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装待发的冯庸大学“防俄义勇军”。左一为校长冯庸。

　　
　　苏联拒绝张学良访苏
　　
　　中东路事件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张学良与苏联的交恶。本来，东北与苏联就是“往日有冤，近日有仇”，宿怨已久。早在1927年4月，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就曾武装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开创了民国史上搜查外国使馆、逮捕外交人员的先例。同时公布苏联秘密外交文件，杀害了中共重要领导人李大钊，这使得苏联对张作霖留有极恶劣的印象。而张学良又步其父后尘，轻率地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继而试图以武力收回中东路，引发了中东路战争，此举自然更加深深得罪了苏联人。
　　
　　苏联认为中东路事件是张学良挑起的反苏反共活动的前奏，并有日本帝国主义做后盾。这种认识一直影响着苏联对张学良的看法，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对待张学良的态度上，苏联不断翻出中东路事件这笔旧账。
　　
　　 1933年4月，背负“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张学良在痛苦和彷徨中下野出洋游历欧洲，寻求救国道路。1933年7月，张学良在巴黎意外地遇见了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这又使他产生去苏联考察的愿望。张学良喊了多年的反苏、反赤，实际上对共产党一无所知，也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实地考察一下苏联。正如他在1990年回忆所说：“我也想到俄国去看看。看看共产党在俄国干了些什么，当然，我对共产党是一无所知，但我想看看那个国家的政治怎么样了。”
　　
　　张学良有意亲自访问莫斯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希望与苏联政府接触，在东北抗日问题上达成谅解。因为马占山等在抗战失利后曾退入苏联，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并于1933年由莫斯科转道欧洲返回中国。5月8日，张学良曾电邀马占山、苏炳文、李杜三人在罗马会晤。相聚时，张学良与马占山等人就今后东北抗日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要在东北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必须设法先取得苏联的同情和支持，不然会造成极大的困难。
　　
　　为出访苏联，张学良先是通过他的好友、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与苏联驻法大使联系，表达要去苏联访问的愿望，申请办理赴苏考察手续。同时，张学良还通过马占山等私下与苏联有关方面进行交涉。然而，满心期待的张学良等来的却是苏联拒绝他访苏的消息。苏联当局以非常委婉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顾虑：目前日本关东军已经强占了东北三省，中日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苏联担心如果他们邀请前东北的统治者去访问，将在远东国际关系中造成不良影响，从而引来苏日之间的外交纠葛。
　　
　　其实还有两个深层原因，苏联无法明说。一个就是，当年张学良挑起中东路事件，已让苏联人认定张学良是一个反苏人物；第二个原因是，斯大林对张学良丢失东北很是不满，认定其为“不抵抗将军”。张学良在苏联政府和斯大林的心中，已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
　　
　　 “西北大联合”让苏联生生拆散
　　
　　 1935年，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司令”，将他推向与红军作战的最前线。在与红军交战连连受挫的情况下，张学良开始从拥蒋“剿共”抗日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他决心退出内战，与共产党联络，并逐步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1936年上半年，张学良与中共进行了著名的洛川会谈和延安会谈，基本上完成了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叛，完成了由随蒋“剿共”到容共联共抗日的重大思想转变。逐步就红军与东北军合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与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的西北大联合计划进行了具体的讨论。
　　
　　此后，张学良开始积极付诸行动：创办王曲军官训练团，组建东北学兵队，组织东北民众救亡会，成立抗日同志会，自己出钱办《西京民报》等等。甚至在1936年6月，张学良还向中共联络员刘鼎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希望，以共谋义举。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中共领导人都倾向于接受张学良的要求，但此事关系重大，中共决定上报共产国际征求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