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因为我们平常看惯了古月、唐国强,特别现在的年轻人,看到的都是他们的脸,而不是毛主席的。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正到电影院去看毛主席的政治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原了一个开国领袖的风采。我们不去想它背后的政治意义,虽然确确实实,他背后就是具有政治意义。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认为,《天安门》是中国电影再现真实毛主席的第一步,这就是了不起的。

    B:这是你的“毛主席情结”吗?

    Y:我觉得“毛主席情结”是中国老百姓的,大多数人都有。当初老百姓的状态就是那样的。我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在新中国来临的时候,曾经的老百姓是这样狂热过。当然整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普通士兵和毛主席之间,很多人看完觉得感动,不是因为毛主席,而是因为这个当兵的人站在毛主席身边,也没有握到手。

    我从来没有为领导和节日拍过电影

    B:你拍了“红色三部曲”,观众把你归为“主旋律导演”。同时,你又被电影圈内认为是非主流的导演。为什么有这么尴尬的状态?

    Y:我们追求的不是同一种的“红”。我更喜欢别人对我“另类”的评价,因为我始终保持着和他们不一样:我从来没有为了某个领导的意志、为了某个节日去拍某一部片子,这三部电影都是我特别想拍的,都是我想讲的故事,是我个人的。

    当然,我在表达这些个人感情的东西时,会对战争敏感,会对老一辈革命人的信仰有自己的理解。就像(《红色恋人》中)张国荣扮演的角色,他就是一个信仰的追求者,坚定的人,这种精神对我是有趣的。包括天安门也是这样,就是讲述人的故事,这反而会让人感动。

    B:你个人是不是认为,很多主旋律导演的作品有太强的目的性、功利性,反而伤害了作品本身?

    Y:每一个导演对电影的认识不同。同样的题材,拍出来可以是典型的主旋律,也可以拍得高级点,这完全取决于一个导演本身的态度。这还不光是艺术的态度,在有的人眼里,艺术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但是他也能当导演。我自己可能成也如此,败也如此。但是这就是我,我无法改变自己,如果让我变成他那样,我也会很难受。

    B:你对红色题材、战争感兴趣,是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吗?

    Y:是因为我刚好知道了这些故事。我觉得我干得了,别人干不了。过去我看到很多红色的故事,但是都被人歪曲了。我知道几个故事是这样的,红色原来是这样的颜色,而不是你们说的那样:不是每个人就视死如归,毫不在乎。谁不在乎生命?只有在乎生命的人奉献的时候,才会更考验人。

    我也是在摸索、探索中,逐渐去认识了已经有的红色。其实大家眼睛都是有视差的,每个人眼睛看到的红色,如果有光谱分析的话,一定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看上去很美,有的人看上去就是鲜血……

    B:这方面你比普通人有优势,从小身边很多这样的革命人士,所以比别人知道的故事更多。

    Y:我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人。我爷爷是革命烈士,但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多了去了,我们电影界就有很多。过去叶剑英的女儿也是导演。但是每个人拍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不会认为我就是正宗的。但是我会把我自己的认识,用电影的方式讲出来。

    我出道是拍王朔的电影。他的电影跟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当我知道有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才愿意把它拍出来。将来,我也可能拍别的。我最喜欢的电视剧,是我自己改编的《走过幸福》,我并不认为《陈赓大将》、《西安事变》是我最好的作品。

    我曾经认为我们是“垮掉的一代”

    B:你和王朔合作了那么多年,但是他对你的影响,在电影里似乎看不到。

    Y:其实有很多。我从王朔身上学到,每个人都应该讲自己的故事。我们以前学电影,表现劳模和英雄人物,都是别人需要的故事,我不知道这些电影情感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