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红色三部曲”终结篇《天安门》是另外一种。

    我并不是爱好红色,也不是所谓的“血统论”。其实大家都是出生在红旗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成了红孩子。我是1958年出生的,爷爷叶挺将军在1946年就去世了,我没见过他,也没受过什么高干的待遇。我的父亲叫叶正明,是叶挺的二儿子,他是个普普通通的航天工程师,母亲安琪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知识女性。网上说我的那个国防部高官老爸,其实是我大伯。

    我们从爷爷那得到的直接好处是不存在的,但这个“名”是落下了。我生下来,似乎身边所有人都会这么想:你就应该做一个好人。我当时心情很坏,也很叛逆:“我凭什么就不能当一个坏人?你们管得着吗?”当我慢慢长大了,我觉得还是做一个好人比较踏实。

    我大概就是对某一类影片很敏感。拍《大喘气》那时候,我更多的想的是个人的情感、愤怒、不平、叛逆,很少会想到社会责任感。从那时候起,我用了叶缨这个名字,算是艺名吧,接下来也就没改,就延续下来了。

    直到我拍《红樱桃》的时候,我采访了30多个人,整个人才开始有了变化:我开始反映更多人的情绪,而不是某个人的情感宣泄。更重要的是,我对艺术开始有责任心了,这个很重要。

    这部电影当年很成功,有6000多万的票房,如果按照现在的票价算,也是2亿的票房。不过当时发行的时候,因为大家没见过这种类型的红色影片,一度都没有公司敢接手。

    我的第二部电影是《红色恋人》,是国产红色题材电影里最早使用港台明星来主演的。不过正因为这个缘故,张国荣当年没有获得任何奖项的提名。这部电影里,我并没有讲是非正义。只要是战争,都是不好的。我侧重的是人的精神信仰和背叛。

    在1997年,找张国荣拍影片时,我还没当他是大明星。明星这种概念都是现在才明确起来的,我当时只是觉得他合适。所谓的明星并不是好的东西,就是他演了一些戏,大家愿意接受他,并没有好、坏之分。搞创作的人千万别迷信明星,他们都是商业的产物,而且说实话,用明星拍戏的确很麻烦。

    《天安门》在《建国大业》之前公映,这个题材我想了10年,直到两年前,觉得一切条件具备了,才开机拍摄。我没想讲一个特别宏大的故事,就是把解放的那一刻,一些小人物的情感状态表现出来。舞美队的队长要在27天时间里,把荒芜杂草丛生的天安门布置成新中国宣布成立的舞台,他克服了重重困难,最后还没和毛主席握上手……我的每部电影都有自己的讲述方式,只要观众被打动了,就对了。

    毛主席的那几个镜头,我们整整做了一年。起初和朋友一起看样片,我觉得还是不合格,怎么看都拧巴。特技确实存在问题,因为毛主席的影像资料很少,而且能够符合我们电影里面的情景、有彩色画面的,都是上世纪60年代的影像,我们必须移花接木,还要努力把他做得年轻点。其次,大家怎么看都觉得和唐国强不像。弄了半天,我们做的毛主席,居然不像唐国强……这事怎么想都觉得有些荒诞。

    我当时很苦恼,所有的观众都是审判者,对于这个电影来说,成败就是在于此,这是最大的冒险。但是现在的结果,我特别欣喜,其实电影《天安门》已经是中国电影里面科技含量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