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的父亲、开国中将刘忠逝世十六周年的忌日，仅以此文缅怀他革命的一生！

    我的父亲刘忠一生与四川雅安这座美丽的城市有过三次缘，其中有两次是在他的生前，还有一次是在他去世之后。

    父亲是福建闽西客家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从小受尽了地主恶霸的欺压。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我们老家福建省上杭县，于是父亲参加了农民协会，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从他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红军，到他病逝的74年中，父亲紧紧跟随党中央、毛泽东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解放后又奉命创建军事院校，为人民军队培育高级指挥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我军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父亲第一次与雅安的缘发生在中央红军长征的路上。1934年6月，长征出发前，时任红一军团五团团长兼政委的父亲调任红一军团的侦察科长，他奉命率领着侦察部队一直走在长征队伍的最前面。1935年5月，中央红军被国民党军一路围追堵截，来到大渡河，决定在安顺场和泸定桥强渡大渡河，这是长征中非常重要的一关。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狂妄宣称：共军走了太平天国石达开之路，将红军歼灭于大渡河南岸易如反掌。

    到了安顺场一带，父亲奉命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那里去接受抢渡大渡河的钳制任务。当时，为了顺利渡过大渡河，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红军分成两路行动：右路由一军团第二师五团三营、我父亲率领的二师侦察连、军团便衣侦察队组成，并由军团参谋长左权、二师政委刘亚楼率领。右路部队需先行出发，经西康省（今为四川省雅安地区）越嶲城（今越西）、晒经关，抢占大渡河富林对岸的大树堡。并要在大树堡佯装准备渡河，造成进攻雅安的假象来牵制和调动大渡河北岸上游的防御之敌（刘文辉部），以减轻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安顺场、泸定桥通过大渡河的压力。主力部队为左路，由总参谋长刘伯承、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经冕宁县向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前进，强渡大渡河和泸定桥。

(安顺场红军渡）

    父亲奉命率领侦察部队走在右路纵队的最前面，于1935年5月16日到达了泸沽。通过侦察发现，从泸沽到越嶲，必须经过小相岭的一个险要隘口，而小相岭的路已经被川军挖断了，敌人在隘口拉起了一座吊桥，还有一个排的士兵把守着，根本无法通过。如果绕道，将无法按时完成佯攻钳制任务。5月18日，父亲终于找来当地一位采药老人带路，自己带领便衣侦察队副队长范昌标和10名战士，跟随采药老人翻山钻沟，攀登峭壁，绕到了小相岭隘口敌哨所的附近。当时敌人正在哨棚内打牌，仅有一名哨兵在吊桥边值守。看清敌情后，父亲下令立即行动! 范昌标一马当先指挥两名战士悄然接近守桥的哨兵闪电般冲上去，一把捂住哨兵的口鼻，将他捕捉。与此同时，一班长陈胜忠带队冲进敌哨棚，一边大喊：“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一边冲上去缴了敌人的枪支，然后把这些目瞪口呆的敌兵给俘虏了。接着父亲命令敌排长放下吊桥。左权、刘亚楼随即率右路部队顺利从吊桥上通过。这时，哨棚内的电话铃突然响了。父亲怕暴露我军的行动，没让敌排长接听。电话是越嶲城守敌打来的。守敌是刘文辉的一个营，见哨棚未接电话，估计已被红军占领，立刻惶恐万分，慌忙放弃了越嶲城，向富林镇逃去。

    过了小相岭，右路红军迅速向越嶲城前进，于当日下午2时进占了越嶲城。父亲率便衣侦察队一进城就先到县衙查看，发现越嶲县长和机关人员都逃走了，只有彝务科里还有人。父亲问彝务科科长，你为什么不走？他回答说：“我在管犯人，关在监狱内的都是野人，不能离开。”父亲很奇怪，怎么有野人，就叫他带去看看。彝务科科长让人带父亲来到监牢门口，父亲往里一看，只见牢房里关押着600多个彝民，个个脚踝上都扣着铁脚圈子。这些彝人很多没有穿衣服，仅下体有一块遮羞布；有的背上披着一块布，头上扎着黑布巾。他们的胡子、头发很长，黑暗中只见一双双眼睛又圆又大。彝人们讲的话父亲听不懂，有人翻译说，他们是彝族人，因受国民党政府大汉族压迫，被迫轮流来监狱做质押的。父亲立即回去将此情况报告了左权和刘亚楼。左权说，这些彝族人是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压迫的少数民族，我们一定要解救他们。于是父亲随着左权又来到县衙。左权对被关押的彝民代表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各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工农红军是要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反动政府的。请你们告诉彝族兄弟，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红军今天释放你们，请遵守一条，汉族、彝族的穷人都是阶级兄弟，都是民族兄弟，都是受压迫的劳苦人民。我们要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反动政府！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对压迫你们的大汉族主义。你们看好吗？”彝族代表们满口答应说：“彝族人民坚决拥护这个主张，只要释放我们，一定照办。”下午4时，彝务科打开牢门释放了他们。彝民们的铁脚圈被打开后，他们激动地跑了出来，兴高采烈地跑回了家。

    第二天拂晓，红军通过彝民区时，沿途的彝民夹道热烈欢迎！许多年轻的彝民背着梭镖、大刀跟着部队一同前进，有的还帮红军炊事员挑担子、背铜锅。彝民的头目也随着红军一起走，刚走到甘洛就追上了从越嶲城逃跑的国民党军队。红军立即发起战斗猛追敌人，彝民群众也勇敢地和红军一起追敌，把敌人全歼了。战斗结束后，红军还将缴获敌人的枪，送给了彝民一部分。当即就有彝族同胞自愿参加了红军。

    此后，右路军继续北进前往大树堡。当年从晒经关到大树堡地势很险要，仅有一条路，还要通过一个要隘，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里有一个班的敌人把守。途中，父亲他们突然与富林的敌人派来的便衣队十余人遭遇，幸好侦察部队已经化装成川军未被识破。父亲让从小相岭俘虏来的川军排长和他们讲四川话，敌人以为是自己人就带着父亲的侦察部队向大树堡前进，结果侦察部队一枪未放就夺占了隘口。在大树堡渡口，侦察部队又歼敌一个连，还抢夺到两只渡船，顺利占领了渡口。左权、刘亚楼到了大树堡后，立即察看渡河点，并下令积极收集木材造船，做出要北渡攻取雅安的态势。右路军的佯攻动作做得非常到位，果然把四川军阀刘文辉吓坏了，他慌忙调兵到富林镇防御。这样，安顺场、泸定桥北岸守备的敌人没有再增加兵力且减少了注意力，这为红一团在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和红四团迅速抢占泸定桥创造了有利条件。

    父亲第二次与雅安的缘是在1950年。再次来到雅安时，他已经是西康省军区司令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二军军长。相距仅仅15年，却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次故地重游，父亲想起当年红军长征中被国民党围追堵截的艰难，感慨良多。

    关于这次雅安之行，父亲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1950年1月26日，我和廖志高政委率领六十二军一八五师的五五五团、军直属队一部由广汉、成都出发，经新津、邛崃、名山于2月1日进到雅安——西康省会。继而军直整个机关、一八五师、一八六师、军骑兵团，分别由成都地区出发，均沿川康公路开进，于2月13日，先后到达雅安，接着就解放了芦山、天全、荣经等县，解除了西康省会雅安国民党保安团武装，因为他名为起义，实际上勾结土匪向我军骚扰。3月19日，我一八六师五五六团向康定进军，22日，进占泸定，并控制了泸定桥，俘敌一部。该团当日除留一个营守备泸定桥外，其余继续前进。24日解放了康定。我一八四师与云南兄弟部队配合参加西昌战役。该师于3月12日由温江出发，沿乐西公路疾进，20日进至峨眉山边之金河口与敌三三五师警戒部队接触，将敌击退，23日进占富林镇，24日在当地群众支援下，强渡大渡河，敌不敢应战，望风而逃，该师即跟踪追击。3月27日解放西昌。在西昌战役中，我一八四师共歼敌西南长官公署、六十九军、二十七军、三三五师、冕宁、雅安的联防部队等7000余人，缴获山炮1门，八二迫击炮11门，火箭筒2具、重机枪28挺，长短枪2411支。至此，西康全境宣告解放。我军工作中心转向清剿土匪，镇压叛乱，协同地方工作人员开展建设西康的工作。”

（雅安解放照片）

（刘忠军长率62军通过雅安文辉桥）

    在此期间，父亲又和他长征时的老对手戏剧性地相遇了。在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向成都逼近时，国民党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率部于1949年12月5日宣布起义。国民党二十四军是四川的军阀部队之一，军官全是从刘文辉的亲友、师生、叔侄关系中培植起来 ，是当地的地主封建势力。在我军粉碎蒋介石残部流窜西康的斗争中，刘文辉起了些作用。1950年2月，六十二军大部入西康后，将该起义部队由雅安地区调至川西的大邑一带进行改造溶编。1950年6月24日，起义部队国民党二十四军正式被编入六十二军。

（刘忠军长与起义的原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握手）

    父亲第二次在雅安仅仅停留了几个月。1950年6月中旬，中央军委任命父亲为川西军区司令员，7月上旬，父亲前往成都北教场到职，离开了雅安。虽然这一次父亲仅仅在雅安几个月，但是在工作中重游了长征故地，且率领六十二军胜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解放西康的重要历史使命，他还是感到十分高兴。

    父亲的第三次与雅安的缘，竟然是在他逝世14年后。2015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CCTV6）计划拍摄一部关于父亲的影片，找到我们商量。我们觉得父亲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可以采用，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经过商讨，我们最后决定拍摄他长征时期的故事。父亲逝世时，由军委认定的生平对于他在长征阶段的情况是这样评价的：“刘忠同志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前夕他被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出色完成了长征出发的侦察任务。长征中，他率领军团侦察部队深入敌战区，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探寻前进道路，及时、准确地获取有关情报，引导和保障中央红军突破敌四道封锁线，抢渡乌江，巧取遵义，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通过大草地，突破腊子口，攻夺吴起镇等，受到党中央和红一军团领导的称赞，被誉为长征‘尖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