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物质供给是贫乏的，但军事训练和体力劳动给予了她们肉体的饥饿与精神的富足。早在1936年10月就率先来到陕北的女作家丁玲，在革命队伍里摸爬滚打了一年多时间后，在接受美国女记者尼姆·威尔斯采访时说：“我喜欢此地简单的生活，我正在长健康长肥起来，而我来此之前是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从“宰相府走出的大小组”孙铮来到延安鲁艺，参加大生产运动，“一个星期吃一次馒头，她一顿能吃五、六个。平常吃小米，她也是一大碗一大碗地吞。”    

    这种艰苦昂扬的军事化集体生活，赋予了革命女青年们飒爽的英姿，又塑造了她们直爽、泼辣，无私、无畏，没有羞涩感，一切相信组织，一切依靠组织的情感模式和思维模式。    

    红军初进延安城，被派往延安县担任妇女部长的周生荣，是个年方18岁的米脂姑娘。晚年她对来访者爽朗地说起这段经历：    

    18岁的姑娘，正是害羞的年龄。中国人对姑娘的审美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那姑娘知不知羞，没有羞态就显示不出其美态。我们米脂就有这么个讲究：要是谁家的姑娘对人讲话干干脆脆，脸不红，声不软，就会遭人说闲话。    

    可是，我是延安县的妇女部长，若是羞羞答答，就没法工作，就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所以，我就不能羞。    

    我到乡下，把成千成百的婆姨子往一块一召集，就站在碾盘子上挥着胳膊大声作动员。    

    几年后，由习仲勋代表党组织，安排决定了她与李会有同志的婚姻大事那一刻，她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验到了羞涩的情感。    

    那一天，她到习仲勋那里去谈工作，正“巧”李会有也进来了。她大大方方地主动与李握手，李却蹑手蹑脚地往后退。她心想，这人怎么还这样封建呢？    

    习仲勋笑着把他们俩看了一阵，拳头砸了一下桌子说：“你们两个美得太！”    

    周生荣懵了，闹不清领导同志说的是啥意思，就问：“什么美得太？”    

    习仲勋把腰一挺，朗声笑道：“你们两个过日子美得太嘛！”    

    有习仲勋代表组织这么一说，李会有就两眼瓷瓷地盯着爱恋已久的周生荣。周生荣的感觉是：“只觉得浑身的血‘呼’地一下子都涌到脸上来了，脸红得不敢见人，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害羞。”    

    羞涩，是少女情窦初开的天然美姿美态，但很多叛逆的女青年为革命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部分地或完全地丧失了青春和性别的羞涩感。革命将她们从肉体到精神都全副武装起来，锤炼成革命这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1944年夏天，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延安采访的记者们发现，经历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后的延安，“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的恋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娇柔做作，在服装上也和男人差别很少。”这些来自外界的记者们注意到，“失却了一部分家庭生活的烦恼，使这些所谓新女性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