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她被组织安排从武汉乘火车经郑州到西安，再改乘汽车到延安。“我以为，自己踏上了革命的路，也就是革命的人了，不能有一点自私自利思想。因此，一路上把我随身带的钱和衣物都分给了大家。”    

    进人革命的队伍，一声“同志”的称呼就让这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女青年们感慨万千。对大家族的叛逆，对革命队伍的向往，这是奔向延安的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    

    据统计，1939年7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时有学员近500人，出身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亦有极少数的女工、农妇和家庭妇女。20岁左右的年龄，初高中文化程度，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敢想敢干的叛逆性格，是奔向延安的革命女青年的主流属性。    

    走进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青年，首先改变的是身体，过集体军事化生活，是革命女青年体验革命的新奇与崇高的开始。    

    1938年10月24日，17岁的于蓝随队伍从晋察冀根据地过黄河到延安，她们“有说不出的欢快和新鲜感”。女生宿舍的炕头和地上都睡满了当天来延安的新人们，她们只能见缝插针地将就着熬过一夜。第二天早饭后，填过表格。她们就被编入抗大8大队第5队。一年后，她们又转入中国女子大学。    

    编入革命的队伍，穿上统一的制服，这些叛逆的女青年就开始了真正的革命者生涯。延安给予这些革命女青年的天空和舞台，都格外富于革命理想主义的浪漫情调，不过这种最初的美好经验持续时间并不长，她们很快就被整合成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分子，接受集体军事化生活的磨炼。    

    抗战初期，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所属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青救”），在国统区的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和“战时青年训练班”（“安吴青训班”），是西安事变后共产党接受、训练并甄别革命青年的一个早期场所。学员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安排全部军事化，每天早晨的跑步操练、临时安排的夜行军和野外拉练，以及修路、运粮、背柴、开挖窑洞等体力劳动，使得这些从前弱不禁风的女青年饭量大增，体格逐渐健壮起来。据亲历者回忆：    

    有些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学，在刚来的时候，捧起碗筷看着那单调的青菜豆腐汤，不免难以下咽，夜里还要遭受“游击队”似的跳蚤袭击，确有坐卧不安之感。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她们也居然吃得下三碗大米饭，跳蚤也失去了剥夺她们美梦的作用。    

    这种军事化、战斗化的生活，强壮了投身革命者的体魄，培养了组织纪律性，磨炼了顽强的意志，也彻底改变了女青年们的身心面貌。据时任陕北公学校长的成仿吾后来回忆：    

    军事训练把女学员由娇柔的小姐训练成英武的女战士。开始时，深夜紧急号吹响了，女生队乱成一团，这个穿错了鞋，那个摸不着袜子，还没出发，背包带又散了，笑料百出。但训练几次之后，几分钟内，女生队就报告“集合完毕”，得到军事教员的夸奖。夜间站岗刚开始听见风吹草动，腿就发软，但硬着头皮坚持。当我问她们怕不怕时，她们挺胸立正说：“报告校长，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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