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慈善、和蔼可亲、温文尔雅，这便是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宜。她言语不多，轻声细语。只是从她炯炯有神的眼晴和浓黑的眉毛里，人们能隐约看出她与周恩来有些神似。

    周秉宜自小就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中南海西花厅生活，前后近20年。今年74岁的她，一直低调地工作生活，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默默地成为一名周恩来所期望的自食其力、平平凡凡的劳动者。退休以后，她潜心研究周恩来的家世。

    从小生活在西花厅 总理十分喜欢她

    周秉宜是1949年来到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的。当时，她和姐姐周秉德、哥哥周秉钧一起来到中南海。那一年周秉宜才4岁。小时候的周秉宜，长得白嫩可爱，周恩来和邓颖超亲切地喊她“咪咪”。

    从4岁开始，周秉宜就记得，伯父伯母嘱咐自己要做一个普通人，不能有一点“特殊化”。

    上学以后，周秉宜就成了住校生。周末才能回到伯父伯母身边。周末的时候，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谁有空谁就骑着自行车到幼儿园去接孩子。叔叔们来到学校门口，喊辆三轮车，让孩子们坐车回家。三轮车的车费，当然是总理出的。

    “那时候，伯父和伯母都有小汽车，但不允许用来接孩子。因为小汽车是国家的，是伯父伯母用来工作的，不能私用。”周秉宜说，这个道理她从小就明白。

    周秉宜读小学三年级时，国家实行工薪制。伯父伯母马上让周秉宜和其兄妹交伙食费，不能吃公家的。“那时，我们家的费用是总理负担，我们二娘的费用，由伯母负担。各种支出十分严格，不许占公家一丝一毫便宜。”周秉宜说。

    到八一学校上小学后，周秉宜和哥哥弟弟们就再没叔叔接送了，都是自己坐公交车回家。“从小伯父伯母就要求我们和普通的学生一样，做一个自己能照顾自己的孩子。”周秉宜说。

    1955年，周恩来要求孩子们不要老待在中南海，要了解社会，把孩子们送回父母身边，让他们与劳动人民的孩子在一起。直到1961年，周秉宜才重新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生活。周秉宜又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生活了7年。

    “记得小时候，伯父的工作特别忙，顾不上休息。伯母和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总理能有点时间休息，但没人劝得了，怎么办？那时伯母或工作人员就让我们小孩子去叫总理。我时常接到‘任务’，去喊伯父休息。我小时候不爱说话，跑到伯父身边，拉着伯父就向外走，伯父一看是我，就笑呵呵地走出来。有时在西花厅门口走走，有时散步到湖边。”

    “伯父特别喜欢小孩，他对每个孩子都很好，都一样公平。1949年冬天，六爷爷来了，伯母把我从幼儿园接回来，让六爷爷看看。六爷爷看着我对伯母说，这孩子长得像她奶奶，你们要了她吧，孩子小能培养感情。”周秉宜这样和记者谈起自己“过继”的事。

    “我父亲想把我过继给伯父伯母，让他们身边有个孩子。我七妈也很想要我，但我伯父不同意。1951年秋天，伯父专门将我爸找过去，对我爸说，如果要了这个孩子，别的孩子就会觉得做伯伯的不公平。伯父对我们每个人都很公平，对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教育方式，但他绝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感觉到自己受了委屈。”

    铭记总理的教诲 传承周家好家风

    “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周恩来家风和家规，一直成为廉政教育的好教材。

    “周恩来的家风家规现在人们讲的是十条，其实，这十条是周家亲属总结出来的。当时，伯父伯母并没有条文，但伯父的家规确实很严，他要我们低调，做一个平常人，不搞半点特殊。前面有榜样，我们有什么尾巴可翘的呢？从小我们就知道，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看的不看，伯父办公室不准进，秘书办公室不准进，这是严格规定的，不能大声吵闹，要保持安静。这是伯母对我的要求，这要求和工作人员是一样的。”说起周恩来家风家规，周秉宜口气庄重。

    低调、平常、不搞半点特殊。多少年来，周秉宜一直铭记着伯父伯母的教诲，做人做事总是低调、再低调。

    “作为周恩来的亲人，工作不但得不到关照，还要严格要求。我是学工艺美术的，大学毕业后一直做一名普通编辑。我弟弟秉和，我妹妹秉建，初中毕业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分别到延安和内蒙古插队落户。伯父很支持他们，热情鼓励他们。在插队落户期间，我弟弟和妹妹应征入伍去当兵了。伯父知道后，命令他们回到原来的地方，为人民服务。村里人这才知道他们是总理的侄儿侄女。秉建1968年到内蒙古，1975年，她上了大学，伯父知道后要求她学习蒙文。秉建后来一直在内蒙古工作，和当地蒙古青年结婚成家，直到1994年才回到北京。秉和一直在延安插队，后来考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自动化。伯父要他学成回到延安，但延安当时没有自动化专业的工作，伯父想让他学习水利，回到延安为延安人民服务。那时，清华大学已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热潮，秉和也没办法去学水利，这样秉和才因自动化专业的分配，留在北京工作。”周秉宜缓缓地讲起了周恩来对他们兄弟姐妹的严格要求。

    1955年，绍兴有位周家亲戚去北京反映当地的平坟工作，顺便提出要求安排好一点的工作。周恩来没有同意，他将当时在北京工作的周家亲属都找来，召开家庭会议，严肃地说，“我是人民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

    周恩来多次提出要平去祖坟，移风易俗，把土地留给农民使用。周恩来去世以后，邓颖超按照周恩来的遗嘱，托人平去了绍兴的多处祖坟。多年以后，周秉宜和他的兄弟姐妹来到绍兴，他们到平去的祖坟处去扫墓。无论祖坟情况怎样，他们从不说什么。

    周秉宜说，伯父连骨灰都没有留下，平去祖坟是他生前的嘱咐，我们铭记伯父伯母的教诲，就是在传承周家的家风。

    周秉宜对人和蔼，没有半点总理侄女的架子。这也是深受周恩来言传身教的影响。周秉宜记得，有次周恩来带着她买票去看节目，遇上了总政文化部的陈沂，当时陈沂因事受到处理，但周恩来看到他仍然十分客气，没有一点架子。周恩来一辈子待人真诚，这让周秉宜终身难忘。

    乐于做一个平凡人 潜心研究周恩来家世

    “我们周家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封建家庭有很多坏东西，贪污、讲排场，等等，我小时候都见过，所以我要带领你们背叛封建家庭，投身无产阶级，走一条革命的道路。”周恩来曾这样对后辈说。

    “乐于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向劳动人民学习，像劳动人民的子弟一样热爱劳动、勤俭朴素。这是伯父的教诲。”周秉宜说。

    周秉宜长期在《国际贸易》杂志社工作，是一名美术编辑。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名普通的劳动者。“按照伯父伯母的标准，我只能给自己打75分。”周秉宜说。

    周秉宜没有想过要打着总理的招牌沾光，70多年来，她一直守规矩，讲原则，扎扎实实地做事，不卑不亢，荣辱不惊，按照伯母“夹着尾巴”做人的要求，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人。

    退休以后，周秉宜潜心于周恩来家世、周恩来家庭革命研究。她多方收集周恩来家世材料，对周恩来家世的每一个字都反复推敲考证。她多次到绍兴，踏看周恩来祖居、寻访周恩来足迹、周恩来祖坟。为了研究周恩来家世，她还5次到宁波临海，破解周恩来世家迁浙一世祖之谜，并掌握了周恩来研究界长期以为“失踪”的周恩来世家迁浙一世祖、二世祖、三世祖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