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牢狱中的斗争

    王泽民被俘时没有暴露身份，只是说他们是因病回老家的解放军掉队人员，并说自己名叫王德明。而指导员程海波则改名为何子良。   

    3月间，国民党军派人将王泽民和新四军其他被俘人员（多为士兵）一起经山阳、商州押往西安战俘集中营士兵队第十一队，住在西安南面木塔寺的小村庄。

    王泽民的爱人杨空丽，在他被俘前一个月，在湖北省泗浃口一户群众家中生小孩刚刚7天，就被国民党军抓住，押往湖北老河口集中营。那时，杨空丽还不满21岁。她虽然年轻，但已是一名政治思想成熟的共产党员和新四军战士。她意志坚强，面对险境，忍痛割爱，果断地将孩子寄养在群众家中，巧妙地与国民党军周旋，一直没有暴露身份。在难友们的帮助下，不久被家人保释。三年后，几经磨难在群众家中长大的王泽民、杨空丽的长子王红喜，刚刚被组织寻找到接回其父母身边，便突发疾病，永远地离开了王泽民夫妇。

    王泽民进入的战俘集中营为“西安爱国青年训练总队”，简称“青训总队”，原为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关押、处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西安集中营”。集中营总队长叫李若海，下设被俘干部和士兵队，关押的多为新四军五师在中原突围中掉队的伤病员，其中也有陕北等地区我军的被俘人员。

    “青训总队”各队分别住在西安南郊大雁塔、小雁塔、木塔寺和韦曲镇一带的农村。“青训总队”对被俘干部设有特一队和特二队。特一队关押县、团级以上干部，特二队关押营及营以下干部。被俘的女同志被编在女生区队，被俘士兵则编入士兵队。士兵队有近30个队。当时，正在流行伤寒和回归热病，被俘人员中因病死亡的人很多。他们每天除了被提审问话外，就是做苦力、劳动、挖野菜、埋死人。

    这年4月，“青训总队”强迫被俘人员参加“反毛泽东大同盟”，让他们发表反共言论、写自首书等。按照“青训总队”的规定，特一队和特二队的被俘人员要发表反共文章，填写反共“自白书”和参加反共讨论会等等，并在“青训总队”内部刊物和西安报纸上发表，凡是拒绝参加这些反共活动的都要受到严刑拷打，关押到禁闭室及地牢里。对被俘的师、地级人员关押、审讯一段时间后，还要押送到南京去。对此，王泽民严词拒绝，坚决反对。当时，“青训总队”还没有弄清王泽民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个文化人。由于病情不断加重，一天，王泽民被几个人连拖带拽地押送到医务所的破庙里。

    就在这时，原红四方面军一个叫王立亭的人（解放后被我军处决）自首叛变，出卖了王泽民，说他是“共军县长”。大约在6月间，王泽民被关押到了特一队。特一队设在一所大院子里，戒备森严，气氛恐怖。然而，在这里王泽民遇到了因坚决抵制、拒绝参加反共活动，而受到严刑拷打的刘伟光（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和罗平（大学生、中共党员）。王泽民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与刘伟光相互问候、相互鼓励。这一情景，给王泽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出乎意料的是，这竟是他们俩人相见的最后一面。不久，刘伟光就被押送至南京；罗平则被关进“青训总队”特务连所在地——杜公祠禁闭室。王泽民后来才得知，刘伟光在南京关押期间，仍坚决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就在南京解放前夕，惨遭杀害，壮烈牺牲。王泽民生前曾多次向子女们提及此事，他说：“刘伟光是一位令人永远敬佩的革命志士！”

    7月，由于不屈服“青训总队”施加的各种压力与折磨，坚持反对国民党狱中的政治摧残和非人待遇，尤其是拒绝参加“反毛泽东大同盟”，王泽民受到了重刑。一天，当他严厉指责国民党反动派一系列的罪行时，“青训总队”的打手们把所有被俘人员集中到一起，当众将他按倒在地严刑拷打，打完后又把他捆梆在一棵大树上。浑身是血的王泽民在昏死了两三个小时后，终被松了绑。而此时，被俘人员姜子明（新四军五师作战科科长）、程海波等人乘看守不备，想法子弄来了一些白酒和黄裱纸，把沾上酒的黄裱纸贴在王的伤口上，并安慰道：“这样可以防止化脓，让伤口恢复得快一点儿。”受刑后的十多天里，王泽民连上厕所都非常困难，全是靠这些战友们的照顾和帮助。后来他说：“多亏了这些好同志的帮助啊！我终于挺过来啦！”

    8月，“青训总队”队部和特一队、特二队一起搬到了韦曲镇一所大院子里。在这个院子里有一座大礼堂，“青训总队”每周都要集中所有被俘人员，在这里参加他们组织的反共报告会。王泽民坚决反对，拒不参加。

    9月，经王泽民同意，被俘人员、中共党员周国印（建国后曾为湖北省汉口市公路局干部）等同志组织了暴动。不料，被“青训总队”发现而失败了。紧接着的一天下午，训导组长孔宪文召集手下多人，亲自提审王泽民。王当众愤怒地批驳了孔宪文的反共言论，并同他辩论了一个多小时。那天晚上，孔宪文手下的打手不由分说剥去王泽民身上的衣服，蒙住他的双眼，并紧紧地捆绑着边拖边拽地往外走。        

    黑暗中，王泽民凭着直觉判定他们走过了许多块庄稼地。之后，打手们开始挖地、刨坑，对王进行了假活埋、假枪毙。总之，威吓王泽民加入反毛泽东同盟会。那时，王泽民已将生死度之置外。最终，孔宪文他们一无所获。至9月底，王泽民又被押到杜公祠特务连禁闭室，与被俘人员相隔绝，借此给狱中被俘干部们造成王已被活埋处死的假象。其间，王泽民同“青训总队”的反动教官及一些所谓“文化人”进行了多次激烈的辩论。

    1948年春节临近时，被俘干部张克祥等人通过各种渠道得知王泽民尚存人世，便发动被俘干部们募捐衣物对他进行慰问，以此来揭穿“青训总队”摧残共产党被俘人员的罪行。那天晚上，张克祥等十多个同志也被押入了禁闭室。王泽民利用这一机会，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与张克祥、罗平等人取得联系，在禁闭室秘密组建起地下党支部，以领导狱中斗争。王泽民清楚地记得，这些同志的名字分别是：刘维华、李铎、李斌、金长业、刘振和杨森。

    1948年4月，“青训总队”派专人把王泽民和张克祥、罗平等十多个人，转押到了韦曲以南荒山野岭上慈佑庙的一间地牢中。这是一个惨绝人寰的地方！这里戒备森严，而且深入地下，阴气袭人，寒冷潮湿，见不到一点阳光。王泽民他们在这里受尽了饥饿、寒冷和病痛的折磨。他回忆说：“在地牢中最难熬的就是挨饿！一天两餐饭，每餐只有二三勺无盐无油的稀面汤。我有时被罚，只能吃到半份饭。那时，七八天才解一次大便，胃肠疼痛难忍。由于缺乏营养，又见不到阳光，我的双腿开始溃烂。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用自己解的小便来冲洗创面，以减轻痛苦。”面对这样的困境，这十几名新四军被俘人员，没有一个向敌人屈服、自首的。多年后，王泽民才弄清楚，那时他们之所以没有被国民党立即处死，是由于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的设法保护。“青训总队”特务连副连长和一位负责看管他们的班长，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的一位人事科科长许建忠（建国后曾在湖北汉中地区任中级法院院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

    这年年底，“青训总部”把王泽民和关押在地牢中的人员一起押往西安“特种刑事法庭”，准备进行判处。抵达西安后，王泽民一行被关押在西安第一监狱看守所。

    “直到这时，我才见到了各种在押犯人，听到了解放军在各方取得的胜利消息。”王泽民回忆说。“当时，有一位名叫王忠的西安中共地下党员也关押在那里。他受西安党组织指派，与我单线联系（其他被俘人员都不知道）。当我俩接上关系后，通过他再和西安党组织进行联络。王忠的爱人也是中共党员，每天3次来给他送饭。他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向狱外党组织汇报情况。一次放风，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提出，想看看有关当前形势发展的文章。经他请示，第三天组织上就有了答复，同意我的要求。”当时，王忠还特别转告王泽民：“要随时做好被释放的准备，不要离开其他被俘同志，以免被敌人杀害。一旦出狱后，一定要集体行动到陕南去找部队。”也就不到几天的时间，“特种刑事法庭”就传旨提审王泽民等人，说是要释放他们。

    1949年1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面对这一形势，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引退”。1月22日，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上台，与共产党进行谈判，并宣布释放所有在押政治犯。之后，按照国共和谈的要求，“特种刑事法庭”被撤消，并分批释放被俘的共产党的干部。2月，王泽民等被俘人员被释放。那天，全身伤痛未愈的王泽民行走十分吃力。为了安全，他只好被人搀扶着向陕南方向行进。不久，他们进入秦岭山中。没有吃喝，没有衣穿，在寒风瑟瑟的冬季，他们靠着“一定要找到部队，找到党的上级组织”的坚定信念，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在郧西县泗峡口找到了部队。当部队得知王泽民等人的下落后，立即派人把他们护送到了湖北郧阳县陕南军区所在地。

    到了陕南军区所在地，王泽民见到了军区负责人汪锋和副司令员陈先瑞等领导人。王泽民与陈先瑞的久别重逢，令两人分外激动。几年前的交往，一一闪现在王泽民的脑海中。

    王泽民的父亲王谟堂1929年投靠冯玉祥的部队，任混成旅长，并随其参加了直奉战争。之后，国民党各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蒋冯阎战争后，冯玉祥战败，由于厌恶蒋介石，王谟堂自带着几百支枪和一队人马，返回了老家叶县龙泉镇居住。抗日战争爆发后，王谟堂利用自己手中的武器和人员，积极组织地方抗敌自卫联防武装，毫不犹豫地掩护、接待共产党的领导人及其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如杨战韬（建国后曾任黑龙江省副省长）、陈先瑞等人。王谟堂常对家里人说：“凡是共产党的人来到家里，都要以最高规格招待，让他们吃好、住好，不要有啥顾虑。”

    就在王泽民离开延安，奉命到河南人民抗日军第三支队、第三地委陈先瑞部担任组织部长期间，为了工作的需要，陈先瑞多次来到王泽民家，见到其父。当陈先瑞了解到王谟堂的情况后，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报请有关部门批准，与王泽民一起回到家中，向王谟堂颁发了委任状，请他出任当地专员，团结起来一同抗日。王谟堂对此非常感动。不久，王谟堂得知陈先瑞欲率部离开叶县执行新的任务时，他向陈部捐献了近500余支枪，同时，还动员了一批群众积极参加到陈的部队中去抗日。就这样，王泽民与陈先瑞之间也就结下了这份不解的情缘。

    汪锋和陈先瑞等人，一再劝王泽民留在军区工作。但根据当时中央有关“凡是县团级以上被俘的干部，必须由中共中央局审查做出结论才能恢复工作”的规定，王泽民等人又辗转来到河南省开封中原局所在地。中原局即送他们到开封以南的朱仙镇，参加由公安部、组织部在那里组建的教导队，边学习、边接受审查。很快，湖北省汉口市解放了，教导队迁移到汉口市。王泽民继续在那里学习，接受组织上的审查。

    1949年冬，经过华中局（中南局）组织部、社会部（公安部）的严格审查，王泽民恢复了党籍。令人高兴的是，就在这时他与已恢复党籍的妻子杨空丽团聚。后来，他们一同到了湖北省委工作。

    “战争年代，我始终坚定革命信仰，无论历经怎样的坎坷、磨难和险阻，都不会放弃！”正是有着这样坚定不移的信念，王泽民最终回到了党的怀抱，开始投入到新中国建设的大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