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秧歌剧的内容，因与工人生活有密切联系，所以工人喜欢看，看完后大家总是议论纷纷，而且鼓舞了他们的劳动热情。    

    还有一个秧歌剧《娃娃病了怎么办？》，是1944年9月在砖窑湾驴马大会上演出的。当时乡间的小孩常患气管炎或百日咳，因相信巫神或乱用土方子治疗，先后致死的有几十个。该厂工会发起，连夜编成剧本，赶排一天，第三天在大会上演出。许多婆姨都哭了，痛斥迷信误人。延安市市长说：“这个戏还应该再演，要让每个老百姓都看到。”    

    旧瓶新酒的革命秧歌在陕北农村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很快被总结出创作经验。比较新旧秧歌唱词，如果说传统祭祀秧歌是敬神娱神，是人对神的礼赞与祈愿，是“下情上达”；那么，革命秧歌则是革命宣传，是政治政策宣传，是“上情下达”。经过整风运动洗礼后的延安知识分子们，通过秧歌替老百姓立言立论，那就是：谁能带领我们解决基本生存温饱问题，我们就将他请到原来只有神灵才能享有的位置上去，接受礼赞与歌颂。    

    扭革命秧歌的是革命群众，他们的扮相必须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要求，所以是积极的、革命的、快乐的、热情的、健壮的。“大秧歌应当是人民的集体舞，人民的大合唱。它必须热闹，如老百姓所喜欢的那样。它要表现集体的力量，它要在各式各样的形象和色彩当中显示出它的美妙的和谐。”这样，主题变了，人物扮相也变了。新的秧歌取消了丑角的脸谱，除去了调情的舞姿，全场化为一群工农兵，打伞改为镰刀斧头，创造了五角星的舞形……”    

    作为黄土地上的红色革命流行文化，被革命意识形态成功开发了的革命秧歌，还具有广泛参与性、互动性的红色行为艺术特征。舞到汹涌澎湃的革命秧歌队伍里，什么个人恩怨，什么忧愁烦恼，都被忘却在了气脉畅通、情绪高涨的红色艺术潮流里。    

    1943年3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充分肯定了以新秧歌运动为代表的革命文艺发展方向。    

    1943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鲁艺和其他几个专业文艺团体，分别派到陕甘宁边区的五个分区去劳军，兼为当地老乡演出，借此把秧歌运动普及到各个分区去。随着《兄妹开荒》、《白毛女》等新式秧歌唱遍各边区、解放区和全国各地，革命秧歌越来越成为革命红色文化的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