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月，蒋介石与张学良在北平会晤，商谈收回中东路问题。

　　由于电报并未明确反对与张学良的联合，所以，西北大联合计划仍在积极进行之中。同时，张学良与已经进入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相配合，开始共同为实现打通苏联的战略计划展开军事行动。但就在此最关键的时候，情况突然发生了重要变化。共产国际于8月15日又发来一封电报。这封电报直接批评中共中央支持国内军阀的反蒋行动，强调不能信任张学良。特别说明：“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受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指瓦窑堡会议决议)，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电报主张：“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
　　
　　由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永久设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制定的各项政策都是受苏联操纵的。所以可以说，在很多问题上，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和态度是基本一致的。
　　
　　张学良的满腔热情被苏联和共产国际泼了一盆冷水。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使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的统战关系，特别是西北大联合的设想，陷于流产。
　　
　　西安事变苏联大骂张学良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有一个思维定势，即苏联会支持自己的兵谏行为，而且张学良判断苏联一定会对他的行动大加赞赏。这种判断的依据主要来自于他对苏联政治观点、国际处境、与中共的关系、与日本关系的分析和估计。他认为，苏联是主张抗日的，抗日是苏联的国策，西安事变的核心主张是抗日，这和苏联的观点是一致的，与苏联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相一致；苏联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公认的领导和后盾，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同志加兄弟，扣住了追杀他“兄弟”的元凶，苏联没有理由不赞同。张学良以此判断，苏联对他发动的以抗日、联共为主要目的的西安事变，一定是站在同情和支持的立场上。
　　
　　然而，事实正好与张学良的判断大相径庭。苏联在西安事变之初就明确表态，否定西安事变具有任何积极意义。12月14日，代表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真理报》、《消息报》同时发表社论和评论，将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说成是对革命的“叛变”；是盗用抗日的名义进行的政治“投机”；抨击张学良是受亲日派汪精卫挑动，才起来“反对中央政府”；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际上是制造国家分裂，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张学良军队起义的目的，毫无疑问在于中国亲日派的阴谋，这个阴谋就是利用事件以便轻易地使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中国。”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发出这样的社论，连当时南京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都觉得过火了。共产国际的《国际通讯》也发表文章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因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效劳。”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第一条就是:“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