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清中将（1910-1983）

    “好同志，好干部！”，这是毛主席对徐立清将军高度评价。“有功不骄傲，委曲能求全。”这是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在病中听到徐立清逝世，审定徐立清悼词时，对徐立清作了高度评价。

    徐立清（1910-1983），原名徐映清，安徽省金寨县人。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197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8年任中共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副主任。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还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今年是徐立清中将逝世35周年。以此文缅怀家乡将军。

    一、改“映清”为“立清”：世间太不公平

    徐立清，1910年3月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斑竹园镇万河村申家湾的一个贫雇农家庭。父亲徐恩林，母亲封氏，生下徐立清兄弟三人。他家祖辈几代都是贫苦农民，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叔父徐思珠，娶妻王氏，无子女。姑母嫁与张姓织布工人。因家中生活贫穷，父亲和叔父一度分居。父母拉扯着徐立清，一家五口人，无房无地，寄住在一个牛栏里。农忙时帮人家做短工，农闲时靠外出讨饭度日。母亲生下徐立清仅四个月，即因贫病交加与世长辞。母亲去世后，徐立清过继给叔父做儿子，姐姐给张家当了童养媳。不久，因生活所迫，他父亲同叔父母共八口人又合在一起劳动和生活。并在离家3里路的地方，佃得一亩二分田，一年劳动所得，交租之后不够维持全家口粮，只好挖野菜充饥。地主剥削逐年加重，每年都要提高佃价，就连养鸡养鸭也要交租，还要无偿为地主家服杂役做零活。幼时的徐立清就为地主家抱看过孩子，洗刷过尿布。

    徐立清祖辈，几代那是贫苦农民，没有一个识字的人。徐立清从小就渴望能上学识字。他每次放牛路过私塾门前，听到里面的读书声，就勾起他的向往，总想有朗一日自己也能进私塾读书。徐立清父亲，何尝不想让儿子能上学识字，过上好日子。为此，忍者家境清苦，也挣扎着让孩子进私塾认认字，有点文化。徐立清从7岁起到17岁的10年里，在本村私塾断断续续读了3年半书。那时，他们村私塾不收学费，只给老师送些粮食、蔬菜即可上学。徐立清家有粮食送老师时，他就去上学；没粮食送老师时，他就在家里放牛、做活。他能在十年中读了三年半书，家中已是尽了最大的力了。徐立清读的这三年半书，不仅使他家自祖辈以来有了识字的人，而且也为他参加革命后学习革命理论、做好革命工作，取得了文字工具。徐立清白幼聪明好学，在私塾里老师教着学，在放牛时也抓紧自学。他认得了不少字，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能熟读《论语》《孟子》，还看了不少小说唱本。他特别爱读“杀富济贫”一类的故事书，联系自己的家世遭遇常常联想，为什么大户人家不下地劳动却有吃有穿，为什么穷人在地里拼命于活反而吃不饱肚子？尤其到了13岁那年，突然族里有人说什么“映清”重了大户人家孩子的名字，要给他改名字。为什么两个孩子重了名字，非要穷人家的孩子改名字呢?这在徐立清幼小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他悟出了人生哲理：人与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贵”，有的人“贱”，“贵”人就可以骑在“贱”人头上“拉屎”，人世间太不公平了！

    二、从“放牛娃”到“红军”：铁心跟党走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武汉。这一胜利，极大地推动了鄂豫皖地区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鄂豫皖地区农民起义，组织农民自卫军对反动地主武装和军阀进行反击。1927年5月，17岁的徐立清参加了当地少年先锋队、农民协会的革命活动。

    徐立清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倒地主、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开仓济贫、反对迷信、反对女孩子缠足等等，真正是为解救穷人的。他的梦想成了现实，心中憋了多年的闷气吐出来了，从内心深处喊出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穷人求生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的大救星！

    徐立清不久就担任了农会小组长，积极组织群众游行示威，抓地主，打土豪，给地主、土豪戴高帽，牵着他们游街、示众。他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不信神、不信命，要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自己解放自己。

    徐立清家乡红红火火地开展反对土豪劣绅，“五抗”及均粮抗粮斗争和文字暴动的农民运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白色恐柿袭来。1927年秋天，徐立清家乡的农会遭强行解散。国民党反动派捕杀共产党员，就连参加过少先队、农会的人也难以立足生存了。徐立清这个参加少先队、农会活动的积极分子，随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他便随着邻居余发秀外出躲避。在小河口，他帮余发秀做小生意约半年时间，因闹土匪，小生意不好做，就又回到了家乡。1928年秋，工农红军来了，徐立清参加了农民自卫军，积极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均粮”斗争。

    党的“八七”会议后，1929年5月6日，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和商城临时县委及南邑区委领导发动了立夏节起义，解决了丁家埠、李家集、吴家店、斑竹园、白沙河等十几处反动民团的武装，一夜之间，反动统治纷纷瓦解，立夏节起义成功。5月9日，在斑竹园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这是继黄(安)麻(城)起义后，在大别山区又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立夏节起义胜利后的第三天，起义武装在斑竹园召开千人大会，公审、处决了反动分子罗继楚、周若发，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徐立清以自身遭受白色恐怖的切实感受，参加少先队、农会、赤卫军所受到的教育和革命活动的实践，深深懂得一个道理：要革命必须靠枪杆子，才能打倒豪绅地主，分配土地，过好日子。虽说参加红军光荣，可在当时参加红军的人还不多，红军第32师仅300余人。8月，徐立清随本乡一位姓漆的一道参加了红军，编入红军第32师经理处监护连当战士。1930年9月，红军打开罗山县城后，经漆祖昆、漆承旺介绍，徐立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徐立清参加了创建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徐立清参加红军时，正赶上国民党反动派正规军的“鄂豫会剿”，二三千人分兵两路向革命根据地进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红32师决定暂时撤出豫东南根据地，向光山、麻城一带转移。徐立清随部队转战鄂豫皖边区。经一个多月反“会剿”斗争，国民党军发动的“鄂豫会剿”“徐(源泉)夏(斗寅)会剿”被粉碎。

    1930年3月18日，红军第31、第32、第33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各师按顺序改为第1、第2、第3师。7月，徐立清所在的第2师和第3师、英山县游击队，在英山大金铺地区全歼国民党军韩杰部干余人，再克英山县城。之后，徐立清调第1军第2师经理处监护连任书记。

    1931年1月，红军第1军与第15军在长竹园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辖第10、第11师。4月，徐立清调第11师政治部任组织干事，被选为该师政治部党支部书记。从9月开始，张国焘搞了三个月的鄂豫皖大“肃反”。师政治部组织科长王家善找徐立清谈话，说有人揭发他是“改组派”，要他一周之内交代清楚，数月后，王家善问徐立清交代了没有?徐立清回答说，他不是“改组派”，交代不了。王家善说，不是就算了。当时的“肃反”发生了扩大化，误杀了不少革命同志，徐立清虽然没有被捕杀，处境也是很危险的。11月7日，由红军第4军和第25军，在湖北七里坪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12月，徐立清任红军第四方面军第11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期间，徐立清随部队参加了黄安战役、商(城)涝(川)战役、苏家埠战役、滨(川)光(川)战役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

    三、飞跃三千里西征：机智渡难关

    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由于张因煮的错误领导道致失败。1932年秋，经过燕子河会议、黄柴畈会议相机决策，红四方面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西越平汉路，跳出敌人的包围困，伺机再打回根据地。后因敌重兵压来，被迫西移，越秦岭、走汉中，在突围的路上，徐立清受命改任红11师政治部宣传科长。部队脱离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天天行军作战，环境十分艰苦，困难重重。徐立清深入连队，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激励指战员去战胜困难，争取胜利。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向川北进军，徐立清随部队翻越大巴山，于通江城西迎击敌人。1933年1月攻克巴中县城，徐立清在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参加了发动群众、建立中共组织和建立红色政权、地方武装以及扩大红军等项工作。2月，四川军阀、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兵分左、中、右三路，以6万之众，向进据通南巴的红军发动围攻。在反敌三路围攻的战斗中，徐立清任红军第11师32团政治处主任、中共第32团党委常委，参加了争夺八庙坯的战斗。5月，他调任红12师政治部主任、中共红12师党委执委，参加了杀牛坪之战。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的统率下，从2月到6月，历时四个月，反敌三路围攻战役胜利结束。经过这一仗，不仅提高了通南巴地区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和胜利信心，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而且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边立住了脚跟，开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木门召开会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的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第4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政治部主任徐立清，辖第10、第11、第12师。部队扩编后，即转入军政训练，总结经验，建设部队。

    徐立清为了提高干部战士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带领机关政工干部，到第10师政治干部训练班，给他们送去了军政治机关编印的《党员须知》、《支部组织及其工作》、《连指导员须知》、《红军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等许多教材和大量宣传品。为了全面搞好第4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徐立清倡导下，第4军政治部还先后编印了《红星》《红旗》《赤化全川》《红光》等小报。经过为期三个月的整军训练，部队的军政素质都得到明显提高，增强了战斗力。这对红四方面军的建设和发展，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1933年8月到10月，红四方面军连续发起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军阎田颂尧、杨森等部，取得了辉煌战绩，威震了四川。这年秋天，四川军阀“剿匪”总司令刘湘，纠集约20万兵力，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敌东线的围攻部队是刘湘的精锐，担任主攻任务。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在东线，直接指挥徐立清所在的红4军和红33军、红9军、红30军一部，布防于万源至宣汉、达县地区，节节抗击敌精锐部队的进攻，历时半年坚守在东线阵地。自1933年12月中旬起，红4军第12师一部和红33军，在万源附近及罗文坝地区作战一个月，消灭“神兵”20d旧多人，平息了反革命叛乱。1934年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东线集中红4军、红9军、红30军各一个师，向围攻的敌人发起反击，捣毁了敌警备第3路司令部，毙敌副司令郝耀庭，歼敌一个团。3月，红4军和红9军、红30军各一部，于红灵台歼敌约干人，于老鹰嘴、毛坪一线歼敌近2凹旧人。徐立清参加了这些战斗的组织与指挥，作出了积极贡献。

    徐立清在担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期间，强调建立人民军队新的官兵关系；主张官兵平等，反对打骂和随便惩罚士兵。这在当时的部队中有较大的影响。在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中，他对当时在农村推行的一些“左”的做法，敢于表示反对意见，曾严肃指出：“肃反不妥当，不当捉的捉了，不当罚的罚了，不当没收的没收了。”他坚持实事求是，强调以理服人。他在1933年撰写的《赤北县(通江县东北部)工作情形和错误的报告》，刊登在当时出版的《干部必读》上，今天读起来仍有教益。可是，当张国亮到东线视察时，认为红4军打得不好，地方肃反工作搞得不好，将徐立清撤职。徐立清于1934年5月调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接替张琴秋任政治部主任，9月，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治部主任、中共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党委常委。1935年，徐立清参与指挥了嘉陵江战役，接着随红四方面军长征，接应党中央。1936年7月出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徐立清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总卫生部政治部担任领导工作时，正值红四方面军反敌“六路围攻”，冲破敌“川陕会剿”，日夜行军打仗，环境艰苦，伤病员增多，缺医少药，是医院卫生工作十分困难的时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徐立清重视团结老中医和录用俘虏医官，尽量照顾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发挥技术专长，为红军医疗卫生工作服务。有位50多岁的老中医，就是在徐立清团结教育下参加了红军，为革命事业光荣牺牲在长征路上。长征途中，他三过雪山草地，在战斗频繁、环境险恶、伤病员多、缺医少药，又无后方支援的情况下，总卫生部共收容了700多名伤病员。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事后对徐立清工作作出过中肯的评价，她说：“红军时期医院工作是最困难的，是政治工作中最难做的一件事情，尤其当时环境恶劣，战争失败，又无后方，在物质条件万分困难的条件下，更不容易担负这个工作。徐立清担任卫生部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时，正遇到这一极端困难的时期，他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渡过了难关。

    1935年6月，徐立清随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进入川西，听说将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会合非常高兴。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煮制造分裂，另立中央。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徐立清的态度是明朗的，他认为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部队，团结总比分裂好。他对红一方面军留下的干部和伤病员一视同仁。当他听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北上胜利到达陕北和亲见红四方面军南下遭受严重挫折时，更加认识到毛泽东领导的正确，旗帜鲜明地拥护毛泽东，拥护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7月，同红二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共同北上。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徐立清为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完成北上会师任务，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碧血征西风烈：发誓爬到陕北找党中央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正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继续高涨的时候。为了团结抗日，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中共中央部署打通国际路线，以期取得苏联的援助。1936年10月底，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30军、红9军、红5军共2．18万余人，改称红西路军，西渡黄河，进入飞沙戈壁河西走廊。

    红西路军渡过黄河之后，克古浪、占永昌，同国民党军马步青、马步芳部展开激战。马家军多骑兵，占尽天时地利，补给充足，以逸待劳。红军西路军不只兵力少于敌人，而且是长途远征，任务多变，又逢严寒冬季，粮食、弹药和被装都缺乏补给。河西走廊气候恶劣，经常风沙扑面，入冬时节呵气成冰。红军西路军就是在这西北旷野里行军、作战，缺衣少食，困难处境一天天加重。红5军攻占高台，董振堂军长壮烈牺牲。徐立清带着红军西路军总卫生部机关、医院和大批伤病员，在零下30多度滴水成冰的寒夜里，紧跟部队，一边突围作战，一面救护、收容伤病员。伤病员一天天增多，又缺医少药，连裹扎伤口的绷带布也没有。徐立清想方设法，发动广大干部和医护人员，向面临的一个又一个困难作斗争。

    1937年2月，红军西路军于高台倪家营子陷入敌人重围，血战七昼夜，突围到祁连山，敌人跟踪追击，形势十分危急。徐立清临危受命，带总卫生部、医院工勤人员、伤病员及随军家属千余非战斗人员，编为2纵队，向西线山区行动，吸引敌人，掩护西路军残存的战斗部队摆脱敌人，进入深山区，分散游击，坚持斗争。徐立清以暴露自己、冒重大牺牲的风险带队西进。他将工勤人员和轻伤病员组成游击小组，把公款(50个金戒指)分给游击小组作经费分散打游击。第三天，敌步、骑兵向徐立清率领的西进诱敌队伍包围进攻。徐立清命令游击小组向西南深山区隐蔽。他和医院院长丁世方、书记汪运先、医生及警卫员等在转移时与敌人遭遇。同结婚一年多的妻子刘明清(四川人)也失散了。徐立清原想到宁夏过黄河去陕北。在路上听牧民说，到宁夏要经过大沙漠，没有牲口过不去。还听说，又有红军到河西来了。估计可能是红军的援西军来了，徐立清又回头东进。遇到红30军一个炊事员和几名失散的红军人员。徐立清集合了失散人员，想找主力，找援兵，都没能实现。

    在雪山草地夜行晓宿，坚持近一个月。敌人的搜山一天更严一天。几次几乎被敌人捉住。他们互相鼓励着、搀扶着继续向东南方向走，发誓爬也要爬到陕北去找党中央、毛主席。徐立清一行于4月上旬渡过黑河，走到甘州(今张披)西南的山上，徐立清一行还在睡梦中就被敌人全部逮捕。捆送甘州、凉州坐半个多月牢后，被送到兰州敌97师，编入被俘人员战士队。徐立清被敌人审问过六次，被打过一次，始终坚持说自己是普通红军战士，什么也不知道。徐立清化名徐映清，身披一件光板老羊皮袄，头戴一顶破毡帽，李拉下帽搪遮住半个脸，成天埋头同被俘战士一起修约一个月的路。6月，敌方将徐立清等押解西安。路上，押解的敌军抢群众的东西，反诬是红军抢的。徐立清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在被俘人员和群众中做工作，揭露敌人的阴谋。行至平凉地区，路边的小贩中有红军援西军派出的情报人员，徐立清假装买东西同“小旺”接触，“小贩”告诉他向东北跑，到镇原找红军。一天午夜，趁天下大雨徐立清打开住室的后宙，跳窗越墙，在大雨中向东北方向拼命跑，终于逃出了敌人虎口。第二天，他在镇原找到红军援西军政治部，恢复了党籍。回到了红军队伍中。

    五、有政治头脑、经过长期考验的优秀干部，没有“山头”思想：保卫陕甘宁

    毛泽东在延安高度评价徐立清：有政治头脑、经过长期考验的优秀干部，没有“山头”思想。

    1940年，徐立清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中共129师党委指定由徐立清等带领129师选出的中共七大代表，于5月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徐立清等一行，于10月到达延安后，因七大延期，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1941年6月，徐立清进入中共中央军委创办的军政学院学习。1942年初，徐立清同党秀玉结婚。3月，徐立清转入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

    在两年多学习中，清算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从理论和实践中进一步提高了阶级觉悟，改造了思想。1943年，徐立清参加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的审查处理干部委员会，接受处理从敌占区和白区到延安的干部。审于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徐立清任中共中央党校二部组教科长。中共中央党校二部的审干工作做得比较好，没有处分一个人。当时，第13、17支部有百多人需要“甄别”。他们多是从敌占区和白区到延安的。参力“甄别”工作的人中，有的受极左的影响较深，把受“甄别”的人看成敌人，几乎都给戴上了“特务”“叛徒”“反革命”的帽子。徐立清对受“甄别”的人非常体贴，耐心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不到一个月就弄清了问题，给受害者一一平了反。徐立清对有极左思想的同志讲，红军时期张国竞挖“AB团”的教训够深刻的了，关押、杀害了多少同志，哪有那么多“AB团”?他启发同志们坚决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有关政策。经过奶多年的历史证明，徐立清是对的。受过那次“甄别”的同志，现在说起这件事来，都对徐立清深表怀念和敬佩之倩。

    为了防备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中共中央军委从晋冀鲁豫边区部队中抽调第771团、16团和25团，开赴陕甘宁边区，以增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卫力量。这三个团到达陕北后，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新4旅，统一领导这三个团。1944年2月，徐立清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4旅政治委员。在到任之前，徐立清和新4旅旅长王近山，还有16团团长程悦长等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在接见中，毛主席讲了成立新4旅的意义，还讲了当时全党、全军开展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的伟大意义。毛主席谆谆教导，徐立清终生难忘。当时毛主席还对安子文讲过，徐立清是红四方面军拥护党中央、反对张国煮、有政治头脑、经过长期考验的优秀干部，没有“山头”思想，是新4旅政委的合适人选。徐立清在新4旅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积极开展生产运动，不到一年时间，全旅即达到了粮食大部自给，副食全部自给。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担负着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大反攻的任务。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人民抗击日军的指导中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日军进攻面前节节败退，一年里又接连丢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的大部土地。与此同时，却又向解放区制造反共“磨擦”。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1945年7月21日拂晓，国民党军胡宗南所属哲编第59师、骑兵第2师、预备第3师，突然向关中淳化爷台山八路军阵地进攻。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徐立清协同王近山指挥新四旅771团和16团，以五个营的兵力攻击敌爷台山主堡，配合警1旅3团、358旅，全歼了进犯之敌，取得了爷台山反击战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夺取关中、钳制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对日军反攻的阴谋。徐立清在保卫陕甘宁边区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战斗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日本侵赂者投降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不断进犯解放区，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并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一面通过谈判揭露美蒋的和谈欺骗；一面武装自卫，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作了相应的冶备，并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方面。1946年6月，美蒋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军事进攻，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全面内战爆发了。8月，徐立清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王世泰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辖教导旅、新4旅、警备1旅、警备3旅、358旅。U月，联防军攻打横山县城东北之波罗堡，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争取了国民党保安司令胡景锋部多人起义，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第76师。1947年3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成立，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辖三个纵队和二个野战旅。4月，徐立清调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从1947年3月开始，蒋介石以胡宗南部队25万人为主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当时西北野战军只有2．5万余人，少敌10倍，敌我兵力极为悬殊。而且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兵员充足，装备优良。对付这样的敌人，一开始部队是有顾虑的。徐立清进照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部队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以树立战胜敌人的信心。在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开展了练兵运动。驻陕甘宁的西北人民解放军部队，对担负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大任务深感光荣，练兵的劲头很大。在胡宗南的15个旅向延安进犯时，徐立清参加了延安保卫战。当时部队子弹很少，平均每枪不到10发。

    为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安全撤离延安，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顶住了敌人向延安的进犯，硬是顶了七天七夜，到3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等安全撤离延安。从延安撤出后，毛泽东、周思来、任涌时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一直留在陕北，直到西北战场转入进攻。毛泽东主席在领导全国解放战争的同时，还直接指挥陕北人民解放军作战，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西北野战军，遵照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采取蘑菇战术拖疽敌人”的办法，转战陕北，徐立清参加了青化砭、羊马河、矮龙等战役。每次战投徐立清都亲临前线积极参加组织指挥，进行政治动员，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承担危急任务。在永坪抗击战中，徐立清指挥警卫连抗击敌人，掩护彭德怀司令员安全转移。

    8月，他参加了出击榆林的战斗，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策应陈(赓)谢(富治)大军南渡黄河。随后，他参加了沙家店战役，歼灭胡宗南部第36师。至此，胡宗南进犯延安的20多万军队，半年中被歼灭和拖垮近半数，西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内线反攻。9月，徐立清参加岔口追击战，击溃南撤之敌第1军、第29军。10月，他参加延清战役，收复清涧县城，活捉敌师长廖昂，迫使敌胡宗南部放弃延安以北各据点南逃。

    六、担大任入险境：稳定大西北

    1947年10月9日，西北野战军组建第6纵队，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委，辖新4旅、教导旅。随即徐立清等率6纵参加第二次打榆林，围攻月余未下，冬季转人新式整军。新式整军是西北战场上取得的一条宝贵经验。徐立清领导的第6纵队的新式整军运动健康发展，通过诉苦、“三查”(查思想、查工作、查斗志)，民主推选干部，发扬三大民主(政治、经济、军事民主)，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大大提高了官兵的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1948年二、三月，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围攻宜川城，迫敌求援。徐立清和罗元发指挥新四旅771团和教导旅2团，参加了打敌援兵的战斗。前来援救宜川之敌的整编29军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在瓦子街被我打援部队全歼，随即西北野战军攻克宜川城，又歼灭守敌一个旅。此役共歼敌3万多人，毙敌军长刘期、师长严明，俘敌军参谋长刘振世、副师长李奇亨、师参谋长曾文思等，获得全胜。随后徐立清等率6纵参加了洛川战役。

    瓦子街、洛川战役胜利后，1948年4月，在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下，乘胜组织西府、陇东战役，向胡宗南后方挺进。徐立清等率第6纵队进到长武、灵台，担任截断西兰公路、阻击陇东之敌马步芳部东进、保证进攻西府的野战军主力安全等任务。西北野战军主力英勇出击，解放宝鸡，威胁西安，迫敌逃离延安，放弃陕北，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局面，西北野战军完全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西府战役中，胡宗南不仅调集了他在西北战场的兵力，还从河南调来了大批兵力，向西北野战军夹击。在此艰险情况下，徐立清临危受命，他和罗元发指挥新4旅于4月27日南下风翔以东三十里铺，抗击增援宝鸡之敌，掩护主力向北转移。与此同时，6纵机关和教导旅5月4日进到长武、镇原一线，顶住陇东之敌马步芳部，掩护西北野战军总部和彭德怀司令员转移、援救兄弟部队突围。这一仗打得十分险恶，6纵二个旅经过三天三夜激战，终使野战军总部机关和彭德怀司令员脱离险境。而徐立清所率的部队，却陷入了敌人的重围。在接到野战军总部命令突围的第二天，徐立清等率部向西峰镇进军途中，又与敌马继援部遭遇，经坚决抗击摆脱马敌之后，当黄昏转移时又被跟迫的敌胡宗南部合围，截断了前进道路。部队在夜间从战场上撒下来时，已是疲惫不堪，建制混乱，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弹药将尽。徐立清临危不乱，他和旅长组织指挥部队顽强坚持战斗，直到胜利完成任务。在西北野战军召开的土桥会议上，彭德杯司令员表扬徐立清临危顾大局、挺身入险境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西府、陇东战役后，徐立清和罗元发率6纵于8月参加黄龙战役，10月又参加合(阳)澄(城)和荔北战役，都取得了重大胜利。随后在合阳、澄城一带进行冬训。

    1949年2月1日，人民解放军实行统一编制，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第6纵队整编为第6军。徐立清同罗元发率第6军出击渭北，解放宫平、大荔等城镇之后，5月20日参加解放西安的战斗。6月，第一野战军以第3、第4、第6军组成第二兵团，徐立清被任命为第二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世泰串第二兵团参加了扶剧战役。7月11日，由礼泉经乾县西渡漆水河，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篷防线之间楔人，迂回到胡宗南部侧后。次日拂晓，第二兵团先后占领青化、益店、罗局镇与眉县车站，断敌退路，阻敌突围，配合担任正面主攻任务的第十八兵团，将敌三个军和一个兵团部压缩在高王寺以南、罗局镇以东、午井以西之渭水河滩，经五小时激战，将敌全歼。同日午夜，第二兵团与第十八兵团会师后，又乘胜西进，第4军克宝鸡，第3军占风翔，扶眉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四万余人。第二兵团乘胜追歼向陇东逃窜之敌，先后占领安口窑、华亭、化平、通渭等地，尔后同第十九兵团一起追击千里，歼敌万余，迫敌马步芳、马鸿逢部败退陇中、宁夏，造成人民解放军各个歼灭敌人的有利态势。

    8月，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第一野战军发动了兰州战役，集中第一、第二和第十九兵团八个军分三路围歼国民党军马步芳部。第一兵团为左路，进军西宁，截断兰州之敌的退路；第二兵团为中路，向兰州城南、城西攻击前进；第十九兵团为右路，向兰州城北、城东攻击前进。8月20日，第一野战军两个兵团兵临兰州城下。25日拂晓发起攻击，第二兵团第4军首先突破敌坚固工事，攻占了沈家岭、狗娃山；第6军攻占了敌南山营盘岭主阵地三营子；在63军攻占马家山的配合下，守敌全线溃退。26日2时，第二兵团第3军攻人兰州西关，抢占黄河铁桥，切断敌军退路，并迅速攻人城内与敌展开激烈巷战，于当日12时肃清城内残敌，兰州解放。随即遵照彭德怀司令员的命令，第二兵团沿兰新公路西进，9月21日与北越祁连山的第一兵团会师于张掖。在西北盘踞了80多年的马家封建世袭统治被彻底摧毁。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反攻作战节节胜利的影响下，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包尔汉，于1949年9月25日、26日分别通电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彭德怀司令员报请中共中央军委批难，命令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率第2军和第6军进驻新疆。在准备进疆的时候，1949年9月徐立清升任第1兵团政委。起义将领陶峙岳等来到酒泉，同王展司令员和徐立清政委共同商讨进疆事宜。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成立时，王展任书记、徐立清任副书记。成立新疆军区时，徐立清兼任军区政治部主任。为争取部队早日进疆，徐立清同王震等乘飞机到达乌台木齐。当时，新疆局面相当复杂，任务十分艰巨。一些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不甘心和平解放新疆，妄图勾结帝国主义势力举行叛乱；长期反动统治所造成的民族隔阂，亟待消除；中共各级组织需要建立、发展s旧的政权机构需要清理，新的政权机构需要建立；生产亟待恢复发展，三区(伊犁、塔城、阿山)建立起来的民族武装，需要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体制进行整编和加强；起义部队要团结、教育、改造。总之，新疆呈现的是“百结待解”“百废待兴”的纷繁局面。

    进军新疆工作的大政方针，都是按照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很快打开了局面。当时关系到全局的一项工作是从进疆部队中抽调干部，到地方去建立人民政权，到民族军、起义部队去进行工作，尤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以及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等等。这项繁重的工作主要由徐立清具体负责。那时，干部的思想觉悟虽然很高，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组织纪律性强，服从命令听指挥，但要他们离开老部队，到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民族习俗和信仰不同的地方去工作时也难免产生一些顾虑。徐立清根据革命工作需要，量才选人。许多干部都是由他亲自谈话做思想工作，帮助解决实际问题，走上新岗位的。他对于部既严格又实事求是。遇到思想一时不通的干部，他耐心开导以诚相待。凡是经他谈过话的干部都反映心情舒畅。由于徐立清精明的组织才能和积极热情的工作，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从第一兵团抽调大批干部的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十分顺利，从而使中共新疆分局的工作也很快地开展起来。

    当时，驻在伊犁的民族军是拥护共产党、欢迎解放军的。但由于他们一直处于边疆，没有受过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对党的民族政策不太了解，因而部队思想比较动荡，加上历史形成的民族隔阂，不少人心存疑虑。1950年4月，徐立清带工作组到伊犁去做民族军的工作。经过徐立清和工作组耐心细致的工作，使民族军许多于部、战士消除了民族隔阂和疑虑，因而很快打开了局面。民族军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的工作也得以顺利进行。赛福鼎和民族军的许多领导干部都一致反映徐立清的工作做得好，部队思想稳定了，第一兵团派去的干部和原民族军的干部密切了关系，增强了团结与合作。

    徐立清在新疆时期，领导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表现出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政治工作领导才能。起义部队的士兵多是贫苦家庭出身，不少人是被抓夫或被拐骗、买卖、抵债来当的兵，又由于他们长期受压迫，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本血泪史。从第一兵团派到起义部队工作的于部，在徐立清领导下，首先发动士兵亿苦，回亿阶级苦、誓报血泪仇。亿苦的“火种”一经点骸，士兵的觉悟很快提高，积压多年的旧仇新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有的士兵甚至想对那些军阀习气严重的军官进行报复。有两个连队的起义军官，以为这是摄进来的解放军干部有意整他们，因而，煽动士兵哗变，形势十分紧迫。徐立清闻讯后，立即赶赴现场，经过深入了解，弄清了前因后果。他采取把士兵和军官分开学习的办法，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然后把士兵对军官的意见转告给军官，做耐心的说服工作。通过从两方面分别做工作，既稳定了军官的情绪，又提高了士兵的觉悟，及时防止了哗变，受到了陶峙岳和起义部队的欢迎。后来，这一士兵和军官分开学习的方法被普遍推广。新疆起义部队顺利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以后，在建设和保卫新疆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三让将军”：毛主席说是“好同志，好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适应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建立统一的干部管理制度，实行统一的干部管理，中共中央军委1950年9月作出决定，成立总干部管理部，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和军、师、团，按级成立干部管理部门。10月，中共中央任命徐立清为军委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在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的领导下，分管全军干部任免和组织调配等工作。

    建国初期，军队干部工作由过去战争年代各解放区分散管理的做法，定向全国全军统一管理，任务十分繁重。军委和大军区、军兵种、院校领导机构需要组建、充实、加强；急需考察了解全军干部的情况，以实现“知人善任”；急需要善抚恤牺牲烈士的家属和致伤致残、年老体弱的干部；急需抽调大批干部转业，支援国家和地方建设；急需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军队正规化建设的要求，建立健全正规、统一的干部服役和干部工作规章制度及其实施办法。徐立清到职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善于用脑，亲自动手。在罗荣桓部长的领导下，他组织机关于部，遵照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拟制贯彻执行办法并组织实施。根据军委总部机构组建的需要，到1954年的四年里徐立清积极参与领导了从全军选调了近三万名军事、政治、后勤和各类技术干部，逐步建立、健全和加强了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后方勤务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同时调配了近20万名干部组建了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铁道兵等军兵种，以及民航局、气象局、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军事工程学院等领导机构，从而使人民解放军由单一的步兵，走向诸军兵种合成的军队，完成了重大的历史转变。干部工作，在这个重大转变中措施得力、成绩显著，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加强军队建设的同时，总干部部向地方输送了80多万名干部。在80万军队干部转业地方的工作中，徐立清提出做好工作，务必使“走者愉快，留者安心”，既支援了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又推动了军队本身的建设。

    1951年，在罗荣桓部长的领导下，徐立清参加领导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干部管理部门工作职责(草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任免暂行办法》《关于评级工作指示》《关于干部保健暂行规定》《关于若干计算军龄问题的规定》《关于处理部队中老弱残疾人员的指示》《关于复员工作的指示》等，卓有成效地统一了干部工作的主要管理制度。从1953年开始，在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的领导下，徐立清领导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1955年2月8日，徐立清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的说明》，会议一致通过后，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了《军官服役条例》。在徐立清精心组织之下，军官服役制度、军衔制度、勋奖章制度和薪金制度得以在全军顺利地实施，从而较好地奠定了军队组织建设制度化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

    徐立清十分重视通过院校培训干部的办法。他坚决贯彻中央军委提出的训练干部是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长期的经常性的中心工作的指导思想。他提出，院校工作一要抓好教员队伍建设和在职干部的选拔配备；二要准确地选调、培训学员和正确地分配学员。建国后头四年，他把通过院校培养干部作为军队干部的主要来源，使军队干部队伍的军政素质及文化素质和专业知识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徐立清有一个突出的长处，就是善于联系干部、了解熟悉干部、识别干部和量才使用于部。他曾一再强调，考核干部是干部工作的基本建设。只有把考核干部工作做好，才能正确地选拔使用于部。他说到做到，身体力行。他不仅同广大干部有着经常性密切的联系，还认真地研究干部档案和深入部队进行面对面的考察，利用一切机会了解熟悉于部。力求准确地攀握主要领导干部的情况，他的家门一直是敞开的，只要找上门来的同志，不论职务高低，熬与不熟，也不论是节假日、白天或晚上，他都热18接待。有一次，有位同志去他家，因他不在家，门卫没让这位同志进门去坐，事后他知道了这件事，专门泥秘书去看望了这位同志，表示了歉意。由于徐立清没有架子，总以谦逊、热情和平等的态度待人，广大干部都愿意接近他，乐意同他谈心、交心。也由于他厉行深入实际和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使他很快攀控了全军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熟悉了军以上领导干部和一些优秀的或有特长的师长、政委，尤其是对老红军和大单位的领导干部了解得更详细，甚至连他们家中发生了什么事都能及时知道。所以，他参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干部部研究干部工作以及向罗荣桓部长汇报时，用不着翻本本，凭记亿就能说出主要领导干部及全军干部的基本情况。由于他熟悉于部的长处和短处，在研究干部任职和配备领导班子时，能提出准确的意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使领导班于搭配得当。

    徐立清非常关心、爱护干部。他总是耐心地从思想上、政治上帮助干部进步，又非常重视解决广大干部的实际问题。他关心工农干部的培养提高，也重视知识分子干部，经常深入了解知识分子干部的问题，检查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热情扶持年轻干部的成长，选拔年轻优秀干部入学培养和出国深造，又特别关怀老干部的安置。他多次讲过，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老干部安置好，在职的要关心离休的，台上的要关心台下的，有权的要关心无权的，没犯错误的要关心犯了错误的。他所到之处，首先看望不在位的老干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他自已有病，却经常把别人的健康挂在心上。他对待犯错误的干部的批评是严肃认真的，同时又是热情诚恳、实事求是的，既指出他们的错误，又不抹杀他们的功绩、优点和长处；既讲原则，又讲团结，反对泥沼两类矛盾和“左”的一套整人的做法。一些犯过错误、接受过徐立清批评和帮助的同志，至今仍对他怀有感激和敬重之情。

    在评定干部级别和为实行军衔、勋奖章、薪金三大制度的工作中，徐立清倾注了心血。人民解放军征战年代没有等级制度，建国后在正规化建设中，建立等级制度势在必行。1951年，干部开始评定级别，为实行军衔制打基础，1953年为实行军衔制做推备；1955年全军实行了军衔制度、奖勋章制度和薪金制度。军队干部定级工作开始后，总干部部由徐立清主抓这项工作，在评级工作中，徐立清严格执行评级条件，要求总干部部的同志：“不管是谁，咱们要按条件办，按规定办，该定什么级就定什么级。不符合条件，要求照顾的，一个也不能办。”作为他本人，建国初期就出任第1兵团政委，又时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按照评级条件他应定正兵团级。但他坚决不要正兵团级，在上报军委的报告上，把自己的名字从正兵团级的位置上圈了出来，并在副兵团的名单中加上自己的名字。他几次找到罗荣桓部长和军委彭德怀副主席表示坚决不要正兵团级，还向总干部部写了报告。后来，彭德怀副主席专门找到徐立清，明确提出不同意他定副兵团级。因此在定级的审批报告上，彭德怀又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虽然，徐立清要求“让级”没有被批准，但他这种高尚的品格一直为后人所称颂。

    1955年我军第一次评定军衔，在总干部部对全军师以上干部，特别对一千多名干部授予将官军衔的工作中，徐立清在罗荣桓的直接领导下亲自动手，自上而下，普遍排队，纵横比较，反复衡量，逐个审查，统一研究，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秘书坐在沙发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放亮，看到他仍在伏案工作。1955年7月，干部授衔授勋评定工作基本完成时，徐立清劳累成疾，心脏病严重，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进行治疗。

    徐立清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工作中总是处处以身作则。他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和待遇。他是全军唯一的一名正兵团级干部自己要求不授上将军衔的人。在评定军衔时，按照中共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他既担任过兵团政委，正兵团级，又现任总干部部副部长，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当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名单中有他时，他即向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以自己主管干部授衔的具体工作和“便于向干部做工作”为理由，请求不要授予他上将军衔。当上面研究没有同意时，他又给毛主席、罗荣桓主任写信，请求不要上将军衔，还以自己主管干部授衔工作和便于向干部作工作为理由，要求低授。最后中央军委接受了他的中将军衔。他这种高尚的情操，在广大干部中传为佳话。毛主席称徐立清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

    他病例之后，对自己占着位置不能工作深感不安，曾向中央军委、彭德怀、罗荣桓元帅写信，请求“让位”，免去他总干部部副部长职务，以便及时任命新人。当他身体刚有好转时，又向上写信，说他身体已难以胜任在总部工作，请求提前退出现投，转业地方，或到省军区任个副职，做点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众工作。他处处为革命工作和军队建设着想。他对家屑、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也很严格。他做了几十年干部工作，从未拘过私情。由于他处处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作出表率，在做别人的工作时，也就有一种无形的说服力。徐立清无私的高尚品德，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在广大干部中深字众望不是偶然的。

    徐立清为部队建设选“好苗”呕心沥血。1950年10月初，徐立清到北京军委总部工作那年刚满40岁，满头浓密乌黑的头发，身材匀称，十分潇洒健康。由于积劳成疾，从1955年下半年起一病五年，头发变白了，身体明显衰弱了，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但徐立清还是不顾自己身体健康，拼命地为革命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