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那本《吕梁英雄传》，珍藏了几十年，纸张已经发黄发脆。翻开第一页，首先进入我眼帘的是马烽、西戎两位叔叔的签名：“周文同志指正  马烽西戎 四九·七·五·于北平”。1949年5月以前，在晋绥边区、晋察冀、张家口等地出版过各种版本，但都只出版了上册，下册的内容由于马烽、西戎要去参加解放区土改工作，直到1949年1月才完成整套书的修订工作。1949年7月，他们将1949年5月由新华书店首次出版的《吕梁英雄传》（上、下集）整套书在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作为礼物送给了父亲。

（1949年5月马烽西戎赠与周文的《吕梁英雄传》）

    另外家里还珍藏着一本《吕梁英雄传》合订本，上面也有马烽、西戎的题字：“郑育芝同志指正 西戎 马烽 九月十六日”。这是马烽、西戎送给我母亲197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书，二件珍贵的纪念品，母亲和我们子女都非常珍惜。

    《吕梁英雄传》是用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形式编写的，全书有八十回，“第一回 日本鬼兴兵作乱　康家寨全村遭劫”，…“第16回 孟二楞带伤上火线 武工队大战石崖湾”，…“第30回 保护春耕闹爆炸 诱敌上钩踏地雷”，…“第56回 扫荡敌被歼殆尽 康有富发奋立功”，…最后是“第八十回 汉家山解放庆祝胜利　新政府号召民兵参军”，从这几回的目录，大致可以看出故事的发展过程。全书共27万9千字。

    1949年7月，我的父亲周文带领晋绥边区的代表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他作为西北代表团负责人在会议期间作了一个《晋绥文艺工作概况简述》的发言，向全国到北平开会的所有代表汇报晋绥边区文艺工作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文艺活动情况，其中介绍了《吕梁英雄传》，他说：“在文学方面，较完整的长篇通俗小说《吕梁英雄传》，取材范围是规模较大的，全书几乎总结了抗日战争中民兵斗争的全部，得到各方面的注意与广大农村、城市读者的喜欢。”

    《吕梁英雄传》的写作完成，与周文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是在1944年至1946年的事情。

    当时周文在晋绥边区担任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的秘书工作，同时担任中共中共晋绥分局副书记、代书记林枫的秘书，另外还兼管《晋绥日报》和《晋绥大众报》两报社的领导工作。马烽、西戎正是晋绥大众报社的年轻记者、编辑。

    马烽在1987年7月发表在《文艺报》上的回忆文章《回忆周文同志》中说起他对父亲周文最初的印象：“严肃有余，热情不足。甚至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隔几天，他总要到编辑部来看看，了解一些来稿情况，指出一些编辑工作中应注意的事项，讲解一番大众化的重要性及其意义。除了谈工作，几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谈完公事就骑马赶回他的驻地村去了。”在抗日战争后期，马烽和西戎曾在父亲直接指导下，一同工作过一年半时间。工作上接触多了，有过一段亲密的接触。他们才了解到父亲像热水瓶一样，是位外凉而内热的人。

（周文在晋绥）

    晋绥分局所在地兴县北坡村，父亲住在一个农家院子里，一排五孔破旧的石窑洞，最边上一间，是父亲的办公室兼卧室，办公室和卧室之间用一块布幔隔开，窑洞前半部分是办公室，简单而整洁，靠窗台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有他看的报纸、书籍、公文和他写文件的纸张、笔墨。窑洞后半部分是卧室。也是妈妈和我们小孩子的天地。父亲身穿一身灰布旧军装，清瘦的脸上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总是坐在桌前灯下忙碌到深夜。批阅公文，代分局领导起草一些文件，根据领导指示写社论及编辑一本对敌斗争的策反刊物《祖国呼声》等。

    马烽对我父亲认识的转变是在1944年底晋绥边区召开第四届群英大会以后。

    1944年12月7日，晋绥边区召开了第四届群英大会。这是又一次规模较大的检阅和总结在“劳武结合”、“大生产运动”和“把敌人挤出去”三项工作中取得的光辉成就，表彰晋绥边区抗日英雄模范人物的大会。

    父亲在群英会时期的工作是负责大会资料收集及对会议的宣传和报导，在那些社论和报道文章里，写有很多关于晋绥边区劳模会上抓到的一些典型人物和典型事务。

    在《晋绥大众报》工作的马烽、西戎两同志和其他编辑同志们被派为会刊驻会记者，与群英会英雄代表生活在一起，记录、采访特级英雄事迹，7天的大会中收集了几大包的资料。周文看到他们在大会上收集到这么多的资料，为他们高兴。

    每个英雄模范都表现得非常出色，编辑们很想把他们每个人的事迹都在报上赞美一番。马烽编写了几段《民兵英雄故事》在报上分期连载，反映不错。可是《晋绥大众报》5天出一期，这四开大小的报纸，要登载七百五十一位英雄的事迹可不是个小数目，一期发一位特等英模的事迹，要等到什么时候才登得完呢？难度太大了。这对七百多名英雄事迹如何报导、介绍成了他们一个难题。

    父亲对青年的马烽和西戎二人都有所了解，他们曾在延安部队艺术学校学习过两年，二十刚出头，虚心又好学，虽然没有住过高等学校，但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已具有了一定文艺写作的基本知识素养，他们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刻苦钻研，大胆写作，在1944年7月，马烽写的散文《张初元的故事》和西戎等三人合作写出的郿鄂剧《王德锁减租》发表以后，在为纪念抗战七周年的“七七七”文艺奖金作品活动中，都得了奖，受到好评。父亲是评委，在这次评奖中发现了新人。这年秋天，他把马烽、西戎、束为等几个青年人陆续从文联调到晋绥大众报社去工作。并对他们指出作品的优缺点，鼓励他们继续向群众化、民族化的方向前进。这次的群英大会又能收集这么多的资料，说明了他们有积极的工作热情和足够的工作能力，真是一对有才气有灵气的好苗子。父亲相信他们能写好这些英模的故事。因此，父亲把编写民兵故事的任务就交给了马烽和西戎。

    父亲在马烽、西戎的眼里，并不陌生。那时候，父亲还不足40岁，但在他们的眼里他已经是老一辈的人了。是晋绥边区唯一的一位30年代的左翼作家。他俩在延安部队艺术学校学习时，曾读过他的不少小说，父亲领导他们的工作，他们感到非常的高兴。

（1945年1月，周文（左起第1人）任《晋绥大众报》社长，与报社工作人员合影。第5人为西戎，第7人为马烽）

    他们把报道群英会的困难汇报给父亲的时候，父亲给他们出了一个好主意——把所有的资料进行梳理，把典型事件浓缩在几位主人公身上，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编写成长篇小说，一定会是成为的一部佳作。

    用章回小说的形式写作，是父亲当年在上海改编世界名著《毁灭》、《铁流》为大众本时，经过大量调查和实践得到的成功经验，章回体是中国民众最喜闻乐见的小说形式。

    方案报晋绥分局宣传部，也得到宣传部长张稼夫的赞同，并根据晋绥边区武委会卫一清的建议：把描写范围扩大到全吕梁地区，要使这部描写民兵斗争的作品，反映出敌后根据地人民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敌人，和在战争、生产、民主建设中翻天覆地的英雄业绩。

    在领导的鼓励下，在父亲的具体帮助下，他们信心十足的动起了笔。他们连忙写出了提纲，讨论编写内容及方法，父亲参与他们的讨论，修改了几遍，然后他们俩就分头执笔编写。

    马烽、西戎随报社住在杨家沟，一面要完成编报工作，一面要写作英雄故事。有时还必须轮流出去采访，谁在家谁写。利用业余时间，谁有空谁写。两个月之后，父亲出面把《晋西大众报》编辑部从黄河以西的杨家沟搬到黄河以东的兴县北坡村，正好和我们家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当中隔开两个窑洞，是两户老乡住着，他们报社编辑部的十来个人住在靠老乡那边的两孔窑洞。

    马烽、西戎经常到我家来写稿子，夜已很深了，妈妈带着四岁的哥哥和刚出世的我都已睡下，可他们还在写着，谈着。一直工作到深夜，饿了，就吃上两个炉子上的烤土豆。

    父亲给他们讲述开辟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经过和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史。晋绥边区与陕甘宁边区相连，是解放区的前沿，处于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也是敌人必争之地。日寇投入重兵，勾结蒋介石、阎锡山顽固势力，对晋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蚕食根据地。针对这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共中央领导决定要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党中央给晋绥人民指出一条战略方针：“把敌人挤出去！”被日寇激怒了全晋西北的军民，愤怒的烈火在猛烈的燃烧着，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创造出明的、暗的、软的、硬的各种斗争方法，与敌人的“蚕食” 进行针锋相对的顽强斗争，经历了无数次的险恶斗争，粉碎了敌人的“三光政策”和“蚕食政策”，终于把敌人挤出了边区、扩大了边区。

    马烽、西戎在群英大会上搜集来的七百多人的资料，就是评选出来在这场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吕梁英雄传》全书也就是以“把敌人挤出去”的战略方针为主线，取材的范围和规模都较大地反映出晋绥人民如火如荼的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它就是一部晋绥人民八年抗战的缩影，几乎总结了抗日战争中民兵斗争历史。

    父亲又针对他们提纲中的薄弱环节，亲自写介绍信叫他们到边区武委会找材料。还安排他们深入到一些村庄、家庭，再去收集素材，体验生活。为了补充材料，他们利用下乡采访的机会，不断走访英雄人物，并和他们一块参加围困据点的斗争，亲自感受那火热的斗争生活。

    父亲在兼管《晋绥大众报》《晋绥日报》的工作中，将一九四零年在延安创办《边区群众报》的办报经验带到了晋绥，经常召开政治和业务的学习会，检查办报中的优缺点，并规定每个编辑记者都要把握好党的政治方向，同时还要强调坚持文艺大众化的办报方向，深入群众，听取群众意见，学习群众语言，文字上通俗易懂，使那些“初通文字的人能看懂，不识字的人能听懂。”这些学习、实践与锻炼，对马烽、西戎在掌握这本书的人物特征和语言特点上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他们每写一回，父亲都亲自仔细阅读原稿，为两位年轻的作者改正一些错别字和不通的语句，需要作重大的修改时他就提出意见来，请这两位作者考虑。父亲时刻关心着写作的进展，每次看了前面的故事，就询问后面如何发展，帮助出主意。又提出指导性、建设性的意见，从故事安排、人物塑造，乃至语言文字，他都给予许多及时、有力的指导和帮助。有时父亲和他们俩坐在院子中的碾盘上讨论着，有时三个人的身影又出现在山下的蔚汾河畔。亲身的体验、丰富的资料，一个个活生生的英雄故事写了出来。

    写好了的稿子，就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小说最初取名《民兵英雄传》，登了几期后，父亲感这个题目不确切，因为作品不仅是写民兵，而是写了整个吕梁的干部和群众，因此就亲手改为《吕粱英雄传》。

    从1945年6月开始写起，至1946年11月20日在报上连载完毕，历时1年零5个月。虽然作品写得粗糙，但这个章回小说体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当时在读者中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写出来了，马烽、西戎最初在父亲面前的那些拘束在实际工作中渐渐消除了，父亲的那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动着他们，他们在生活上也逐渐密切起来。有时，父亲晚饭后也到他们窑里去闲坐，看他们用自制的棋子下象棋，听他们用自制的乐器演奏民歌小调。遇到父亲兴浓的时候，他也会拿来他的京胡拉一段西皮二簧。有时候也和他们在河边一起散步、聊天。有次聊起了文学创作，马烽问父亲：“以前写过那么多小说，现在为什么不再写了？”写小说，特别是描写部队战士的小说，父亲是有经验的，他多想亲自写几部好小说。可这时只听到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笑着回答马烽：“党把我安排在这样一个岗位上，我不能扔下这么多急需要办的事去写小说啊！我已积累了不少素材，等抗日战争胜利后，还是要写小说的。”在那个既艰苦而又激动人心的年代里，父亲自己没有时间搞创作，却花了不少精力去发现培养青年作者。这使两位年轻作家深受感动，受益匪浅，使他们在后来都成为我国非常有特色的，深受广大民众喜爱的“山药蛋派”的作家。提起父亲，西戎在他的一篇《忘不了的良师》中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周文同志很谦虚，就我们当时的写作水平，敢干驾驭如此重大的题材，写这么长的东西，这股创作的锐气和勇气，是和当时分局党委的及时指导，热情鼓励分不开的，特别是主持报纸工作的周文同志，给了我们极多的具体帮助。马烽在2001年冬为周文九十五周年纪念会的题词上写着：“倡导大众文艺带头实践踏出新路 扶持后起之秀不遗余力良苦用心”。

    在抗战胜利后，父亲正准备着手将思考多年的素材写成小说，但就在1946年初，接到中央的调令，派他到重庆担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兼主笔，另兼中共四川省宣传部副部长。父亲知道《吕梁英雄传》的上册要出版了， 3月7日在兴县高家村，父亲对这部钟爱的作品赶写出了热情洋溢的序言。1946年4月发表于晋绥边区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版的《吕梁英雄传》（第一册）。

    父亲在《吕梁英雄传·序》中说：“《吕梁英雄传》，是一部反映敌后抗日人民战争的很好的通俗作品。自从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以来，就在农村中，部队中、工厂中、机关学校中，得到颇为广大的读者许多来信，都充满着对于这部作品的热爱和感激。” 有一位来自河曲邬守信的来信说“自从《吕梁英雄传》在大众报上登出来，我就把它选作公民课的辅助教材，给学生们读，并加解释，把里面有些话改成河曲土话，更能引起学生们的注意。每次读完还让大家讨论。自出版到现在，从没间断，它大大的帮助了我的教育工作。”又有一封来自保德王充的来信这样说：“《吕梁英雄传》，别的我却不说，只说从剧社的读者来讲，他们早就要求出版了，……直到现在，他们已是自发的，见来了报，就紧紧的围拢在一团读。”可想而知，当年《吕梁英雄传》在晋绥边区受群众欢迎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