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涛

江涛在朝鲜

江涛（左四）和战友们在朝鲜。

江涛和女儿江和平

保留至今的金达莱花标本

志司领导和情报人员合影，后排左七为江涛。前排自左至右为：.刘何、张水发、张震、张南生、杨得志、邓华、李达、王蕴瑞、吴先恩、罗文.

1957年9月23日，江涛夫妇和女儿江和平在志愿军烈士陵园。

1957年7月29日，江和平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本文作者江和平

    中红网北京2020年7月24日电（江和平）

    1967年，我的爸爸江涛48岁英年早逝，那年我15岁。如今我已步入老年，时常打开爸爸的老相片和日记本，回忆起爸爸给我儿时留下的点点滴滴，回想起妈妈与爸爸的老战友们讲述的件件往事。尤其令我难忘的是63年前，去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司）看望爸爸的情景。

    爸爸随“志司”转战千里

    1950年10月 25日，“志愿军司令部”在朝鲜正式组成，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11月，中央军委情报部任命我爸爸（时任情报部二处副处长）带领8名情报干部，组成首批赴朝鲜战场情报工作调研组，秘密地离开北京赴朝参战。多年后，与爸爸一同赴朝的朱永琪、张仲华叔叔告诉我：他们的任务是指导和调研志愿军部队的侦察工作，审问“联合国军”俘虏，搜集整理敌军情报。他们怀着随时为祖国流血牺牲的坚定信念，出发前都安排了个人的后事。
调研组乘夜幕从宽甸跨过了鸭绿江，到达“志司”时第二次战役刚刚打响。在朝鲜战争中，我中朝军队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我军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共展开过五次战役。爸爸亲历了其中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战役。

    调研组到达离前沿部队仅几十公里的小镇——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就设在小镇周边的矿场，以及矿洞外的几处房屋和工具棚。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志司”一共到过六处营地：大榆洞、玉泉站、君子里、上甘岭、空寺洞、桧仓郡。“志司”营地原计划设在中国境内，但彭老总的战斗作风是指挥部设在前线附近，并随部队不断前进，这样既便于了解战况、与部队联系，又是对志愿军将士的无言激励。

    爸爸随志司转战千里，到过除了空寺洞的五处营地。“志司”的营地大都是寒冷潮湿、如同冰窖的废弃矿洞或四面透风的房子。爸爸在日记中写道：“整个上午又都在处理电报中过去。”没有桌、椅、床、褥，他们伏在背包或者文件箱上工作，吃的是炒面、土豆干、压缩饼干，指挥间隙挤在铺着薄薄的稻草或玉米秸的地面和衣而眠。不能洗澡换衣，虱子爬满了衣服的每一个缝隙。爸爸的战友朱永琪在战斗中负伤，又因虱子传染了斑疹伤寒，被送回北京治疗。妈妈在给我描述帮朱永琪拆洗毛衣时，甩着双手说：“那虱子多得不得了，抖搂了一地！”

    每次我翻看1951年元月爸爸在“志司”的老相片时，心中便涌起无比的崇敬。大皮帽下爸爸的面庞如此地消瘦、憔悴，但目光却依旧是炯炯有神，充分展现了志愿军将士不畏艰险的必胜信念，志愿军前辈们就是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指挥英雄的志愿军使世界“一流”军事能力的军队被限制在他们原来发动侵略的地方。

    爸爸再次奔赴朝鲜战场

    第四次战役结束后，爸爸回到北京的中央军委情报部，与同在情报部工作的我妈妈张瑾相识、相爱、结为革命伉俪。第二年，我作为他们的长女出生了。妈妈告诉我：爸爸对我非常疼爱，一下班回家就高兴地抱着我。

    1953年1月我刚满五个月，爸爸再次授命奔赴朝鲜战场，任志愿军司令部情报处长。这时朝鲜战争处于第二阶段，志愿军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爸爸这次出征与第一次有所不同：一是不再只穿摘掉了帽徽和胸牌的解放军原本军装，而增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胸牌。二是不再是秘密行动，情报部阎揆要部长谈话后，部里召开了欢送会，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受到了首都人民的热烈欢送。三是爸爸不再是单身一人，而有了与家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爸爸在出发前的日记中写道：“志愿军出国已两年多，敌人仍无停战诚意。开城谈判已基本上陷入停顿状态，我军将继续打下去。我们奉命赴志司轮换，总参第一批共九个人……走后将留下病号二人（指我和看护我的姑姥姥），张瑾同志负担是沉重的。但我已不能做更多的协助了。别离行前几不能言语。小平（指我）瞪目而视，似无所知。再见吧，走了！登车前许多同志欢送……并送至车站，场面多么热烈！老王（指爸爸托付关照家人的战友）跑来问有何嘱托？感人啊！老头子，这一切已使我不能说话了，只能说些‘请回头见！’一类的话搪塞过去吧。”那时我小不懂事，只会“瞪目而视”，今天读来我不禁热泪盈眶：爸爸临行之前，已将妻儿托付给战友，抱着随时为祖国献身的信念奔赴枪林弹雨的战场！英雄有泪不轻弹，“几不能言语！”这五个字，既表达了爸爸对亲人的无限牵挂，又展现了爸爸为国效忠的壮志豪情！

    我有幸赴朝看爸爸

    爸爸赴朝后不久，妈妈响应部队女同志集体转业的号召，被安排到唐山铁道学院学习，我独自在北京的军委情报部幼儿园里长大。幼儿园里不少孩子的家长在朝鲜、边疆或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父母对我们来说十分陌生，除了老师和小朋友外，所熟悉的便是那些穿军装的叔叔阿姨们。

    爸爸一走就是漫长的五年，1957年朝鲜局势已趋于稳定，组织上批准妈妈带我赴“志司”探望久别的爸爸。幼儿园开始放暑假时，一位去志司出差的叔叔带我先期赴朝，这时我刚满五周岁。后来妈妈回忆说：那时妈妈因为大学毕业实习要稍后才能赴朝。我乘坐的火车途径唐山时，妈妈专门赶到火车站来看我。叔叔告诉我：“这是你的妈妈。”我不认识妈妈，也不叫她，紧贴着火车车窗瞪着大眼盯着她，鼻子都压扁了。直达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才用小手指着窗外说了一句：“妈妈！”

    我依稀记得：跟随叔叔从丹东的鸭绿江大桥驶入朝鲜，又坐汽车长途颠簸到达位于桧仓郡的“志司”。我初到“志司”对爸爸同样十分生疏，依旧如他离别时“瞪目而视”，爸爸依旧疼爱地抱着我。爸爸知道女孩子喜欢花，拿出了早已制作了金达莱花的标本给我。金达莱是朝鲜人民热爱的国花，爸爸在鲜花盛开之时小心翼翼地采来，平整地夹在书里。这个金达莱花标本是我60年来的珍爱，八片花瓣依旧完好无缺，紫红的色彩依旧鲜艳美丽。我在“志司”看见爸爸的营区位于半山坡的平房，“志司”的叔叔们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不远处的公路上不时地有志愿军的大卡车和头顶物品的朝鲜妇女通过。虽已停战四年，但战争的创伤仍然历历在目，铁路和公路两边被炮弹炸成数不清的大坑里积满了雨水，好像一个个水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