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泽民，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为革命奋斗了八十多年。他和许许多多革命志士一样，无论何时何地，“跟着共产党打天下”是他永不动摇的信仰。
    2014年11月5日凌晨，父亲因心脏病抢救无效溘然长逝，享年98岁。今天，我们将根据父亲生前口述记录整理的文稿，撷取部分内容，以飨读者，以示纪念。
    ——作者

    在延安学习、工作的日子

    王泽民，河南省叶县龙泉镇人，1916年2月18日生。

    1933年2月，王泽民投身革命。同年冬至1935年夏，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参与组织“冬青读书会”、发动三次学潮，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1936年春，王泽民经党组织介绍在漯河《警钟日报》主编该报文艺副刊《野原》，以“野虹”、“秋枫”笔名发表进步诗歌、散文及小说。

    1936年12月，王泽民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春，调任河南省泌阳县鄂豫边区红军游击区负责编辑省委机关报《拂晓报》。

    1937年11月初，王泽民调回叶县组织成立“叶县抗战工作团”，编辑出版《叶县抗战青年》报。1938年3月，任中共河南省叶县县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6月，任中共叶县县委书记。

    1939年，叶县党组织进入发展、巩固阶段。4月，按照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决定除必要发展的党员外，全县党的工作重点是教育党员，整顿组织。5月，省委秘书长危拱之带领“孩子剧团”来到舞阳县开展活动。那天，王泽民接到危拱之要听取汇报的通知。于是，他和一直住在他家的东北吉林流亡学生、县委副书记杨战韬从叶县按时赶了去。危拱之听完汇报后，向他俩谈起了如何隐蔽、如何坚持长期开展斗争等问题，并作了具体布置。临走时，危拱之还特别嘱咐王泽民：“为了工作，你要学会隐蔽，在穿着和表现上要像个阔少爷，不会打麻将也要学会打，要和那些官僚士绅们周旋。”

    9月，中共豫中特别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张维贞（12月任豫中地委书记），在舞阳县城内主持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会议，传达省委对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意见，着重讨论了日军向豫中、豫南侵犯后的形势和各县顽固派的动向等。王泽民参加了会议。会后，他们做好了与日军长期打游击战的准备，并明确分工：王泽民主抓武装、统战、两个工委及旧县小学支部的工作，杨战韬集中精力抓各区委党的建设。

    11月11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制造了“确山（竹沟）惨案”。由于他们提前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这次事件对叶县党组织的影响较小。

    1940年4月，张维贞赴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河南省委工作。7月，他回到河南传达贯彻中央对开展地下党工作的指示，“审查干部，隐蔽精干”。9月，王泽民按照上级指示停止了叶县党组织的发展工作，撤退干部；整顿组织，对不可靠的党员进行审查处理；安排有掩蔽能力的党员进行长期潜伏，以待听候组织通知行事。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王泽民和县委的其他成员推选了党性坚强、在困难中不动摇、有工作能力和群众基础的干部组成了下一届县委。10月，成立了以刘德祺、万廷选为首的叶县新县委。几十年后，王泽民曾感慨地说：“在我任县委书记期间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主要是与豫中地委书记张维贞（后任省委书记）的亲切关怀和帮助分不开的。”

    11月初，在河南省委的安排下，王泽民与杨战韬调离了叶县。11月7日，他俩带着张维贞的亲笔介绍信和联络暗号，化妆来到了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说来也巧，到达的当天恰逢苏联十月革命节。这天晚上，他们参加了办事处举办的纪念活动。两天后，王泽民、杨战韬见到了省委书记、洛阳办事处主任刘子久和省委宣传部部长郭晓棠。按照组织决定，王泽民将前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然后转道赴延安。杨战韬则继续留在河南开展工作。几天后，王泽民化名“王光华”，作为八路军总部文书，换上军装，随同八路军的10多位同志一道前往西安。在和杨战韬分别时，王泽民将随身携带的一支钢笔，送给他留作纪念。

    11月中旬，王泽民来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住在7号院，等待去延安的通知。

    当时，7号院里聚集了许多准备去延安的人。12月，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到西安与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进行谈判。这期间，王泽民有幸聆听了董老作的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十几天后，他同袁宝华等20多人乘坐一辆卡车，跟随董必武的轿车一同向延安进发。进入延安地界后，王泽民等人开始步行。途中，袁宝华不知从哪儿弄到一张边区钞票，兴冲冲地拿给王泽民看，感慨地说：“不简单哪，不简单，这是咱们自己印制的钞票呀！”

    1940年12月底，王泽民一行抵达延安，住进了中共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根据组织上的规定，他们能否进到中央党校，是要经过中组部审查和批准的。那时，中央组织部部长是陈云，干部科科长是王鹤寿。

    1941年1月，王泽民在延安首先接受了中央组织部的审查，然后来到中央党校学习。之后，又经党校有关部门再次审查后，被分配到该校第45班专门学习马列主义基本著作。与他同行的袁宝华、赵建心、苗宝泰等人均在45班学习。王泽民和赵建心被安排住在一个窖洞，旁边便是中组部的窑洞。第45班也称为第45支（部），因为那时党校党委还没有建立，全校各班党组织都是在总支（部）领导下开展活动的。总支书记是梁湘（改革开放后任深圳特区第一任书记），支部书记是黄杰（徐向前夫人）。当时，党校共有学员1000多名。校长是邓发，教育长是刘芝明，党建教研室主任是刘晋。一天，王泽民遇见了刘晋，两人相见非常亲热。原来，刘晋曾在王泽民的家乡河南省叶县龙泉镇小学任过教。王泽民在该校就读时，有一首《小孩与麻雀》的歌曲，就是刘晋教他唱的。

    延安整风运动普遍开展之前，有一个充分准备阶段。期间，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多篇重要著作。自1941年起，党中央陆续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调查研究的决定、改造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决定、改造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及高级学习组决定。这年5月19日，毛泽东又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此后，王泽民被调到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任研究员，主要是学习、研究中国政治现状和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等问题。

    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开学。毛泽东在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规定了整风运动的任务、目的、方法和指导思想。就这样，一场以中央党校为重点展开的全党著名的整风运动，拉开了序幕。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停止了党校过去规定的课程。军事学院的高级班，合并到了中央党校。延安各机关、各学校的高级干部（包括参加高级班学习组的干部），均参加党校学习。为了领导好整风运动，中央党校进行了改组。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彭真任副校长，负责领导党校的整风学习。整风期间，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等都分别到党校作了报告。王泽民参加了这次整风运动。

    改组后的中央党校，不仅成为我党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政策方面的一个重要基地，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独立工作能力的高级干部，而且在对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和贯彻文艺创作的“推陈出新”方针方面，也发挥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央党校开学时只有一个部（后为党校一部），学员都是地委、旅级以上干部和准备参加“七大”的代表。黄火青为一部主任（后改任秘书长），刘芝明为副主任（后改为副教务主任）。一部还分设正科和预科。经过入学考试，凡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干部都被编入预科学习文化。预科有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等几个支部。为了加强文化学习的领导，1942年秋在中央党校领导下成立了文化教育委员会。经毛泽东、任弼时、彭真批准，姚仲明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泽民和许诺、贺愚农、杨锐、彭三、王渊等十几个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年轻干部，被分配到各个支部担任文化教员，讲授国文、算术、地理和历史等科目。当时，在那里学习文化的有曾传六、韩东山、贺炳炎、黄新远、刘俊秀、芦绍武，还有河南的王老汉、陕北的崔田夫和东北的李延禄等300余人。王泽民一到任，副主任刘芝明就找到他，让他编写语文课本及世界史。

    当时党校图书馆的藏书、资料不多，王泽民便向校长邓发作了汇报。邓发性格开朗，人也很诙谐，每次见到王泽民总爱开玩笑地称呼他“王三点”，而不叫名字。王泽民在讲课时有个习惯，开口几句话就是什么“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久而久之，大家都传开来称他“王三点”了。邓发听了王泽民的汇报后，马上表态说：“好，好，王三点你不用急，我来解决。”邓发写了封信，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准，这样王泽民便可以直接到毛泽东图书资料组那里去借阅书籍和查找资料了。王泽民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大量世界名著以及《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古籍。

    为了抓紧时间多学习，他们这些教员很少参加党校组织的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彭真得知了这一情况。一天吃完晚饭，学校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学员和工作人员大会。彭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中央调你们到党校来，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你们如饥似渴地读书、读马列著作，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只是为了读书而不注意参加文化体育活动，把身体搞垮了怎么办？学了一肚子的马列主义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和自己一起装到棺材里去了！”彭真要求大家一定要在课余时间参加文娱、体育活动，他说：“花钱买棺材，不如花钱吃药；花钱吃药，不如花钱搞点文体活动。”这次会后，在党校领导的关怀、督促下，全校师生加强了身体锻炼，为迎接整风后全面、系统地开展文化课程作好了准备。

    1943年初，王泽民调到了中央研究院工作（前身是中央马列学院，原院长为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随着前方干部陆续被调回延安，参加学习的人数日益增多。针对这一情况，5月4日中央决定扩大党校范围，将原有部分组建成党校一部；在延安大学遗址建立了党校二部；王泽民所在的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党校合并成为党校三部，部主任是郭述申；在军事学院、民族学院遗址大砭沟建立了党校四部；陕甘宁边区党校改编为五部；后又从五部抽调部分干部、教员，在延安南郊建立了六部。这样，来自四面八方需要学习文化的工农干部，加上原来在党校一部学习文化的学员，全部集中到了党校四部。为此，党校文教委员会也改由齐燕铭负责。那时，来三部学习的学员大部分是从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有许多是当时就很有名望的文学家及文化工作干部，如丁玲、艾青、肖军、塞克、刘白羽、杨朔、于黑丁、马加、吴伯箫、周而复、白朗、方纪等，加之三部原有的不少文艺工作者如欧阳山、草明、刘雪苇、郭小川、陈波儿、蔡天心、江帆和毛泽东的秘书张如心等，还有一批知名的社会科学家、学者及来自老区、白区乃至海外从事新闻、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正因为有着诸多文学家和学者，当时的三部被众人称之为党的“文化人学府”。在这里，王泽民与他们共同学习、探讨、研究，相处了整整一年，使自己不断地得到提高，逐渐成长为中央党校的文化教育骨干。

    1944年1月，各方学员大量涌入党校四部，原有的文化教员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校方下决心从高级知识分子汇集的三部和鲁迅艺术学院抽调一批工作人员补充到四部。王泽民被调到了四部做文化教育工作，同时负责聘请、安排教员食宿等。四部学员级别，基本与一部相同。刚成立时，主任是张启龙，后来由张邦英接替，程世才为副主任。组教科长是徐立清，不久由廖汉生接替，以后是杨尚奎。王泽民的直接领导人是姚仲明。姚在四部担任文教主任兼秘书科长。

    在党校整风的过程中，参加整风人员精读了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联系实际，进行了自我检查；学习了党的历史，并认真讨论了各个时期党的路线。当整风的紧张阶段过去，进入学习路线和政策的时期时，党校领导为体现大家的愿望，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有组织地开展了文娱活动，很快党校活跃起来了，整个延安地区热闹起来了。党校一部、三部和归党校领导的平剧院，经常锣鼓喧天地跳秧歌舞，排练各种新节目。鲁迅艺术学院和陕甘宁边区的其他文艺单位，也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文艺活动。整个延安在整风后期，出现了充满革命朝气的红火局面。王泽民积极地参加了这些活动。

    多年后，王泽民还清晰地记得党校一部、三部在排演杨绍萱编写的《逼上梁山》时，教务副主任刘芝明亲自主持，由齐燕铭等对剧本进行加工。《逼上梁山》正式演出后，振奋了观众，也轰动了延安。1月9日，毛泽东看了演出后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了一封信，高度评价他们的演出为“旧剧开了新生面”，“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在毛泽东的鼓励和关怀下，党校的平剧院又编排了大型京剧《三打祝家庄》。三部还演出了《牛永贵负伤》、《一朵红花》，受到了群众的热情赞扬。在那段时期里，党校的干部们高兴地看到了鲁艺编排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大型歌剧《白毛女》，陕甘宁边区秦腔剧团编排的《血泪仇》等剧目。新内容、新观点的文艺作品有如雨后春笋，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