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苏参与谈判援建空军的回忆

    据空军早期历史当事人吕黎平回忆：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主席致函周恩来副主席：“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拟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指苏联—引者注）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支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7月11日，周副主席约见刘亚楼同志研究建立空军的问题。

    几天后，我在军委航空局见到刘亚楼同志，他对我说：正要找你，前些时我在远方（指苏联）休养，军委召我回来，周副主席同我谈话说，中央指定我筹划组建空军，准备下月初莫斯科，就请专家、买飞机以及帮助训练飞行员的问题，同苏方谈判。现在刘少奇同志率领的中央代表团正在苏联访问，已就这个问题初步进行交涉，待得到苏方答复后我们就去那里进行具体谈判。你是东北航校的训练处长，调查过东北机场，又在沈阳、天津、北平、南京、上海搞过航空接受工作，加上你是飞行干部，所以我认为王弼、你同我一道担负这项任务比较合适、此事已报中央军委定下来了，你现在要做好两件事：第一，把东北航校培训的空、地勤人员情况，机场、飞机、器材情况和已接收的国民党空军的人员、飞机情况，搞个详细调查统计；第二，怎么组建空军，你准备点意见，比如飞行员选调，如何速成训练，空地勤人员比例等，过后我们找个时间研究一下，以便为军委准备个方案，当好党中央的参谋。

    我按照刘亚楼司令员的指示，在军委航空局用一周时间，着手准备工作、7月27日，刘少奇同志根据党中央26日电报精神，在莫斯科向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等提出：为准备在1年左右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空军战斗部队，参加渡海战斗，解放台湾起见，请苏联方面给予援助；第一，拟向苏联订购雅克式战斗机100-200架、轰炸机40-80架，并配足各项备份机件及日本或德式重磅炸弹；第二，拟请苏联航空学校代我训练空军人员1700名，其中飞行人员1200名，机械人员500名。如便，拟请续办3年。如果同意，1700名学员拟于9月底集中，10月即可动身出国，一切费用当由我们负担偿还；第三，拟请苏联派出高级空军顾问3-5人，于9月来华参加中国空军司令部及航空学校工作；第四，若上述第一、第二项原则同意，拟即派刘亚楼（将任空军司令员）率小型代表团，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前，来苏参加这一计划商谈，并组织1700名学员在苏联学习工作。当日，刘少奇复电党中央；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等同志对我方计划表示赞同。但说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考虑设在中国国内。

    中央收到刘少奇同志复电后，决定我们于8月1日赴苏。刘亚楼司令员把王弼和我找去说，现在要研究以下几个具体问题：国民党空军现在还有多少作战飞机？中央提出请苏联训练的空地勤人员比例是否合适？训练一名能作战的飞行员要飞多长时间？一个航校能训练多少人？需要开办几个航校？办在什么地方有利？我们先拟出一个粗线条方案来供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毛主席参考、于是我便作了如下汇报：第一，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以后，国民党空军有1/3到1/2受创，兵力由8万人减到5万人左右，现尚有P-51型战斗机150-200架，B-24和蚊式轰炸机40-50架，这是我们将来渡海作战的空中作战对象；第二，东北航校从1947年至今共训练飞行员126名，机械员322名，领航员24名，其他保障人员88名，缴获的日、美式各类飞机80架，可参战的约30架，其余只能用于训练飞行；第三，中央提出的请苏联训练飞行员1200名、机械人员500名的比例不切实际，应是飞行人员少，地勤人员多、比例1:2较为合适；第四，一名飞行员要飞150-200小时可达到作战水平，一个航校能训练60名飞行员。因此除现有1所航校外，还要组织5所新航校，速成训练时间10个月到1年，东北、华北地区机场多，交通方便，开办航校有利于速成训练；第五，应从陆军中选调政治条件好，具有高小、初中文化程度，年龄在20岁左右、身体健壮的连排党员干部到航校学习飞行。

    王弼同志就航空理论教育、地勤人员选调条件及航校定点等问题作了补充。刘亚楼司令员听了我们的意见、基本表示赞同，在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探讨以后，组建空军的初步方案便基本形成了。

    31日下午4时，刘亚楼、王弼和我来到中南海等候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接见。朱德总司令先接见了我们。他询问了我们的准备情况，扼要地介绍了当时全国的战场形势。当听了刘亚楼说我们已经训练出了一批自己的飞行员时，高兴地说：“好啊！你们为组建空军培育了第一批种子，我们的空军也会象陆军那样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任重道远，希望你们圆满完成任务。”在谈话中，康克清回来了，她听说我们准备去苏联商谈组建空军的事时高兴地说：多年来就盼望有自已的飞机，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希望你们早点把空军建设好啊！她得知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也要随同出国时，特意找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照片，要她带给在莫斯科学习的女儿朱敏。

    大约5时左右，我们来到周副主席办公室。周副主席太忙，没有要求我们详细汇报，只告诉我们：少奇同志尚在莫斯科等候你们，你们明天出发去哈尔滨，具体出国行程由那里的高岗安排。毛主席要亲自接见你们，同你们详细商谈，我就不多谈了。

    5时半，我们来到毛主席住处，刘亚楼向毛主席介绍说，王弼是30年代在苏联学习过航空机械的工程师，吕黎平是我党选派在新疆学飞行的红军干部。毛主席听后，非常风趣地对刘亚楼说：你在苏联学过地面指挥，你们三个人既有地面指挥员，又有空中驾驶员，还有能设计、修理飞机的工程师，三位一体，难得呀！你们就是将来空军主要成分的缩影吧。说完便交代叶子龙去通知大师傅准备便饭。

    毛主席合上办公桌上的文件，燃起一支香烟，与我们亲切地谈起来，从解放战争谈到两次世界大战，从小米加步枪、现代立体战争谈到建立空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中央的建军方针，恩来同志已经和你们打过招呼了，现在听听你们具体意见，好吗？

    刘亚楼向毛主席作了约半小时的汇报，毛主席一边吸烟，一边仔细在纸上记了一些要点和主要数字，对一些技术性问题还要我们作了详细解释。毛主席问，你们说中央电报提出的设想是飞行员太多了，地面机械人员太少了，飞机数量不够，不能夺取制空权，是不是这个意思？刘亚楼回答“是的”。接着我又将苏联、美国空军的基本编制及构成情况，向毛主席作了简单汇报。毛主席说：你们谈的意见比较符合实际，就以你们的意见作为方案吧。我看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第二，我们经济仍很困难，苏联又不能无偿援助，因此买飞机、购器材、请专家，都要精打细算，现在是贷款建空军，出钱买经验，组建空军是件大事，你们为中央出了好主意，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把空军建设好，至于空军领导机构的组建，飞行人员的选调等问题，我告诉恩来同志着手办理。现在请你们吃顿便饭表示践行，走吧！

    吃饭时，毛主席拿起一瓶葡萄酒，给每人斟满一杯，高兴地说：预祝你们顺利完成任务，为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干杯！

    8月1日上午，我们乘火车经沈阳、长春于4日到达哈尔滨。刘亚楼司令员向当时的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高岗汇报了情况，第二天高岗让我们乘他的专列赴满州里。这是一节特制的柴油机车，设有舒适的小会客室、卧室、洗澡间、餐厅、厨房等，沿途一路绿灯，所有客货列车均为这辆专列让路。行驶速度比从北京到哈尔滨的客车快多了。在满州里车站，我们换乘苏联宽轨列车，到赤塔后，改乘一架美制C-47型飞机（联共中央政治局的专机），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喀山，历时3天，9日方到莫斯科。到莫斯科后，我们在郊外一座疗养院下榻，这是过去沙皇的夏宫，周围有森林湖泊，内部有许多古老的雕塑，还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当时正值夏季，游客很多，但环境清洁，秩序井然，苏联人民的文明风气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

    12日上午，刘少奇和王稼祥同志在住处接见了我们，刘亚楼司令员将临行前毛主席的指示和我们初步考虑的方案向少奇同志作了汇报，刘少奇表示同意，并说：我已同斯大林同志谈妥了，具体计划将由你们同苏联武装力量部会谈商定。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现在建立空军已经晚了，如早一年，空军便可用于解放中国南部的战役。我说，是的，不过现在建立空军还可以用于解放台湾。好，我尽快同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联系，约定会谈时间，原则商定以后，我就要回国了。9月将举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要举行开国大典，我要回去参加。你们有没有带外汇呀？听说我们没带，他便指示给我们1万卢布，作为在苏联期间的活动费用。

    8月13日，刘亚楼、王弼和我随刘少奇、王稼祥，由一名苏军少将军官陪同，来到苏联武装力量部办公大楼，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热情地迎接我们。

    苏方参加会谈的还有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主管训练的空军上将副司令和空军中将训练部长，另有两名女军官负责记录。

    “尊敬的刘少奇同志，现在开始会谈好吗？”双方就坐后，华西列夫斯基很客气地说。“可以开始，元帅同志。”少奇同志答道。

    “我们已得到斯大林元帅的指示，由苏联援助中国建立空军。中国方面的设想和意见可以先谈谈。”

    “好。我们党中央已经决定刘亚楼同志出任空军司令员，现在就由他先谈谈吧。”

    刘亚楼司令员用俄语谈了中国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和意见：一、无论从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直接需要出发，还是从巩固国防战略考虑，中国都需要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空军，希望苏联援助我们，在1年之内建立一支由300-350架飞机组成的空军战斗部队。二、我们在东北长春航空学校已经培训了60名能飞美式P-51、日本“隼式”战斗机和高级运输机的飞行员；还有50余名学员在日式高级教练机上进行训练。这110名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分别为50、100、300小时以上。此外还培训25名领航员，100余名机械人员，300余名气象、仪表、场站人员。接收了沈阳、北平、南京、上海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修理工厂。从日本、国民党空军那里接收起义过来的隼式、P-51、B-24和蚊式飞机共80架，能用于作战的占1/3。这就是我们的现有家底。三、中共中央决定调陆军1个兵团机关作为组建空军机关的架子，现正由武汉北上，8月下旬到达北平。以上就是我们组建空军的初步意见和准备情况。请苏联同志帮助我们拟出一个开办航校、聘请专家、购买飞机和相应设备的具体方案来，以便共同商定。

    王弼补充说：“训练飞行人员与地勤人员比例为1：2，妥否？”

    维尔希宁元帅问：“你们要求组建由300-350架飞机构成的作战部队，根据是什么？歼击机、轰炸机比例如何？哪里机场最多、最便于飞行训练？”

    我回答说：“我们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空军的主要作战对象将是国民党空军的200-250架作战飞机。我们在数量、质量上均应占优势，故提出建300-350架飞机的空军战斗部队。歼、轰比例是否以2：1较为合适。现在，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天津、北平、济南都有可用于训练的机场，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

    少奇同志说：方才他们所谈意见，事先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因而也就是我们党中央的空军建军方案。请元帅同志据此意见拟出具体援助计划。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听了中国同志的方案，我们有了初步依据。为使援助计划搞得更细一些，建议刘亚楼同志和维尔希宁空军元帅再进行一次详细的会谈。草签一份协议，我们报请斯大林同志批准。刘少奇同志，您对会谈程序有何意见？”

    少奇同志说：“我同意，元帅同志，我近日将要回国，今后会谈的问题就由刘亚楼同志全权代表了。”

    维尔希宁空军元帅同刘亚楼商定：次日在苏联空军总部再次举行会谈。

    14日，刘亚楼、王弼和我，到苏联空军总部参加第二轮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人员，除空军总司令维尔希宁元帅外，还有上将副司令、中将训练部长和两位校级军官。他们详细询问了我东北航校训练情况，飞行员技术水平，各类飞机数量，飞机工厂的修理能力，机场面积与完好程度，下一步选用飞行员所拟条件、地勤保证人员的数、质量情况，国民党空军的作战能力以及对地面作战的支援程度等等。我们则了解了苏联空军总部的机构名称，航校的体制编制，训练年限，课目，时间，教练机与战斗机种类，飞机维护修理程式，机场的保障机构与人员编制等。我们感到，除了喷气式飞机性能和某些属于作战指挥的机密项目外，其他内容苏方对我们基本上还是开诚布公，未予保留的。最后维尔希宁元帅说：“好，情况是这样的，双方心理都有了数。你们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所提方案可以实现。具体援助计划我们3天之内提出来，到时再请你们来这里商谈。你们在莫斯科好好休息几天吧。”

    刘亚楼同意维尔希宁元帅的安排。

    18日，我们在苏空军总部举行了第三次会谈。维尔希宁元帅说：“我们认真研究了你们的设想和方案，训练350-400名飞行员，应组建6所航校，其中歼击航校4所，轰炸航校2所。1年速成训练，每个飞行学员在初、中、高级飞机上各飞50-60小时，总共飞行150-180小时即可毕业。前半年使用一个机场，后半年可用两个机场平行训练，你们长春航校是日、美式飞机，须改装训练，否则使用三个国家制造的飞机，型号杂乱，不利于保证训练的进度和质量。中国自己已经训练出的110名飞行员，可编到6所航校去，经半年改装和战斗课目训练，即可组建1个能担负作战任务的混合师（2个歼击团、1个轰炸团）。1年后，6所航校的飞行员全部毕业，又可组建歼击师2个，轰炸师1个（均3团制）。飞机总数可达350—400架。航校训练飞机的配备问题，我们是这样考虑的：每所航校配用雅克—18初级教练机各15架，雅克—11（轰教机“乌特伯”）中级教练机15架，乌拉—9、乌拉—2高级教练机各15架，6所航校共配教练机270架。每所歼机航校配拉—9战斗机30架，每所轰炸航校配杜—2（今译为图—2）轰炸机20架。这样，作战飞机就有160架（歼击机120架、轰炸机40架）。另配运输机4架。第一批援助飞机总数为434架。半年后混合师成立，可从航校抽歼击机80架、轰炸机20架。每校留作战飞机10架，训练可基本不受影响，1年后飞行学员毕业。3个作战师成立时所需飞机数量，建议明年上半年再行会谈商定。

    “专家的数目：每所歼击航校100人，每所轰炸航校120人，有校级军官、飞行教员等飞行干部20人，其他是地勤、理论教员、航医、后勤保障人员。另有少量派驻空军司令部以及组建空降旅的专家，共计878名。”

    “关于保证飞行的相应物资器材（如汽车、油料、充电设备、飞行装备等，）我们亦将如数配备。”

    “以上就是我们制定的援助计划，请贵方研究一下，如果同意就双方签署，以便上报。”

    我们觉得苏方考虑的比较周全，与我们提出的方案基本相符。党中央指示的谈判目的已经达到，刘亚楼司令员向维尔希宁元帅说：“苏联方面所订援助计划，我们表示同意。这是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为此我以代表团的名义，向斯大林元帅、联共中央、苏联政府、苏联武装力量部致以崇高的敬意！对空军元帅同志及由您主持苏军代表团的负责精神和高效率的工作，表示真诚的敬佩和衷心的谢意。有些具体问题，会后可继续磋商，求得解决。关于购买飞机、器材以及聘请专家的各项经费，请按世界通常价格计算，由我国政府核实结算，将来向苏联政府偿还。”

    接着，刘亚楼司令员、维尔希宁元帅分别代表中苏双方在协议上签了字。签字后，维尔希宁提出请我们参观一些名胜地方和航空设施，让我们提出参观项目以便他们安排。对主人的盛情，刘亚楼表示感谢。会谈至此正式结束。自从到达苏联，苏方一直待我们如同上宾。会谈也进行得十分顺利，援助项目比较齐全，这是中苏友谊的体现，也是由于我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我们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的缘故。刘亚楼对此感触甚深。我们亦都有同感。

    草签协议后，我们向党中央发电报汇报了会谈情况及协议的内容，建议加速筹建工作。刘亚楼司令员说：根据他过去在苏联办事的经验，苏联政府批准援助计划，至少还得两个月。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抓紧做些参观考察工作，以便更多地积累经验。于是我们便拟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参观考察项目单，包括：空军司令部、飞行航校、航空工程学院、飞机制造厂、飞行部队基地等。

    在莫斯科以西100多公里的一个空军基地，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米格—15型喷气式歼击机。主人对我们说：这个机场，这种飞机目前都是对外严格保密的，唯一的例外，便是对你们几位中国高级军官了。此话之意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座舱里询问了升限、航速、炮火威力、射速及有关这种飞机的战斗性能。主人没有完全如实相告，我们也就不便追问了。接着我们观看了米格—15的飞行情况。这种飞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战斗机。

    参观完飞行部队，我们便飞往哈尔科夫城郊参观航校。我们开办航空学校时是飞行和地勤人员同校训练，而这里则专门培训飞行学员（训练两年），地勤学员另有专门学校培训。1951年后我们便参照苏联模式改组了我国空军航校体系，空、地人员分开训练。

    苏联空军总部的体制是横宽纵短，编制精干，没有闲人。空军司令和参谋长直接管辖的部门很多。每个部门都职责分明，没有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的现象。部队体制也是这样。我们还请空军总部的同志给我们上了一些课。通过较系统的考察学习，我们收获是不少的。但苏联空军有些制度与做法我们不能效仿，比如苏军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实行一长制等。

    在考察学习间隙，我们还参观了红场列宁墓、列宁故居、克里姆林宫、地下铁道、马戏团等。

    在苏联期间，刘亚楼司令员问王弼，在大革命或内战时期，中国还有没有人来苏联学习航空？王弼回忆了一下，说有，好像是位湖南的同志，叫唐铎。我们便提请苏方协助查寻。过了两天，陪同我们的舍洛夫少校回复说，有此人，还健在，3天后可来和你们会面。唐铎按时来了，当时他在乌拉尔山脉以东的一个苏联空军航校任少校军械教员，是卫国战争时期从莫斯科撤退到那里去的。他虽已加入苏联国籍，也有了眷属子女，但仍想回国参加中国的空军建设。我们回国后报告了中央，经同苏联交涉，唐铎于新中国成立后回到了祖国，担任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系主任。

    1949年10月1日，我们在中国大使馆筹备处同戈宝权、徐介藩等一起欢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国庆。参加欢庆会的还有张爱萍同志，他是前几天到达莫斯科谈判的，请苏联海军援助我国建立海军问题的。

    10月5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告诉我们，援助中国建立空军的协议书，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已经批准了，我向你们表示祝贺。苏联第一批专家23人已经集中，很快就要出发去中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你们就可以乘飞机飞到赤塔，然后改乘火车回国了。

    刘亚楼司令员热情地向华西列夫斯基和维尔希宁元帅表示了最诚挚的谢意，然后，又在苏联空军司令部同苏联派驻中国的第一任空军顾问普鲁特科夫少将见了面，刘亚楼热烈欢迎他到中国来。

    10月6日，中共中央电告刘亚楼：与友方谈的一切计划都很好，中央完全同意。第二天，我们启程回国，16日回到了北京，组建空军的工作就按计划全面紧张的展开了。

    揭开我党历史上第一支航空队的神秘面纱

    王有生（空军史学专家）：1937年冬至1938年春，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借巢育鹰，利用与新疆督办盛世才的统战关系，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中，选派43名红军干部，进入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飞行班和机械班学习。“这是一支特殊的学员队伍，它是存在于盛世才航空队中的‘红军航空队’，后来被习惯称为‘新疆航空队’。”（引自王定烈主编《当代中国空军》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

    这批红军骨干，大多数是营、团干部，还有师职干部。他们淡泊名利，勇于攻克难关，经过四年多的刻苦学习训练，系统地掌握了苏制乌－2型、埃尔－5型、伊－15型、伊－16型飞机的驾驶作战、维护技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空地勤配套的航空队伍。

    盛世才公开投靠蒋介石后，这批航空队员被软禁、关押，备受摧残折磨。但他们信仰坚定、大义凛然，并在狱中坚持学习革命理论和航空知识。后经党中央多方营救，这批航空队员历尽艰险，有31人于1946年7月回到延安。未回延安者12人，其中在校期间停学调离者3人；因事故牺牲者2人；病故者2人；在软禁期间逃离者2人；在监狱期间单独释放者3人。

    集体回到延安的15名飞行员和16名机械员，经中央军委决定组成“八路军总部航空队”。继而辗转数月奔赴东北，于1947年2月到达老航校，担任了多种重要职务，增强了老航校的领导和教学力量。

    在人民空军成立前后，这批航空队员中，有3人担任了军委航空局的处长；有1人担任了首个军区航空处的处长；有2人参加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驾机飞过了天安门；有4人在首批六所航校中担任了校长；有3人在首支航空兵部队“第四混成旅”中担任首任团长（共有四个团）；有1人担任了第一个航空兵师的师长，并率部五次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功勋卓著；有17人先后走上军以上领导岗位；有8人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我党精心培养的这支航空队伍，确实发挥了“红色空军种子”的关键作用，为人民空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眸人民空军成长的辉煌之路，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代代空军官兵一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薪火相传，接力前进。人民空军在艰难岁月中砥砺而生，在残酷的战争中浴血而立，在国土防空中亮剑成长，在转型建设中勇立潮头，在“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程中升华而成的献身使命、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正是传承了包括“新疆红军航空队”优良传统在内的“红色基因”。

    “新疆红军航空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并为我们留下了“中共第一支航空队”的历史轨迹和真实记录。

    一、“新疆红军航空队”是由我党亲自组建的第一支航空队伍

    我党对组建“新疆红军航空队”高度重视，亲自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

    1937年5月，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从新疆星星峡把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援接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组织他们投入了文化知识和特种兵技术的学习。

    左支队是西路军唯一保存下来未被打散的部队。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云同志请示党中央批准，在组织整顿中取消了“红西路军左支队”的番号，将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下辖四个建制大队，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一律以“新兵营”的名称出现。

    “新兵营”实际成了我军最早的一所训练特种兵技术干部的学校。当时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无法解决现代化武器装备问题。由陈云同志提议，党中央决定利用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使新疆成为党培养和训练特种兵军事技术干部的基地。“新兵营”就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7年秋，陈云同志深邃的目光投向了蔚蓝色的天空。他筹谋大计，决心设法打开“立体化”这扇大门。他在西路军总支队部召开的干部会上明确提出：“我们党想建立一支航空队伍，没有飞机，可以先把干部培养起来，今后有了飞机，使用起来就有人有技术。”他还说：“我想，我们可以利用新疆的环境条件，借用盛世才的航空队，为我们党培养一支既会驾驶飞机，又会维护飞机的航空队伍。”

    当时，新疆督办盛世才，在获得苏联大量援助和共产党人的多方帮助后，巩固了他在新疆的政权，实行进步的“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一阵线，因此，陈云同志“借鸡孵卵”的计划，是十分可行的重要举措。

    1937年10月22日，陈云、滕代远，向党中央发出电报请示：“西路军余部430人，抵迪已有五月余，仅以本身力量进行中文、算术、常识、军事、政治的训练，进步虽有，而新武器没有学习，多次要求赴苏学习，未得到国际批准。”“现要求护送皮衣回陕北上前线抗日，否则，即准备全部分到迪化学习飞机、铁甲、汽车、炮兵和骑兵。”

    10月25日，毛泽东、张闻天回电：“同意将四方面军人员分配到迪化各学校去学习新技术。”

    陈云同志随即在“新兵营”开展选拔工作，初选了30名年龄在18-25岁、身体健康的青年干部，准备学习航空技术。

    1937年11月29日，陈云同志回到延安后，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了派人到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的意见，很快得到了批准，毛主席赞扬说：“陈云同志为我党办了件大好事啊！我看这件事由你具体负责，人员么，可以分别从迪化新兵营、延安抗大和摩托学校物色么！”

    就这样，陈云同志在延安亲自参加考核；中共中央驻新疆第二任代表邓发，在迪化找初选人员逐一谈话；最后，共在两地的红军干部中挑选了44名航空学员。

    1938年1月6日，陈云同志特地把即将前往迪化的19名航空学员叫到他住的窑洞里，亲切的嘱咐他们说：“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有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要搞好团结，遵守纪律，保持党的荣誉。”（林虎主编《空军史》11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1938年2月7日，新兵营选出的学员进入新疆督署航空队前夕，中央代表邓发讲话送行。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航空队，今天就算正式成立了。”并提出，要学好技术，要遵守纪律，不要对外公开等具体要求，邓发同志明确了组织关系：“航空队由中央驻新疆代表直接领导。”（见载于多种专著史料）

    2月20日，延安来的学员到达迪化“新兵营”。除了一人身体不合格外，18名学员与迪化的25名学员，混合编班。其中25人学习飞行技术，18人学习机械维护技术。这43名学员来自红军的各个部队，其中，原红一方面军的有16人，原红二方面军的有两人，原红四方面军的有24人，原红25军的有1人，这43名红军干部，都是经过长征保留下来的革命骨干。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要求下，在陈云同志的精心组织下，选拔各方面军的代表，组成我党的第一支航空队，体现了全军奋斗，共创红色飞行师的精神。当时，在新疆工作的同志，把这支队伍称为“红军航空队”。

    参加飞行班学习的25名红军干部是：吕黎平（班长）、方华、方槐、方子翼、刘忠惠、安志敏、杨一德、李奎、张毅、陈熙、胡子昆、赵群、袁彬、夏伯勋、黎明、汪德祥、谢奇光、邓明、龚廷寿、余天照、杨光瑶、王聚奎、彭浩、黄明煌、王东汉。

    参加机械班的18名红军干部是：严振刚（班长）、丁园、云甫、王云清、朱火华、刘子立、刘子宁、吴峰、陈旭、陈御风、金生、周立范、周绍光、黄思深、曹麟辉、彭仁发、吴茂林、余志强。

    中央代表邓发把43名学员分在飞行班和机械班后，还宣布：两个班建立一个党支部，由吕黎平担任支部书记。从此，这支特殊的学员队伍，即存在于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中的“红军航空队”，作为一个战斗集体，进行了四年多的刻苦学习训练。在被盛世才逐出新疆督署航空队后，又自成体系的作为一个战斗集体，进行了四年的狱中斗争和学习，直至被党中央多方营救返回延安。