为马辛田办理船票，落实舱位，确定床铺，再帮马辛田提上行李，送他上了轮船，把一切都安顿好，才握手告别。在码头上，我父亲和母亲抱着我哥哥，站在码头的轮船边上，注视着轮船，直到轮船鸣笛、起锚、缓缓地离开了码头，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然后才驱车离开了轮船码头。

    2）人员工作调动，电台的通讯联络继续

    马辛田同志调走以后，组织上又调来了杜少帆和林影夫妇来接替马辛田的工作。杜少帆的真实名字叫邓国钧。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中央选调了一些优秀的电台工作人员去重庆，杜少帆和林影夫妇就是当时调去重庆的。1946年春，他俩又由重庆被调往上海负责上海的无线电通讯工作。当年杜少帆来我家的时候，他公开的职业身份是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合作社的雇员，作为银行的职员，他白天上班，晚上回家；而妇人林影作为杜少帆的爱人，就在家料理家务，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是“全职太太”，很少出门，也很少与汽车行的伙计打交道。汽车行的伙计们还是以为他们是我父亲的“亲戚”，倒也相安无事。但是，杜少帆夫妇这次的工作，却比马辛田的工作风险要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马辛田当时的工作仅仅是收报译码，只要收到电报，译好就可以了，只是在电报的转交时会有些风险。而这次杜少帆夫妇却是除了收报译码，还要发报。那时候的通讯技术是比较落后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原始的。发报机发出的电报，家里的收音机，只要调到和你的发报机同一频率，并且你正在发报，他就能收到你发的电报，这就是发报工作的一大危险性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宪兵队，还配备有专门监听发报机的测向仪，就是当你在发报时，他慢慢调节它的收报频率，当调到和你发报的频率一致时，就能收到你发的电报了，同时还能知道你这台发报机的大致方位，如果顺着这个方位逐渐逼近你，那就能够把你逮捕。他们把测向仪安装在汽车上，开着汽车到处游弋，沿街巡查、监听，检测发报机及其所在方位。我父母亲为了电台的安全，在杜少帆他们发报时，就在周围的马路上装作散步的样子进行巡逻，仔细监听往来的汽车。因为电波传输的速度极快，装有测向仪的汽车只能慢慢地开，边开边调试，使测向仪和电波源的方向保持一致，如果汽车突然一个转弯，或者一个颠簸，无线电波传输的方向和汽车行驶的方向错位，再要捕捉到电波，就比较困难。我父母亲在马路上，一旦发现动静，也就是听到或看到开的很慢或开开停停的汽车时，他们就会警惕起来，立刻给杜少帆、林影发暗号，按门铃，或两声或三声，让他们赶紧“坚壁清野”，就是停止发报，藏好收发报机。这就是发报工作的又一极大的风险。另外，上海和延安相隔千里之遥，发报机需要很强的电场，才能把电波传输到延安，不然电波一路衰减，传到延安，太微弱的话，延安就可能收不到了。而这样的强电场，会对发报机周围的电线产生感应电流，若电线上接有小灯泡，就会随着发报的节奏，发出忽闪忽闪的微弱的红光，像鬼火一样，惊扰入睡的不深的老年人。也确有邻居对此感到奇怪，我母亲就借着到邻居家串门，跟他们说肯定是有人偷电，我家也有这种现象，只是他们偷的电肯定是从别的地方接过来的，所以灯光很暗，只要不是偷我们的电，就不去管它。所幸邻居关系都不错，周围都是些婆婆妈妈们，认为我母亲这个老板娘有文化，平时也蛮大方，说话不会错，相信了我母亲，也就没有过多的疑惑。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上海，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报纸还经常“悬赏”：报告一个中共的秘密电台，奖赏多少多少两黄金。我家边上的东长治路上，常有巡捕房的警车，拉着尖锐刺耳的警笛呼啸而过，因为东长治路往北去就是当时远东地区的第一大监狱——提篮桥监狱，里面就关押着被逮捕的共产党人。这种呼啸而过的尖锐的警笛声，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声音刺破夜空，叫人听了确是心惊肉跳，家里的婴幼儿也常被惊吓啼哭。特务们就是用这种残酷、恐怖的手段，来威胁、吓唬老百姓，警示、警告共产党人。国民党反动派用的就是这种“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残忍的手段来对付共产党人的。

    面对如此险恶的环境，吴克坚同志凭借多年地下工作的经念，制定了多条规矩。比如，不该知道的事情不准去打听，即使是夫妻之间也必须遵守这一规矩，主要是为防止情报的串通，一旦某人出现问题就不至于牵涉到其他人；在工作中，用过的电报、底稿、译码、电文等等，要当场销毁，绝不能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还规定了多条纪律，如不许看电影、不许逛公园；在路上碰到熟人当做不认识，不准打招呼等等。当时莫止是吴克坚和杜少帆、和我父亲之间的联络员，但是彼此都不了解对方的情况。直到解放后，才知道莫止的真实名字叫李德椿，他不仅是吴克坚和杜少帆、我父亲之间的联络员，还是吴克坚情报系统的内勤。可惜莫止在建国后因飞机失事而因公殉职，这是后话。另外，吴克坚也坚持一些原则，比如凡是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必须要有一个公开的职业作为掩护，如我父亲是老板，马兴田是账房先生，杜少帆是银行职员等等。这样既可以对所从事的党的地下工作有个掩护，也可以有些经济收入贴补用于地下工作。莫止和杜少帆，经常是在外面交换情报的。莫止有时会装作商人的样子，出入交易所，和杜少帆像在做买卖，乘机就交换了情报。有时在街上，两人走近时，两手一握，就把电报稿交接了，旁人只感觉他俩是擦肩而过。莫止有时也会来汽车行，他给人的感觉是文绉绉的，像个生意人，戴顶铜盆帽，戴着金丝边的眼镜，一身笔挺的毛料长衫，说一口软糯糯的苏州话，派头蛮大。到汽车行时，讲的都是生意经，“轧头寸”“买黄金”（“轧头寸”是上海话，意思就是资金的调剂、周转），在店堂间和我父亲谈一会儿过后，就由我父亲引到楼上的亭子间，和杜少帆夫妇进行联系了，而我父亲也会自觉地悄然离去，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也不去打听，这就是规矩。

    秘密电台的收发报机也是要定期或不定期的送出去维修保养的，修完后再取回来。这件事通常是由我父亲亲自开车，带上莫止，提上装有需要维修的收发报机的箱子，驱车接送来回。可能有人会认为，开个车子，接送个人，即使装个箱子，路上来回了花3~4个小时，任务就完成了，有什么难的，有什么危险的？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天，我父亲和我母亲，坐在轿车上，莫止坐在轿车后座，带了装收发报机的箱子，车子一路朝上海的西区方向开去，到了宁海路拐弯处就停了下来，这时莫止提着装收发报机的箱子下了车，很快就消失在了林森中路（就是今天的淮海中路）。根据地下工作的规定，我父亲是不知道维修收发报机的具体地址的。直到莫止提着箱子回来，踏上轿车，我父亲才立马发动车子，飞快地一路往回赶，直接回到汽车行，这任务就算完成了。可这天，车子刚刚驶近东长治路闵行路的拐弯处，就看见马路当中，有国民党宪兵队“抄靶子”的拦在路当中。所谓“抄靶子”，就是国民党的宪兵、特务在街边路口设置的关卡，拦截盘查往来的车辆和行人。这时如果汽车被拦住，并被查出车上有收发报机的话，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不就是人赃俱获吗？等待的就是酷刑，就是满门抄斩。这时如要想把车子掉头往回开，肯定不可能，这等于是在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广告，我母亲心里不免一阵紧张，脸都吓白了。还是我父亲老练，他立即放慢车速，思考对策。车子缓缓的往前行驶着，这时我父亲猛然抬头看见不远处有一家“江锦记轮胎店”，这个店和我父亲有生意往来，互相也熟悉。一刹间，我父亲急中生智，紧急刹车，把车停靠在轮胎店门口，二话没说，拎起装收发报机的箱子，招呼一声莫止和我母亲，就大步跨进轮胎店，笑眯眯地和店里的师傅打了个招呼：“车子出了些毛病，借道走个近路。”说着，就匆匆走出轮胎店的后门，拐个弯，转过横弄堂，拎着装收发报机的箱子，绕开了“抄靶子”的街区，安全地回到了汽车行。过后，我父亲去取车子时，听轮胎店的师傅说：“抄靶子”的警察来过了，他们打开车门，看看车上没有人，翻了翻车子，也没见什么值钱的东西，就骂骂咧咧的走了。据我父亲讲，车内的坐垫等等，确实是被翻过了，事后想想还真是有些后怕。莫止也赞叹不已，说我父亲胆大心细，脑子特别活络。

    3）智斗国民党宪兵，迎接上海的解放

    作为掩护中共秘密电台的汽车修理行，也是险象环生。当时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三大战役已经打响，国民党的政权已是岌岌可危，但特务、宪兵们的白色恐怖却更加猖狂，他们经常会突然闯入车行进行巡查，企图发现中共秘密机关、秘密电台，即使是蛛丝马迹，他们也可以邀功请赏。一天，车行门外沿马路，突然停下一辆吉普车，跳下几个满脸横肉的青年人，穿一色的黄卡其衬衫，一看就知道不是经商的。我父亲立刻戒备起来，急忙朝他们走去，还殷勤的跟他们打招呼：“是不是来修车啊？这里价钱便宜！”但这些人并不搭理，直接闯进店里，四处张望，好半天，一个大汉才回过头来问我父亲：“你是老板？”我父亲笑笑说：“这么小的店，算什么老板！”那大汉带着一脸的疑惑怀疑又带着嘲讽的口气说：“这幺二角落的地方开汽车修理行，会有生意勿啦？真是怪了！”（沪语：这么冷僻的地方开汽车修理店，会有生意吗，真是怪了。）我父亲也不慌不忙的说：“我是靠修车手艺吃饭，已经几十年了，也是靠熟人抬举，说我老宁波生活做得好，再远也来找我修车，赚点小钱，养家糊口。”说罢，招呼店里的员工为他们检查、维修、保养汽车，我父亲还一面和他们攀谈汽车修理的生意经。这帮人看看汽车行里，满地的汽车零件、器材，工作台上也是扳手、钳子等等，也没有什么异常。等到完工，要开发票,写抬头了，他们却吞吞吐吐，不说车主的名字，我父亲在想，这帮家伙可能想吃白食。后来我父亲看见他们的放在驾驶台上的行车执照上，写着车主的名字竟然是“陶一山”。“陶一山”是谁啊，他就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大队的大队长，这可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国民党的稽查大队就是专司稽查、搜捕中共地下党的特务机关。至此，我父亲就明白了他们的意图，特务的鼻子已经嗅到汽车行来了。而这个大汉还不死心，他转悠到楼梯口，朝楼上打量，我父亲紧跟在他的身后，说道：“希望您老先生常来照顾生意，活儿是一定做的好的，价钱也是公道的。”这时我母亲在楼上，也关注到了楼下的情况，正考虑如何配合父亲与他们周旋，赶快打发他们走。因为万一他们三不罢四不休的要上楼来，这岂不是麻烦事吗?楼上林影也在，并且也不会讲上海话，若他们东问西问问出些矛盾来如何是好，再说收发报机也在楼上，万一到楼上来，东翻西翻发现了呢，这事情不就闹大啦？她一边想一边快步来到楼梯口，看见地下放着一箱玩具，就趁势一脚踢翻了玩具箱，一箱子的玩具顺着楼梯，稀里哗啦地滚落下去，滚的楼梯楼道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玩具，同时还传出我母亲训斥孩子的骂声。我父亲接口对那大汉说：“内人在楼上带小孩，是不是上去喝口茶？”这大汉看着一楼梯的玩具，听着训斥孩子的骂声，再说也没看出什么名堂，只得讪讪的说：“算了，算了,以后再说！”说罢带着这帮家伙驱车离去了。这番巧妙的周旋，特务们虽然一无所获，可我父亲却清楚的意识到，形势更加严峻了,同时也说明了国民党是在垂死挣扎，上海快要解放了。

    4）工作要求沉默，委屈必须承受，初心永不忘记

    由于地下工作的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分工，我父亲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汽车修理行的老板，所以对于当时社会上高涨的反南京政府，反国民党当局的公开斗争、游行、示威等等的活动是绝对不能去参加的，也不能去议论的。心里还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时刻戒备。对秘密电台的安全掩护工作，不能有丝毫的懈怠的，对于有违安全掩护的工作，也是决不能有丝毫马虎对待的。如路上遇到当年一起搞工人运动的，一齐参加工人武装起义的老同志，以及抗战期间一起搞工人夜校、搞难民收容所、搞抗战物资抢运等的老同志，也装作不认识，因此，这些人就在背后私下议论，说我父亲革命意志薄弱，思想觉悟低下，甚至说我父亲是个“逃兵”，脑子里只想着赚钱，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管。我父亲听了很不是滋味，心里十分郁闷。我父亲也曾经向吴克坚同志诉苦，表示掉脑袋不可怕，但是被误解、受委屈，甚至不能解释、不准说明，确实心里有所不甘，难以承受。吴克坚同志却微笑着说:你的身份就是要让别人产生这样的感觉，不然我们的秘密电台还有安全保障吗？我父母亲就是这样，在残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下，既要冒着生命的危险，默默地为党为革命工作，又要承受不能解释、无法说明的误解和委屈，坚持革命，不忘初心。

    5）上海虽已解放，革命之路仍然漫长

    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了，杜少帆和林影夫妇带着这台历经风雨磨砺的收发报机去了北京。新中国成立后，杜少帆曾经担任四机部外事局局长，林影担任李克农的机要秘书。据说这台收发报机现在已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所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