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为我党第一支航空队，“新疆红军航空队”始终受到我党的关心爱护

    党中央对在新疆学习的指战员非常关心。1939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疗臂伤，在途经迪化逗留期间，正值总支队在进行野营训练和联合军事演习。周副主席在陈潭秋的陪同下，专程去迪化北郊八家户野营地，看望“新兵营”指战员，向全体指战员讲了话。他说：“党中央要求你们认真学好军事技术，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培养出自己的特种兵骨干，大家一定要安心学习，一定要学好。我相信不要很久，我们也会建立起自己的机械化部队。”

    在野营地，周副主席还接见了我党在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的学员代表吕黎平和严振刚。周副主席告诉他们说：“毛主席、党中央，很关心你们学习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他详细询问了我党航空队学员的学习情况，当听说学员们已经能够操纵、维护两种飞机时，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他还给这两位代表分析了国民党空军的状况和教训，兴奋地谈到了我党建立人民空军的设想和要求。

    周副主席1940年3月初从莫斯科回延安，途经迪化。

    他关心着继续留在新疆的航空队学员，又一次接见了吕黎平和机械班代表朱火华，关切地询问了学员们的学习和生活，当听到这些红军中的营团级干部始终过着学员生活，年龄大了还不能成家时，周副主席赞扬他们有理想，有志气，不计较个人得失，再次鼓励他们抓紧学习，争取更好的成绩向党汇报。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党迟早要建立自己的空军的，暂时没有飞机就先培养技术人才，你们40多位同志有学飞行的，有学机械的，一旦有了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极大的希望。”（郭林：《周副主席过新疆》，见《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1期）

    这支“红军航空队”，平时虽然处于新疆督署航空队内，在行政管理、航空训练等方面，受校方和苏联顾问支配，但在党组织活动、政治思想工作、人员调整、经费筹措、生活补贴等方面，仍受我党驻新疆代表亲自领导。第一任代表陈云，曾催促苏联援助督署航空队一批战斗机，落实了当初与盛世才达成的协议。第二任代表邓发做了大量的工作，教导学员们不怕冷嘲热讽，团结协作，互帮互学，攻克了文化和航空理论难关。第三任代表陈潭秋，对培养我党我军这支航空队伍也极为重视，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红军航空队”党支部下面分为五个党小组，飞行班三个，机械班两个。（见朱培民《新疆革命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因为陈潭秋同志不便到新疆督署航空队看望学员，就规定支委会成员到他住处汇报工作。每一次支部大会，他都几乎亲自参加，直接布置、检查和讲评支部的工作。他经常向航空队员们传达党中央的文件和重大的方针、政策，还多次辅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作时事政策和形势报告，激励航空队的同志们树立革命理想，战胜成才道路上的艰难险阻。

    在生活上，陈潭秋同志对红军干部航空学员也是无微不至的关心。1940年后，盛世才没有根据物价上涨相应的增拨学员灶的伙食费，学员们只好经常吃咸菜疙瘩。

    陈潭秋同志见学员们消瘦了，非常心疼着急。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想方设法从办事处的经费中每月拨出一部分钱，作为学员们的伙食补助。当改装战斗机的学员们在野外机场训练时，生活条件更差，陈潭秋同志就设法借来几支小口径步枪，让学员们打点儿野味，补充营养。学员有了困难，陈潭秋同志就亲自想方设法解决。例如机械班的周立范经常肚子疼，督署航空队军医确诊他长了一个大瘤子，说是不治之症。陈潭秋同志闻讯后，四处奔走，多方联系治疗，他通过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在盛世才部队的一个医院里，找到一名苏联肿瘤专家，给周立范做了大手术，切除了肿瘤。在周立范住院和休养期间，陈潭秋同志还多次用自己的津贴费，购买营养品前往看望，并指示我党学员们要多关心爱护他，周立范同志终于从死亡线上被抢救了过来。

    至于我党航空队在学习训练期间的费用，也需自筹一部分，钱由共产国际供给，每月大约四百美元。1940年1月，“新兵营”撤走后，中央代表陈潭秋曾与“远方”（即共产国际）电报联系此事，并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去电说明。1月18日，《新疆办事处关于新兵营回延安和航空队经费供给致邓发及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文中写道：“留此学习及修养的，除航空队外，还有50余人。航空班用费拟自筹，合计每月需美金四百元，已电远方要求供给。望你们也去电说明。”（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处机构》（2）第59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1940年夏，航空队的学习遇到困难。因阿山、和田事件发生，盛世才调走了几架飞机镇压“叛乱”，使航空队学习无法继续。陈潭秋在10月21日发出《关于航空队状况及下一步的处置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电文说：“航空队同志是我们准备将来空军的第一批干部，他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可是一年多来，因技术条件和环境关系，进步很少。……最近他们要求直接写信给中央陈述意见，我已同意。究竟对他们的问题如何处置，希望中央严重讨论一次，给以具体指示……”（引自《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2）第617页）

    当时，航空队学员要求陈潭秋同志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并转达他们的三条要求：一、回延安建立自己的空军抗日；二、参加陆战队抗日；三、赴苏参战。党中央回电：严守纪律，安心学习。（引自《新疆革命史》第93页；《中共党史资料》第25期，第29页）

    当盛世才加紧投靠蒋介石，于1942年7月把航空队逐出督署航空队后，航空队自成体系的搬到了南梁的招待所（归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因先后调出3人，牺牲2人，病退1人，此时航空队有37人。陈潭秋同志来看望航空队员时，告诉他们：“你们37名同志，是党千辛万苦培养出来的第一批航空人才，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目前从新疆送你们返回延安，已经不可能，我已向党中央发电报，请中央尽快与苏联联系，争取把你们送到苏联去，待国内条件成熟后，再接你们回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

    1942年9月初，新疆政局已十分险恶。陈潭秋同志找航空队党支部的新老成员谈话。他在分析形势后说：“党中央批准了你们撤到苏联去继续学习，你们现在可以做走的准备，行李物品尽量少带……我们在新疆的所有人员准备分三批撤走。你们学习航空的同志是第一批，吉合同志同你们一块走，他对苏联的情况熟悉，懂俄语便于接洽。”（见1985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碧血洒天山》）

    此后，陈潭秋同志被抓走，航空队同志也被软禁、监押，与党代表失去了联系。但陈潭秋同志被害前还在关心航空队的同志，曾给他们写信，并嘱托党组织负责人给航空队员每人补助100元生活费。

    1944年冬，航空队的同志们被转押到第二监狱的黑牢后，他们设法与狱中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敌人用严刑毒打，甚至用砍头、枪毙来威胁他们，他们都没有屈服。他们在“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全体无罪释放回延安”的战斗口号鼓舞下，不屈不挠地开展对敌斗争。在党中央的多方营救下，终于在1946年6月  10日，集体释放出狱。于同年7月11日，安全地回到延安。

    这支由红军干部组成的我党第一支航空队，与其他一道返回延安的我党人员，受到了中央领导和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朱德总司令亲自到七里铺迎接，并设宴招待。他高兴地对航空队员们说：“我军在东北缴获了日本不少航空器材，有飞机，有机场，就是缺少驾驶人员和维护人员。你们回来了，就很好嘛！正好发挥骨干作用。”

    7月12日，毛泽东主席来到中央党校驻地看望大家，他与航空队的同志一一握手说：“你们回来了，就是胜利！”“你们都是好同志。”

    1946年8月29日，航空队被召集到八路军总部开会。朱德总司令详细讲述国内形势后说：“延安人称你们为新疆航空队。延安怎么会有新疆航空队呢？名不正言不顺。八路军确实很需要一支航空部队，配合地面部队作战，中央对你们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你们及早恢复技术，参加作战。”“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将新疆回来的航空人员编成一个航空队，暂定名为八路军总部航空队。今天在这里开成立大会。”

    朱总司令宣布：“现在我命令，八路军总部航空队正式成立，任命方子翼为航空队队长，严振刚为航空队政治指导员。”“会后，你们应立即着手做赴东北的准备工作。”

    航空队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进行了编排，把空地勤人员混合编组为三个分队，由方华、陈熙、吕黎平担任分队长。然后，每天集体复习航空理论，锻炼身体，练习行军，为开拔做准备。

    1946年9月20日，八路军总部航空队的方子翼、严镇（严振刚）、吕黎平、陈熙、方华、方槐、夏伯勋、袁彬、安志敏、李奎、黎明、张毅、赵群、刘忠惠、胡子昆、朱火华、金生、周立范、周绍光、丁园、云甫、曹麟辉、王东汉、吴峰、刘子立、刘子宁、陈御风、陈旭、黄思深29人（杨一德、王云清因病住院，推迟出发），和刘善本机组，加上陪送人员共40余人，在八路军总司令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二部等单位代表和从新疆回来的人员近千人的欢送下，离开延安，踏上征途。他们于1947年2月，辗转到达被誉为人民空军“摇篮”的东北老航校后，先后被委以重任，出色地发挥了领导骨干和教学骨干的作用。

    “新疆红军航空队”，作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空地勤配套的航空队，其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是一首红军干部忠诚于党、牢记使命、百折不挠、坚贞不屈、无私奉献的英雄史诗，其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有目共睹，感人肺腑，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三、继“红军航空队”之后成立的“新兵营航空班”在争取进入航空队未果后无奈回撤延安

    1938年10月，由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代培的“红军航空队”飞行班，转入埃尔－5型中级教练机的飞行训练，初级教练机富余了一些，盛世才考虑续办第四期飞行班。中共中央代表邓发考虑，这是可以再送一些人进入督署航空队的好机会，有的可以当教员，有的可以当学员。能当教员的有常乾坤、王弼。

    常乾坤是1926年从广州航校选送苏联学飞行的，王弼是1927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选送学飞机机械的。二人毕业后在苏联空军中服务。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当时在苏联空军军事工程学院深造的常乾坤、王弼，向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请求。获准后，二人于1938年9月抵达迪化。但因盛世才的反对，我党代表送他们进督署航空队担任教官的计划未能实现。

    就在这一年的8月至9月间及以后，我党曾调一批青年干部来新疆，准备作为第二批代培人员进入督署航空队学习。这批干部有郑德、林征、吴元任、周元青、叶远之、李春华、任平等。其中，郑德是中共早期党员，曾于1930年10月进入广东航空学校第五期学习飞行，1932年4月毕业，后来回到延安，这次也被党派到迪化。可是，当中央代表与盛世才协商时，盛世才也拒绝接纳这批干部。

    无奈之下，我党驻新疆代表处只得将以上干部组织起来，在“新兵营”内成立了一个教员训练班，边学习边与盛世才协商。1938年底，曾在苏联学习航空的李凡、王琏、王春回国到迪化后，也编入这个班。1939年5月，在苏联学习航空的刘风回到迪化后，中央代表邓发遂将郑德、李凡、王琏、王春等人抽出来，加上刘风，组成航空训练班。以后，扩大到10多人。林征、吴元任、周元清、叶远之、李春华、任平等也参加了这个航空班。后来从苏联回来的一名朝鲜族青年王天，是准备来新疆学飞行的，也留在了航空班。

    航空班主任由郑德担任，常乾坤和王弼担任航空理论课教员，郑德兼任文化教员，“新兵营”参谋长苏进（红军长征前曾任师长，红军大学训练科长）讲授军事课，“新兵营”政治处主任肖理（即中央迎接西路军五人代表团成员、陈云机要秘书）、邓发机要秘书冯铉讲授联共党史课。陈潭秋同志接任第三任代表后，曾亲自讲授《中国革命》课。

    这个航空训练班，只进行航空理论教育，没有飞机提供基本驾驶技术训练，航空班与俄文班、教员班一样，均属“新兵营”管辖，按“新兵营”的安排进行日常活动。在1939年夏秋季节，航空班就参加了“新兵营”的野营训练和军事演习活动。1940年初，“新兵营”撤回延安时，航空班的林征、吴元任等人也随同东返。

    吴元任曾任东北老航校指导员、空八军副军长、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他回忆说：“1939年，我们一行从延安到新疆去学习航空技术，在那里认识了我党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同志。……当时，我们作为航空班学员在新兵营里学习。不久，我们到迪化（今乌鲁木齐）郊外搞野营训练，潭秋同志具体领导我们进行实战练习。……1940年，潭秋同志报告党中央，决定送我们在新兵营学习的同志返回延安，临行时，潭秋同志作了精心安排，并一直送我们到迪化远郊。”（引自吴元任：《潭秋同志关怀我们“新兵营”战士》载于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回忆陈潭秋》）

    “新兵营”撤走后，航空班与兽医班的大部分人仍留在迪化继续学习，归八路军办事处管理。几个月后，“航空班”有一部分人因执行押送纸车任务回到了延安。据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秘书王韵雪回忆：“记得有一次中央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要潭秋给延安筹措一批白纸，以保证《解放日报》的正常出版。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潭秋接电后，日夜奔走，想了很多办法，终于在苏联的帮助下筹措到了十吨白纸。为了押运这批纸张，潭秋将‘新兵营’航空班留下的约十几位同志（原准备去航空队学习，因被盛世才拒绝而未去成）组织起来，押运纸车回延安。”（引自中共黄冈县委宣传部1980年5月编辑的《陈潭秋》内部资料）

    剩下郑德、常乾坤、王弼等七名航空专业干部及王天，继续争取进入新疆督署航空队。经过交涉，仍未能与盛世才达成协议，于是在1940年11月奉调回延安。

    航空班一行人乘苏联军用汽车到兰州后，经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安排，换乘公共汽车去西安。为了安全，10人（含两名随行者）分成两批上路。第一批人员由郑德带队，含李凡、王春、王天、蔡芬，先一天启程，到达平凉附近被国民党扣押。由王弼牵头的第二批人员，含常乾坤、刘风、王琏和刘某，到达西安后，立即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告郑德等五人被扣押的消息。八路军办事处出面交涉没有结果。后来王天从国民党西安集中营脱身回到延安，大家才知道，郑德、李凡牺牲，王春等不知所终。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人护送，王弼、常乾坤等五人乘延安来的货车，于1940年12月，抵达延安。

    综上所述可知，“新兵营航空班”作为我党第一支航空队的后续分队，为进入新疆督署航空队，进行了一年多的争取等待和航空理论学习。其中有数月参加野营训练和实战演习。其成员与“新兵营”的老成员，即西路军余部红军干部战士有所不同，他们是新增的成员，除郑德外，是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新兵”。眼下有些人竟然把我党第一支航空队说成是“盛世才的航空队”，而把“新兵营航空班”说成是我党在新疆的最早的航空队伍。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偏见之论。

    还有一种说法是：航空训练班是在常乾坤、王弼“亲自负责”、“亲自领导下”的“正宗”的航空队伍。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常乾坤、王弼两位同志，固然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由我党送训的优秀航空骨干，但是他们毕竟是刚回国参军的技术人员，何况常乾坤同志是带着两次失去党组织关系的苦恼来到迪化的。（常在苏联先失掉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之后申请成为苏联共产党预备党员，又因在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党而未能转正为苏共正式党员）。所以在航空训练班期间只是教员，且不能参加党组织活动。回到延安后，经查询黄埔军校党员名单和王世英证明，由中组部批准恢复党籍。为他后来逐步成长为人民空军的高级将领增添了必要条件。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在迪化航空班时就是“亲自领导”的“负责人”。（根据公开文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