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都想写一篇文章来与喜欢往事钩沉的同好们探讨一下，当年，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到底是受何人指点。关于这个问题，史学界一直都没有一个定论，到是在民间，尚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散落在网络，现列举二三。

    第一种说法是，最初向毛泽东推荐井冈山的是秋收起义部队第二团的团长王兴亚。王兴亚，江西安福人，早年参加共产党，当过北伐军营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家乡组织农民武装，他与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是拜把兄弟，互相支援。有一天，他接到江西省委的信，指示他速到安源开会。会是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主持的。在部署完秋收起义工作后，毛泽东郑重地对众人说：“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敌强我弱，倘若暴动失利，退路在哪里？”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王兴亚把腿一拍，说：“要是咱们打输了的话，就退到我的两个老庚（袁、王）那里去，那里高山大岭，险要得很，进可攻，退可守，而且连绵好几百里，安得下千军万马呢！”大家忙问是哪儿，他说：“井冈山嘛！”毛泽东听后，忙要他把井冈山和袁、王的情况再讲清楚些。从此，“井冈山”便在毛泽东的心里扎下了根。　

    第二种说法是，早在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在江西安源张家湾村召开军事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部署秋收起义工作之前，即1927年2月中下旬，当时毛泽东正在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来到湖南衡山县城考察，曾访问过当地的妇女会干部张琼。张琼说起过她有个表兄，受国民党追捕，无处可逃，逃进了井冈山。那儿山高皇帝远，国民党鞭长莫及。她的表兄在井冈山上躲了几个月，知道山上的详细情形，知道山上有“山大王”——土匪盘踞。毛泽东很注意张琼提供的信息，从此井冈山便存储在他大脑中的“信息库”里了……

    第三种说法是，同样也是在1927年2月间，毛泽东来到衡阳北区作农民运动调查，座谈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向在座的人员讲到：统一战线终究会有破裂的一天，我们要有思想准备，到时候形势恶化，靠山的就上山，沿湖的就下湖，决不能放弃武装斗争。并说，如果真有那一天，他打算带一些农民、工人到江西的安源山去打游击。这时，有个叫黄庆云的搬运工说：“去安源干什么？江西有座更好的山，叫金钢山（即井冈山），何不到那个地方去？”    毛泽东问道：“那地方有么子好？” 黄庆云像讲故事一样讲道：“我有个表兄，早年在村上做下人命，逃到那金钢山当了锤子兵（即土匪），打富济贫，过得自由自在。那山大得很，树林子又密，像捉迷藏一样，官兵拿他们没有一点办法。”    毛泽东听后非常感兴趣，又问那地方怎么去    黄庆云说：“这个容易，听说从安源再翻过一座大山，走过一个什么县份，就到了。”

    根据以上三种说法，一般人看来，当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部退守浏阳文家市，然后坚定不移地转兵井冈山，如此胸有成竹，似乎他都是因为参考了上述三人所提供的信息，并得到了启发后，才会作出这般天才的决策。 然而，笔者却不敢苟同，我认为，以上三种说法的史实性实在有待考证。不说张琼、黄庆云二人无据可查，即便是有据可查的王兴亚，可供我们研究的文字依据也是少之又少，且此人秋收起义之后便不知所踪，是脱离了革命队伍，还是叛变投敌，让人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不会是为革命牺牲了。再说，三种说法没有一种是当事人，或者说是那个时代的知情人的回忆，因此，这三种说法应该都不是历史的真实，它更像杜撰的三个故事。

    这么说来，当年毛泽东率兵上井冈山要么是误闯误中，要么就是兵败后为躲避追剿，并无目标地一头扎进了井冈山这个深山大林，此说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秋收起义失败后不久，部队撤退到了浏阳文家市，当时的毛泽东并没有打算把部队带上井冈山去。据史料记载，1927年9月19日，时任中共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过一次中共前委会议。会议就秋收起义后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展开讨论时，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曾力主放弃“攻打长沙”这个不切实际的原定计划，改向湘南退却，意即要与在湘南发展的南昌起义余部会合，徐图发展。然而，这一知己知彼的正确主张却遭到了少数人的抵制，他们极力坚持要执行湖南省委制定的并得到中共中央同意的“取浏阳、平江，直攻长沙”的方针。针对这种局面，毛泽东审时度势，以极大的胆识向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力排众议说服了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使之最终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9月20日，毛泽东等带领部队向江西萍乡方向开拔。9月25日，工农革命军到达莲花县城。那么，究竟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在莲花县城最终又作出了“放弃南进，转兵井冈山”的英明决策呢？

    说来也怪，这件改变了中国革命历史航程的大事竟然被史学家们一直所忽略，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未，人们才突然想起这件事情来，于是各种臆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我每每看到这样命题的文章时总是浏览一下之后便一笑置之，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当年毛泽东选择带兵上井冈山是因为受了一位叫宋永晴的浏阳人的指引，这是我祖母告诉我的。而我的祖母，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她又是怎么会知晓这等“军国大事”的呢?这还得从我们家另外一个成员，我的祖父——红军名将蔡协民烈士说起。

    我祖父1924年加入中共，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的学弟，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的学生，是湘北农民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者。在这场伟大的革命实践中，他培养了许多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何长工、杨岳彬等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就连我的祖母，也就是我祖父的元配夫人严文生也积极投身到了丈夫所领导的这场革命运动中来，并担任了所在乡的农民协会委员长。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国民党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一时间，三湘大地，血雨腥风。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祖父亲率何长工、杨岳彬等人冲破重重封锁离开华容，远赴武汉找党。到武汉后，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这几位从洞庭湖区转移过来的农运领导人，并很快就为他们安排好了工作，蔡协民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二十五师政治部工作，何长工、杨岳彬等被安排到了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

    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在武汉蛇山山麓一处幽静的所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着重讨论武装暴动的问题。会上，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作出了“由中共掌握的几支部队迅速撤离武汉，赴南昌举行暴动”的部署。很快，蔡协民所在部队便开拔赴南昌参加起义。后来，他成为了“南昌起义”余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陈毅、王尔琢一道协助朱德率部挺进井冈山，完成了著名的“朱毛会师”。 “朱毛会师”后蔡协民先后任红四军三十一团党代表，以及军政治部主任，为井冈山、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再说何长工、杨岳彬二人，他们俩所在的部队并没有参加“南昌起义”，而是不久后“秋收起义”的主力，“秋收起义”失败后，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当机立断，通知各部改变原攻长沙的计划，向江西方向转移，部队几经周折，最终选择上了井冈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红色根据地。而何长工、杨岳彬因为与毛泽东有着过去的交情，因此无论是在“秋收起义”的过程中，还是在起义失败后部队何去何从的争议中，二人都始终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这一方，从而也有机会参加了这一路上的几次重大抉择，即便是在后来的井冈山乃至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时期，他俩一直都是毛泽东倚重的干才。

    这里我们不说功勋卓著，威名赫赫的何长工，单表杨岳彬其人。此人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古田会议时他是毛派，当选前委候补委员，1930年8月成立红一方面军，即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然而，这位人民军队初创时期重要的军事领导人，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因党内肃反再一次扩大化，加之又身负重伤，于是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失去了信心，竟鬼使神差般地投敌了，从一个著名的红军将领变成了一个叛将。后来又因为婚姻家庭问题惹怒了黄埔系，枉送了卿卿性命，此是后话不提，抗战爆发后，杨岳彬出任国民党河南省桐柏县县长。毕竟是人才，据说，他为官一任，治下有方，曾有“模范县长”的美称。抗战结束后，杨岳彬“衣锦还乡”，在老家华容闹出了很大的动静。我的曾祖父知道杨岳彬回到了华容，非常想了解我祖父在外面的境况，因为我祖父已经很多年没有给家里通信了。一介乡野村夫，我曾祖父自然不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更不知道杨岳彬当时所处的政治立场。于是带着我祖母一道赶到了杨家。

    杨、蔡两家相距不远，又是远房亲戚，杨岳彬与我祖母当年在华容也可以说是同事一场，对蔡家翁媳的来访，杨岳彬自然给予了热情的接待。

    杨岳彬向我曾祖父详细地讲述当年他与我祖父一行几人离开华容后的具体情况。当我祖母问到“你们为什么会选择躲到那个大山里去”的时候，杨岳彬对我祖母说：“当初我们也没打算上井冈山，后来是我们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接到了一封上级的指示信后才决定上井冈山的。这个送信的人是个浏阳人，叫做宋永晴，他后来一直就在蔡协民那个团里工作。当时毛泽东还向宋永晴咨询了一些有关井冈山的具体情况，因为宋家离井冈山不远，他对山上是非常熟悉的……”

    当我曾祖父问到我祖父的去向时，杨岳彬说：“民国十八年，我与协民分手后就再没有见过面了，听说他去了福建，现在的情况我一点都不了解。”听到这里，我的祖母心情沉重，暗自伤神。其实，此时我祖父已牺牲多年，只是我家和杨岳彬都不知情而已。直到1949年7月华容解放后，我父亲给当时的重工业部何长工部长写信打听我祖父的下落，何长工回信后，我们家才知道祖父早已不在人世。可怜我苦命的祖母，二十八岁开始守寡，一直在家赡养公婆，养育儿女，直到1976年因病去世。她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是1927年6月底我祖父离开华容的当天，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她泪如雨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也就是那一次我祖母与杨岳彬见面后，“宋永晴”这个人名就一直留存在了她的脑海里，我打小在家里就听我祖母常提起过这个人名。及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未，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对党史产生了浓厚兴趣的我开始留意并查找有关宋永晴这个人的资料，却一直没有任何收获，再说当时可供查阅的党史资料也确实太少，宋永晴这个人物仿佛真的已被历史的洪流完全淹没。                     

    然而，峰回路转自有时，八十年代初，一个意外的发现着实让我振奋不已，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份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宋任穷同志的筒介：

    “宋任穷，湖南浏阳人，原名宋韵琴……参加了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跟随毛泽东同志上井冈山，任红四军连党代表……”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当年我祖母把杨岳彬所说的“宋韵琴”听成了“宋永晴”，而那个宋韵琴后来又改名宋任穷了，难怪这些年来我踏破铁鞋无觅处。

    查实无疑了我祖母所说的宋永晴就是后来威名远扬的开国上将宋任穷后，我便开始着重关注宋任穷同志早期的革命史迹来，但却一直没有发现有关他在秋收起义期间为毛泽东带来了上级重要指示信的记载。即便在宋任穷自己的回忆录里也没有提及这件事，（到是几次提到了他所在的团即红四军三十一团党代表蔡协民的名字），这让我多年来好生疑惑，直至十年前一次机缘，我心中的疑团才彻底解开。

    我有一个兄弟在中央某部委系统工作，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刚好与生活在北京的宋任穷之子宋克荒坐在一起，经人介绍后，于是两人便聊起两家的渊缘来。当我兄弟问到“当年秋收起义期间，宋老是不是曾经给主席送来过一封重要的信件”时，对方颇为惊讶，问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于是我兄弟便把他是如何知晓这桩“秘闻”的来龙去脉详叙了一遍，对方也就我兄弟所问及的事一一作了解答。

    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27年7月底，宋任穷（时名宋韵琴）所在的湖南工农义勇军第四团队奉命奔赴南昌参加起义。当他们的队伍赶到南昌附近时，地下党便派人来告知了他们，因势态发生了变化，我党已于八月一日提前起义，并叮嘱他们，南昌起义已经失败，为保存实力，共产党所掌握的各支军事力量要尽快撤离南昌。于是宋任穷所在团队立即执行命令向浏阳方向撤离。当他们行至江西的铜鼓县时，宋任穷奉命去南昌向江西省委汇报工作，请示下一步行动方案。

    到南昌后，宋任穷发现南昌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而他当时只有十八岁，从未进过大城市，这次到南昌，感到很新奇，每天都出去看一看，并暗地观察街上的情况。偌大的南昌城一片恐怖气氛，几乎天天都有杀共产党人的布告，这和“马日事变”后，湖南长沙“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反革命暴行没有两样。几天后，江西省委派人来与宋任穷接头，很快他便见到了省委书记汪泽楷并向其报告了情况。汪泽楷听了宋任穷的汇报后拿出一封信来对他说：“你就不要回浏阳了，另有任务，赶紧带上江西省委这封密信去萍乡一带追赶毛泽东的部队，将信亲手交给毛泽东。”宋任穷二话没说，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临行前汪泽楷又拿出一百个大洋来交给宋任穷，作为他路上的盘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