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

　　建国初期，国民党残余势力活动猖狂，流氓地痞、恶霸盗匪继续为非作歹，青楼妓院、烟馆赌场等依然存在，对新生的共和国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罗瑞卿一上任，即着手清扫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

　　首先是进行反动党团骨干限期登记。罗瑞卿说，“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宪兵等采取限期登记自首的政策，在于解散反动组织，禁止他们的反动活动”。他严格强调政策界限，党团骨干只登记区分部委员以上，以免打击面过宽；对服从登记、坦白罪恶，交出名单、武器、通讯器材的，一般不予逮捕；对抗拒登记或登记后继续从事反动活动者，则逮捕管训，以“教育多数，打击少数”。罗瑞卿当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北京的登记工作进行了三个月，反动党团特组织基本上被摧毁。

　　接着是严厉打击城市盗匪。北京、上海等13个大城市至1950年6月，共缉捕盗匪5477名，盗匪案件急剧下降。到1950年底，大城市盗匪活动已基本消灭。

　　与此同时，罗瑞卿还指示从严打击流氓阿飞活动。北京市解放初期，有“三星团”、“攮子队”等团伙，经常身带木棒、匕首出没于天安门、西单、西四等地，打群架，调戏妇女。还有所谓“搂包”、“锣车”、“猴车”等封建行会性质的团伙，或独霸车站客运，敲诈勒索，聚众行凶；或混迹三轮车队，强拉旅客敲诈，结伙行窃旅客货物；或解放前为外国人“拉皮条”，解放后仍诱迫妇女卖淫、勒索暗娼。各地对流氓的打击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赞扬人民政府给人民除了大害。北京处决东郊大流氓孙起后，当地群众拍手称快：“这一下可晴了天了。”上海处决罪孽深重、继续作恶的流氓恶霸“码头春宝”、“江北大亨”时，刑场周围群众放鞭炮庆贺。

　　从19世纪开始祸害中国人的鸦片烟毒，当时在新解放的城市仍然弥漫。重庆刚解放时，有制毒者330家，烟馆3084家，每天卖出烟土达3400两。成千上万的瘾君子卖房卖地、卖妻女为娼。罗瑞卿指示对贩毒、售毒、制毒、运毒的大犯、惯犯及开烟馆的大业主、大窝主要坚决打击，发现和破获重大毒品案件他亲自过问、具体指导。如破获大毒贩庞辅臣勾结天津市禁烟局干部套购大量烟土，又勾结民警掩护装船，运往上海销售案。上海市从解放初至1952年上半年的三年中，共逮捕惩治毒品犯1.23万余人。一些毒犯转入地下，并与境外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继续向内地偷运毒品。衡阳铁路局在三反运动中查出走私鸦片、海洛因、吗啡共157万两。中央决定，再进行一次群众性禁毒运动，从1952年8月至11月的三个月中，全国又挖出毒犯36万人，缴获大量各种毒品，成百部又上万套制毒机，及一批贩毒武装的枪、炮、发报机。至1952年底，终于清除了烟毒。广大群众赞道：“毒害百余年，只有共产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娼妓的存在是城市中社会丑恶现象之一。罗瑞卿决心切除这个毒瘤。他先从北京做起。1949年11月12日，他在北京市公安局集体办公会议上说，妓院是藏污纳垢、压迫妇女、损害社会健康的地方。妓院老板是城市的封建势力。“为了彻底消灭城市封建势力，解放妇女，建立一个健康的新社会，我们对妓院必须坚决封闭取缔，并依法惩办那些罪大恶极或有血债的妓院老板。”会上起草了向市人代会呈送的议案。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做出封闭妓院的决定，当天下午5时30分，市公安局立即出动干警和公安总队官兵2400人，在市民政局、市妇联配合下，一夜之间将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妓女被送往妇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