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北麓的皖西境内有一处历史名镇叫金家寨,金家寨镇起兴于唐朝末年,史料中亦有明确记载,但其名不详。到北宋后期,始名为“金钗镇”,相传宋廷派杨门女将杨乃红率兵征讨叛军柴茂(后周柴荣的侄孙),宋军在盘婆岭打败叛军,柴茂率残部败退至张弓山下,征讨大军先锋官杨金花马踏狮子岭,腰斩柴茂于马下。当时狂风骤起,杨金花云鬓飘散,金钗堕地,故而有人戏称“金钗镇”因女人而得名。
据地方志记载,至明末清初“金钗镇”才被改称为“金家寨镇”。金家寨位于安徽与河南两省交界之地,街西立有六安、商城、固始三县界碑,古有‘鸡鸣听两省,狗咬闻三县’之说。
这个皖西边陲的小镇,周围山高岭峻,依山傍水,关寨环列,历史上一直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到了民国时期金家寨镇隶属于安徽省六安县的六区,为区公所所在地。
在金寨县(1932年设县,始名立煌县,1947年改名金寨县)区域内有两条主要河流,史河、淠河皆发源于此,横贯皖西、豫南,流入淮河。金家寨镇在史河上游张弓山下,以狮子岭头为界,分上、下码头两个街区,约有五千多人口。
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喻幼华,号淑连,就出生于金家寨镇附近的张家畈村。其父喻康候是位前清秀才,满腹经纶,德高望重。乡间大户人家设私塾,竞相高酬请聘。
喻幼华身为长女,从小就能帮衬妈妈料理家务,年岁稍长后,从养蚕纺纱,到引线置服,女红的活计是样样精通。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其父虽然思想较为开明,但也不愿让幼华随班就读。她多么渴望能象男孩子那样到学堂上读书啊!
虽未能入学堂读书,但她聪明好学,闲暇时也会跑到父亲的塾堂边悄悄地依窗而立,一呆就是半晌。在生活中遇到不认识的字,爱向父亲和他人请教。父亲十分疼爱这个爱学好问的女儿。喻幼华出落成少女之时,这位乡下丫头也算是粗通文墨了。
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17岁的喻幼华嫁给本地人金家寨镇下码头的陈聘之为妻。
陈聘之祖籍原是安徽省泾县云岭村人,在清朝时,因洪水泛滥,其祖上陈世学带着夫人吕氏到金家寨投亲。因吕氏的哥哥在金家寨开了个小染房,生活还过得去,他们便在哥哥的帮助下,暂时在金家寨安顿下来。一年后,陈世学听说云岭村灾情过后生产得到恢复,便不顾病体领着家人想返回故里。生活的奔波使得他在返途中一病不起,病死途中。吕氏埋葬了丈夫后,只得又带着孩子们返回金家寨,从此就在金家寨繁衍生息起来。
陈聘之的祖父陈应义,生有两个儿子,小儿子陈亨锡,号毓亭,也是一位私塾先生,擅长书法,精于裱糊,算得上是一位乡村才子。但他没有田产,仅以教书为生,根本无法满足家人的生活。所以,陈亨锡曾与几家亲友合伙开过一个小香铺,以此来补充生活开销的不足。后娶妻曾氏,河坪丁家堡人,生有五男三女,其老大就是陈聘之。
喻幼华嫁给陈聘之后孝敬公婆,和睦妯娌,友善乡邻,勤于稼穑,远近有口皆碑。她个头矮小、自幼患青光眼,天生的视力较弱,喻幼华虽没有像样读过书,但是对自己的子女教育问题却十分重视。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喻幼华生下长女陈先民,此女一直体弱多病,20岁时因病早逝。
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5月23日,喻幼华生下长子陈绍禹。此子自幼聪颖活泼,勤奋上进,品学出众。6岁进入私垫读书;8岁就能跪在板凳上给人写春联;9岁就开始写诗;12岁便为曾祖母撰写祭文,被人们称作“神童”。
1919年夏,15岁的陈绍禹进入与邻近的河南省固始县陈淋子镇志成小学读书。后来,他陆续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国立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在读书期间,他成为新思路、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开始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后经湖北党组织选派,陈绍禹于1925年10月远离故土,踏上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旅途,从而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王明。
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喻幼华生下次女陈觉民。1927秋,陈觉民在母亲办的女子学校教书时,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书刊。积极参加学生组织的戏剧演出活动,办妇女速成训练班,编写贫民识字课本、工余识字课本等。大革命时期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根据地期间,担任过商城县委组织部秘书、文化教育委员,参加编辑《红光半月刊》。抗战期间,陈觉民随丈夫汪惠生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在新疆教育厅教材编辑处工作。
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她又生下三女陈映民。然而,此女出生仅七天,由于家境贫寒,喻幼华只得忍痛将她抱给了吕家湾的贫农吕能江家,做了童养媳。就这样,陈映民从小在吕家长大,15岁时与吕家的长子吕绍文完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辟以后,一无所有的吕家兄弟成了革命的积极参加者,陈映民也参加到革命斗争的队伍中来。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陈映民一生的命运和他哥哥陈绍禹(王明)关系最为密切。
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喻幼华生下次子陈绍炜。陈绍炜在六安读完初中,回到金家寨教书,以后主要从事教书等文化教育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去了延安。 这是一个革命家庭的影响下,喻幼华全家都陆续走上了推翻旧世界,建设新国家的革命道路,并为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作出一番贡献。
把视角转回到 1924年的那个夏天,喻幼华长子陈绍禹(王明)在金家寨联络外地学习回乡度假的学子们,成立了“豫皖青年学会”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探讨和研究救国之途。
儿子的进步思想和行为深深地影响着这位不平凡的母亲。也就在这一年骄阳似火的七月,喻幼华强烈建议丈夫陈聘之办个女子学校,专门招收那些读书无门的女孩子,这在当时的金家寨成为一件破天荒的大事,虽然,民国成立十二年了,但是封闭的山乡,人们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过去,没有几个人想到让女娃读书,新式的洋学堂招收的都是家境较好的男孩子,还没有招女孩子入学的先例。别说男女混杂着在一个班上读书,就是一个学校里读书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即便是有钱人家也没有谁想到要把自家的女娃送到洋学堂读书。
“今天的女娃就是未来的母亲呀!”这是喻幼华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她的心里,依然残存着当年自己身为女孩不能像男孩子那样入私塾读书的遗憾!
在武汉商科大学读书的王明告诉母亲,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有专门提供女娃读书的女子学校,女孩子也可以像男孩子一样堂堂正正地入洋学堂读书,这番话勾起这位倔强女性的雄心。
在新思想的影响下,在儿子绍禹和女儿觉民的极力支持下,在丈夫陈聘之依随妻子想法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默许下,喻幼华这位体型瘦弱,身高不足1.5米的小脚女人,从旧世界中蹒跚而来,顶着旧思想、旧势力的压力,在这处封闭落后的山乡,开启了一场“开天辟地”的创举。
办学校首先要有校舍,家里住的不宽敞,做学校肯定是不行。喻幼华将目光盯上了陈氏祠堂,当她向丈夫说出自己想法时,为人纯朴近乎老实巴交的陈聘之吓了一跳,这怎么能行呢?按过去传统的说法,女子是不能跨进家族祠堂门半步的,现在虽然是民国了,但是拿家族祠堂办女子学堂,这事情陈家老老少少上百口能答应吗?外族姓的人不笑话吗?在那个年代,丈夫的顾虑不无道理,但这件事喻幼华是吃了秤砣铁了心。
儿子王明和他组织的“豫皖青年学会”八十多名会员给予这位伟大母亲最强有力的支持!
他们纷纷从家里找来各色桌凳,布置教室。集体捐款和开展募捐活动筹集购买教学用具和课本的款项。在清理祠堂改建教室期间,昼夜轮流值班守护,在陈氏家族部分成员围攻并试图捣毁女子学校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构筑人体盾牌。
王明更是把家族围攻,乡民围观,变成自己开启民智的绝佳课堂。他立身高处,慷慨陈词:从帝国主义的侵略讲到封建思想的奴役;从社会的黑暗讲到中国女性的悲苦命运。这位昔日的“神童”,如今闻名遐迩的才子一番话打动绝大部分家族成员,反对力量少了,反对的声音小了。
王明和他的“豫皖青年学会”会员们各自纷纷做自己家族长辈思想工作,让自己的姐妹成为女子学校的首批学生。
就这样,秋季开学,招收了三十名女学生,开设国文、算数、地理、历史、美术、体操等课程。喻幼华亲自担任女子学校校长,性格温良的丈夫陈聘之为主任教员。返乡学生黄启仁、张育才、女儿陈觉民、小儿子陈绍炜等都在该校任教。开国大校,罗荣桓元帅的夫人,北京“十一”学校的创办者,首任校长林月琴,就曽在这所女子学校读过书,她晚年经常和老家来的人提及这位传奇的女校长。
那时,女子读书是叛逆,妇女出任校长更是“大逆不道”,陈聘之的四弟陈云溪就是一位封建卫道士,他就反对哥、嫂办女子学校,更是认为嫂子出任校长让家门蒙羞,多次到学校门口无理取闹,并扬言要进行破坏。此时,王明和他的好友们已纷纷返城读书了。于是,喻幼华就整日拄着拐棍在校门前守卫,致使他不敢来捣乱。王明继承了母亲矮个子的血统,也受其母的教诲,终生勤奋好学。他母亲创办女子学校并担任校长,当时光转过14个春秋,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安排,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也在革命圣地延安兼任了中国女子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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