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一定要经院校培养,不经过院校培养,不能提为干部。”当时这样提出问题,有些人感到,似乎生硬了一些。刚开始实行的时候,部队基层干部出现了一些缺额,部队中不少人,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嗷嗷叫了一阵子。徐向前听到了这些反映,仍强调机关干部下基层,咬紧牙关顶住,硬是不松口。经过几年的努力,形成了制度,形成了习惯,再也没有人叫了。徐向前还强调,院校要实行三级制。初级院校,要使干部具备一个军官必备的素质,是打基础的;中级院校,要使干部具备指挥战役战斗的本领;高级指挥院校,着重研究战略,把干部培养成一个合格的战略指挥员。
徐向前积极倡导和支持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他经常强调,要用先进军事理论武装指挥员的头脑。他说:“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现代军事科学就是战斗力。”1980年11月3日,他在同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编辑部的负责人谈话时,引用恩格斯的话说:“革命将以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来与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作战。”“不能只看到武器装备的重要,看不到军事理论的重要。掌握和运用先进的军事理论,即使武器装备是劣势,也可以战胜武器装备优势的敌人。没有正确的军事理论指导,战时就可能打烂仗,平时部队教育训练的质量就提不高,发展武器装备也会走弯路,强大的战斗力就建设不起来。”
研究外军资料,研究中国的军事历史,是徐向前热心的事。他熟读《孙子兵法》,讲话时,不必翻书,常常顺口引诵,恰到好处。他要求一个指挥员既要研究敌人,也要研究自己,做到知己知彼,还要求研究历史,做到古为今用。1978年,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徐向前的意见发了一号文件,批准军事科学院将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翻译出版。这部巨著的翻译出版工作完成时,徐向前十分欣喜,立即写信向军事科学院外军部祝贺,对辛勤劳动的外军部工作人员给以勉励,使他们很受感动。1981年3月,军事学院外军教研室主任给徐向前写信,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情况。他阅后批转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并批示:“二次大战史的研究工作,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除了进行理论方面的研究外,很需要从战争中学习。和苏、美、英等许多国家相比,我们在这方面比较薄弱,现在开始初见成效,应继续予以重视。请召集有关同志研究,提出加强二次大战史研究的意见,并请在组织上予以落实。”在徐向前的关怀下,军事学院编撰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填补了中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空白。
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文化大革命”中,军队破坏最大的要数政治工作。所以,徐向前不断地强调加强和改进军队的政治工作。
1980年,徐向前在接见总政治部领导人时指出:“政治工作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实际,要研究新情况,研究工作对象的新特点。机关、学校、医院,海军、空军和特种兵部队,边海防部队等等各有自己的不同特点,政治工作要根据不同部队、不同特点来做,不要一般化。”“总之,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必须坚持,又要根据新情况加以发展,有些不适合新情况的做法,要实事求是地加以改变。”
“人之贵在于行”
中南海怀仁堂大厅。“文革”期间,徐向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与江青、林彪一伙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被污蔑为“二月逆流”。
一位革命家、军事家,无不具有其特殊的性格、特别的品质。徐向前的特殊品质、人生的信条是什么呢?1984年元旦,他在广州休息时,给工作人员的赠言中,写了这样几句话:“人之贵在于行,行之贵在于果,大小事皆然。”
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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