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样?为什么我们能有胆子敢到陕西和山西?这对国焘是永远不能设想的。所以他以为十倍于现在的力量都不能战胜日本的力量。结果就必须面靠高山，身居草地才算安稳。中央尽力迁就他，国焘在红军的分裂的问题上是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
渡河的时候，他要全部过去，过了三个军我们才知道，于是只好顺水推舟，批准了。后来我们电问西路军的情况，他只回答“与回民很好”，实际上是假报告。
任弼时发言说到：在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要二、四方面军一块儿向西退却，还准备调换二、六军首长。我便向他表明态度，说明唯有在十二月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的。国焘的北上，目的基本意图是过黄河以西，并拒绝与一方面军的会合。他对统一战线始终是怀着不相信的态度。他看到红军数量少了，便唯有向西退却。他主张退到西康西宁，再有机会才出来。
他看不到革命的形势，看不到阶级力量的变动，看不到革命的力量，因此不相信群众的力量，战略上不能不向西跑。四方面军的损失——西路军——是国焘路线造成的严重的恶果。
洛甫发言说到：由对革命的机会主义的估计出发，如夸大日本的力量，红军即使有十倍也不能打日本。对于蒋介石也最怕的，他看见胡宗南就跑，表面上要打胡宗南，实际上要开小差到甘肃的弄堂，躲到蒋介石部队不能来的地方便是最好。
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央非常痛心的，也是红军未有的耻辱，这是国焘路线最后的破产。这是血的教训。
这对于党是严重的教训。西路军同志的英勇艰苦，我们是佩服的，但是失败了，想将这责任推向中央，这企图是不成功的。如果不是胡宗南来，那四军、三十一军也无疑跟过去的。西路军的失败，是空前绝后的耻辱。
张国焘最后表态说到，我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我现在宣布我的错误的破产，以前种种昨日死，以后种种今天生。
由于张国焘错误严重，中央解除了他对红军的指挥权，一切重大军事决策归到军委主席团，但仍准他参加中央会议，后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3月31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详细阐明：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决议》是中央政治局听了张国焘关于四方面军工作的报告，并详细检查了四方面军各种文件及材料之后作出的。是有充分根据的，这些文件及材料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是年秋，陈昌浩回到延安也先后作了两次检查，承认没有“拒绝执行国焘同志的渡河计划”，“还要求四军、三十一军至少三十一军继续渡河，以免分散四方面军。”“西安事变后，中央及军委诚心是想调我们东返，只因为我们立意西进，最后亦只得电允西进。”由于陈昌浩在岷州会议时，力主与中央红军会合．中央从宽处理，同意他到苏联去学习。)
四、我们的看法
《毛选》第二版对“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的注释作了修改，并有编者的校订说明，这里只能全文引录：
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第1版182页倒6行，注[19]；第2版198页倒6行注[25])
[原注文] 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新注文]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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